一九五0至一九七0年代是香港都市發展的重要時期。本文探討這段時期小說在都市發展、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影響下的特點‧在都市的現代化和工業化之下,除了都市的繁榮外,都市中傳媒事業的蓬勃為文學提供了有利的因素。 儘管也有人批評香港的文學空間過於依賴大眾文化,然而香港作家卻有他們的 適應力,把這種局限轉變為小說的特點。這些是本文探討的問題。另外,香港作家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吸納在閱讀和表現都市方面開拓了新的角度和方法。七0年代本土意識的萌芽和成長,使作家關懷本土, 以新的角度閱讀都市,並通 過寫作表達對都市的認同和建立以都市為主的主體意識。都市發展、現代主義和本土意識,三者相互影響,而不同的作家有各自獨特的角度和觀察。本文選取不同時期的幾位作家,包括李維陵、劉以鬯、崑南、西西和也斯為例,具體分析他們對都市不同的閱讀和表述。

金庸武俠小說崛起於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旋即引起追讀熱潮。時至今日，它在海內外的學術界、傳播媒介依然享有巨大的號召力，秘密是甚麼呢？ 金庸小說作為一種敘事文學，小說本身的敘事手法必然是很值得探討的課題。這篇論文就是從情節和人物的安排入手，研究金庸小說的敘事特色。 分析工具是俄國文學理論家普羅普（Vladimir Propp）的「童話功能」。他在《民間故事形態學》（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中，用一百個俄國童話作例子，證明俄國童話的內容儘管變化多端，但都是由三十一個功能按固定次序排列而成。此外，圍繞七組不同的功能，他又發現了七組人物。本文選取了金庸的八部長篇小說作研究對象，用普羅普的方法研究金庸小說的敘事特色。 論文分四個部分。第一章是緒論篇：先劃定研究的範圍，再探討武俠小說和童話的關係，然後概述普羅普的理論和學界對它的評價。第二章是應用篇：參照普羅普的理論，為八部小說勾勒可供比較的功能序列，並把主要的角色分成七類人物。第三章 是分析篇：分析功能的排列方式，並統計功能的出現次數，從而找出小說情節的基本結構和獨特趣味；另外，就上一章的人物分類，闡釋七種人物的異同。第四章是結論篇：最後就以上分析總結金庸小說的敘事手法，初步探討它吸引大量讀者的某些原因。 本論文希望排除個人的價值趣味和作品以外的社會因素，踏實、客觀地透視金庸小說的敘事特色，期望能成為金學研究的有機部分。

香港文學是學者近年的研究重點，而隨著香港與上海的「雙城」概念在近 年受到學者的關注，將香港文學跟上海文學作出比較的文章也不少，卻鮮有人 研究香港文學跟上海文學之間的關係。事實上，香港與上海從五四以來就有頗密切的接觸，上海的新文學很容易傳到香港去，並對香港文壇產生影響。尤其 在1949 年後，大量人口從內地遷進香港，上海的文化人才更加直接流入香港，並嘗試在香港繼續發展於內地時的文學工作，包括文學創作、報章和雜誌的編輯工作等。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擁有文學發展相對上有利的條件，尤其在比較自由、穩定的政治環境底下，可以容納任何政治背景和立場的文人。因此，不同背景的上海作家來港後，都有機會發展他們的文學工作，甚至為香港帶來有別於五四主流的文學風格和看法。不過，對於上海作家來說，香港跟上海始終是兩個不同的城市，他們帶著各自的經歷和期望到來，必須面對來港後各方面的轉變。他們對都市的看法、對香港的感受，都一一表現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 本文在眾多上海作家裡集中於葉靈鳳、劉以鬯、馬朗和徐訏這四位在香港文學史中成就最為顯著的作家，研究他們的文學歷程、文學作品和報章、雜誌等編輯工作，以了解香港對他們的文學生涯有何影響，他們又如何在香港延續他們在上海時所作的文學工作。

唐代詩人韋應物雖在文學史上有一定地位，但歷來對他的研究卻一直欠全面。近年有關韋應物其人其詩的專論漸多，但部份論者囿於傳統分期之說，以至討論有所偏頗；亦有論者側重於詩人某些特質，或因循白居易「頗近興諷」 之論，強調詩人的諷喻詩；或從「王孟韋柳」淡雅之說，獨論詩人的閑適詩， 雖時有高見，然既未能綜合各類詩來分析、討論，又未與其生平、思想、性格配合來互相闡發。詩人今存詩五百餘首，數量甚多，實難以一言以蔽之。今人林水檺以「相當複雜」來形容韋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可謂非常有見地。本文關注韋應物不同風格的詩作之間的關係，希望經梳理後對他的創作歷程和詩風特徵作一全面的探討。 韋應物詩的內容風格雖然多樣化，但主題顯明突出，本文分析有三種；第一種針對時局而生興諷，詩人着眼現實，表現出激越的情緒。第二種往事追憶， 詩人通過不斷的精神回溯，試圖為苦悶的現實尋找出路。第三種居官如隱，詩人兼容身處的繁囂塵網與內心的清靜幽境為一體。以上三種主題發展出三類揉合韋應物獨特性情和生活經驗的詩歌作品：興諷詩、追憶詩和吏隱詩。本文將探討主題、作品和詩人的關係，希望研究出推動詩人用詩來興諷、追憶和兼容身心為一所的力量。 本文將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韋應物研究概況、研究動機和方法；第二章：韋應物生平略述；第三章：興諷詩分析。第四章：追憶詩分析，此章分為兩節，第一節討論詩人追憶開元盛世並且力求擺脫現實困逼的追憶作品；第二節探討詩人無特定追憶對象但反映長期處於不滿和苦悶狀態的追憶作品。第五章：吏隱詩――詩人對仕宦的態度和天性澹泊融合的結果。第六章：總結。

