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清華大學獲校友捐贈一批從香港購入的戰國楚竹簡，總數2500 餘支。這批楚簡有古籍六十四篇，內容多與經、史有關，當中包括散佚已久的古文《尚書》，具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自這批竹簡入藏至今，整理者已刊行三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2011 年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二輯所公布的一篇名為《繫年》的佚籍。《繫年》為體裁類似後世之紀事本末體史書，所記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戰國前期。由於《繫年》所記部份史事不見於傳世文獻，或與傳世文獻有所出入，可以補充和訂正傳世文獻，尤其與《春秋》經傳具有可比性，故此有很重要的歷史和文獻研究價值。 本文從敍事例體、史料、虛詞等方面考察《繫年》，再與《左傳》等傳世文獻、出土文獻作比對，從而分析《繫年》的時代和地域特徵、取材和編撰過程。此外，《繫年》與《左傳》存在不少重文，本文以《繫年》與傳世文獻的重文作逐一比對，分析其來源、敘述方式的差異，有助認清各史書的取材和敘述特點，並討論《左傳》、《繫年》的成書。

本論文旨在探討冷戰體制下魯迅思想在台、港兩地的傳播與演繹。論文主要處理三個問題:第一，這些人的魯迅論述如何與冷戰與國民黨反共體制縫合。第二，魯迅思想如何置入大一統的文化架構中。第三，海外魯迅論述如何逆反中國或於海外在地演繹。論文共分成六個章節： 第一章先概述冷戰體制與華語語系文學概念，並整理現今魯迅文化史的研究狀況。透過系譜化魯迅研究來理解百年來的研究成果，並且提出在冷戰體制架構解讀台港兩地魯迅思想傳播與演繹的可能。 第二章則以蘇雪林為論述焦點，討論蘇從擁魯走向反魯的轉折，以及在台灣創造怎樣的魯迅形象。而她的激進反魯言論又是如何影響台港兩地，而這之中又與台、港的社會情形的差異有怎樣的關係，並造成兩地文化人的反彈。 第三章討論台、港的兩本魯迅傳記，在「人的魯迅」的共識上創造出不同的魯迅形象。鄭學稼的《魯迅正傳》的兩個版本，在不同的時代氛圍下有大幅的更動，以符合時代的現況。曹聚仁的《魯迅評傳》某程度是為了反對鄭學稼言論而寫，將魯迅形塑為永遠的反叛者與民族主義立場作家，所反映的是個人對海峽兩岸分治的看法。 第四章討論台、港、美三地的現代文學史。夏志清的《現代小說史》以西方美學標準審視魯迅的作品，成為西方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強調的中國特性以及去政治的美學觀，反映對兩岸政治體制介入文學的反感。劉心皇的《現代文學史話》表現出個人礙於體制的監控，而迂迴表述對魯迅的看法。 第五章則梳理夏濟安、李歐梵一脈的魯迅研究，並比較夏濟安與舒蕪《野草》解讀之異同。這一脈的魯迅研究更為注重魯迅的心靈反覆、矛盾，以及其創作的象徵與隱喻，呈現精神意涵與創作技巧並重的研究。這一流派的研究在1980年代以後被介紹回中國，影響了中國新時期的魯迅研究方向，成為當前魯迅研究重要的一支。 第六章結論部分，先整理冷戰體制下台港魯迅研究的三大問題，並且嘗試以東亞視域來了解魯迅研究的跨國交流。

劉台拱（1751-1805），字端臨，揚州寶應人，清乾嘉時期著名學者。早年習治理學，後與汪中、王念孫