自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專章討論錢鍾書（1910-1998）和張愛玲 （1921-1995）的小說後，不少學者對二人小說的藝術手法、主題、意識形態、以及修辭等各方面都作過深入的探討；但是，真正把他們的作品作為「語料」 看待，並嘗試從語言角度討論的論著並不多。故此，本文嘗試以風格學（Stylistics） 考察二人使用語言的習慣，務求呈現他們小說作品的「風格」（Style）。 眾所周知，錢鍾書和張愛玲的語言可說「獨步文壇」。因此，本文的寫作目的有三：（1）通過語法和修辭技巧的描述，呈現二人遣詞用字的習慣；（2）了解二人風格迥異的原因；（3）比較二人在比喻、對話、人物描寫等方面的異同。 本文以語言學理論為考察的準則，論文以分析、比較、歸納、演繹、引例等論證方法撰寫。本文共分五章： （一） 導論：說明研究動機和研究範圍。另外，理論基礎、研究方法和準則，以及「言語風格」、「語言風格」、「風格學」的定義，也包括在這部分。 （二） 錢鍾書語言風格研究：細析錢氏小說遣詞用字的特色，包括「語音手段」、「悖詞」（oxymoron）、「同異」、「仿詞」、「仿格」、「拆詞」、 「別解」、「疊現」、「誇張」、「引用」等修辭手法分析；而錢氏小說裏複句的特點，以及「歐化現象」，也是本章的討論範圍。 （三） 張愛玲語言風格研究：分析她作品裏的「顏色詞」、「象聲詞」、「疊 用字詞」的語法特色。她小說裏「古典小說詞匯」、「文語成分」、 詞尾「然」的考察，以及「歐化現象」也會在本章討論。 （四） 錢鍾書與張愛玲合論：從三方面比較二人的小說語言：（1）比喻。 涉及兩者比喻的結構形式，也會討論到他們用喻的獨特性；（2） 人物描寫的語言。考察二人描寫小說人物的行文習慣；（3）對話。 分析二人小說人物對話的特色和功能。 （五） 結論：總結二人的語法手段及效果，並根據前三章的研究，分析二人通過甚麼語法手段而產生他們的迥然不同的個人風格。

魯迅《故事新編》開創了現當代故事新編小說的先河，亦為後世有關此文類的創作奠下了穩固的基礎，在文學史上形成了重要的流派，其重要性與獨立創作一樣應得到重視。 本論文以神話與文學的研究方式為基礎，研究神話傳說類故事新編小說在 當代作家的創作下如何表現出創新意義。本論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主要探討神話傳說類故事新編小說的特質，以釐定本文的研究範圍；第二章是對神話傳 說類故事新編小說在現當代的發展作概觀式介紹，以及顯示個別作家在故事新編創作上的貢獻；第三章是神話類故事新編小說研究，本文選取五個有關神話人物的改編文本(馬彬〈神農〉、劉以鬯〈盤古與黑〉、董啟章《少年神農》、李 碧華〈嫦娥〉和葉兆言《后羿》)，探討作家如何改變神話人物的形象，以達到新編的效果；第四章是白蛇傳故事的故事新編研究，本文以人妖戀的角度，研究不同文本(劉以鬯〈蛇〉、孔慧怡〈雷峰塔〉、李碧華《青蛇》、和李銳及蔣韻 《人間》)對傳說的新編方式，如何表現出故事新編獨特的一面；第五章是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新編研究，本文疏理出傳說忠貞愛情形象，並以此為基礎， 比較不同文本(張恨水《梁山伯與祝英台》、李碧華〈梁山伯自白書〉及〈祝英 台自白書〉、孔慧怡〈梁祝無恨〉和李馮〈梁〉及〈祝〉)對愛情主題的重新演繹；第六章則以文體討論的形式為基礎肯定故事新編小說的價值作結。

自古至今，疾病是文學反覆吟誦的母題。香港文學發展至今，以精神疾病作為敘事對象的作品不勝枚舉。九十年代以後的精神疾病書寫，更呈現一種眾聲喧嘩（Hetroglossia）的狀態。 疾病作為時代苦悶的象徵，是展示社會面貌及人文精神的重要表述符號， 因而在文學的主題表現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精神疾病的敘事更以心靈為文本，逼視個人或社會的病態。審視兩岸三地文學發展的脈絡，在現代主義的熱潮薰陶，及社會動盪的政局與經濟發展下，精神疾病書寫的文學形式便應運而生。作家為精神疾病披上藝術的外衣，形塑扭曲的人文及都市的多維面貌，為小說提供種種歧義的解讀，增加作品闡釋的空間與美學價值。可惜到目前為止， 香港文學對精神疾病敘事的研究並不足夠。 因此，本論文以1990-2010 年間發表及出版，並以精神疾病為敘事主題的香港短篇小說作為研究對象， 結合精神病學的醫學研究成果及敘事學 （Narratology）的相關論述，以精神疾病的敘事作用作為研究框架，從「個人」 和「社會」兩個層面為切入點，分析精神疾病之於文學主題的敘事作用。最後， 探討作家如何透過（集體）書寫精神疾病，反映出香港九十年代至今的時代性， 及形塑出香港都市支離破碎、浮動而不穩定的形象，從而肯定精神疾病書寫對於香港文學的價值。

在為冷戰陰雲籠罩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因特殊的殖民政策而游離於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威權政治之外，其文學藝術紮根的土壤可謂貧瘠卻又豐富。放逐於政治意識形態邊緣的香港文學，不但兀自生長出不同於中國現代文學敘事傳統的城市文學，更在此一失落與追尋中逐漸完成一套極富特色的文學/ 藝術敘述模式。而這套敘述模式的起點，正始於五、六十年代風行一時的現代主義思潮與文學實踐。 以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為視點，不只是以該社團為一文學場域探索其運作與香港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發生、發展之關係，更旨在以這一社團整體訴求為經，以每個個體於社團活動前後之不同境遇、經歷及創作為緯，編織第一代本土作家以來，「現代主義」與香港文學建構的譜系。在釐清協會成員的早期活動、人事往來和知識結構之後，本文先以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最為矚目的成就——理論批評入手，試從香港的報刊生態闡釋這一批評論在文學理論貢獻之外更為重要的社會、文化及文體意義，並以存在主義思潮為例深入探討此類評論的傳播效果。後半部分則由具體文本入手，包括各種文體的文學及繪畫作品。 首先探討「香港現代主義文學」與都市文化的密切關係，在逐漸本土化的敘述中「東方」的意義及其表現，以及詩與畫之間的跨媒介創作的特點。而後進一 步以崑南及蔡炎培的創作為對象縷析這一代作家的浪漫精神及其時代意義。

洪水，是世界性的神話、傳說母題，中國自古水患頻繁，其中漢族產生大量洪水神話和傳說。鯀禹治水神話和陷湖傳說仍然傳頌至今。 受萬物有靈觀念和動物崇拜影響，人類將動物神格化、形象化，創造大量神異動物。洪水神話傳說中的神異動物擁有怪誕外形和神秘力量，能夠掌治洪災，體現先民的豐富想像和對力量的崇拜。神異動物與人類的互動關係象徵性地展現人類對洪水態度的兩個面向：鯀禹治水神話中全獸形和半人獸形的神祇擔當人類英雄治水的強敵或助力，百靈護佑的禹征伐神異動物反映人類反抗自然的積極精神。陷湖傳說中洪水是神異動物對人類的懲罰，包括報應、報答、報恩三方面的果報概念，呈現神異動物較為人性化的面貌。陷湖傳說中人類不能亦不會逃過洪水，顯示人類無法違背命運的宿命意識，強調神異動物的權威性。除了強烈的宗教意識，陷湖傳說呈現惡者遭殃善者得救的對立，具懲惡揚善的教化作用。陷湖傳說的道德意識結民間信仰，加強傳說的阻嚇性。 歷代的神話和傳說中神異動物以不同形態反覆出現，呈現與人類的不同關係，神異動物在洪水母題中的意義卻未有專門討論。本論文從變形、主題、二元結構三個方面，分析神異動物在鯀禹治水神話和陷湖傳說中扮演的角色及顯示的意義，探討當中的漢族文化思維。

《紅樓夢》是張愛玲畢生寫作的繆思。在不同的創作階段，《紅樓夢》所奉於張愛玲的靈感是有所差別的。重讀《紅樓夢》是張愛玲離滬後第二個創作生命的重要經驗，對照其心路歷程與書寫經驗，形成一種新的文學視域和價值尺度。 1977 年出版的《紅樓夢魘》，以不同版本為參照，「改寫」面貌始終是張氏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張愛玲自身也在不斷重寫、改寫自己的作品，《紅樓夢》考據給予她重寫生命的養分和動力。透過關涉文學評述與創作的微妙互動，可觀察到張愛玲藉由對《紅樓夢》的思考與推測，内化為自己的改寫意識，形諸創作當中。離滬後張氏因應文化場域的轉變，「改寫」又可以說是夾雜對生存與聲譽的擔憂，權衡寫作技法與政治禁忌的兩難之下，所作出的適應與妥協。本文擬以《紅樓夢魘》為觀察視角審顧張氏作品的改寫面貌和改寫策略，並探討其改寫因由與改寫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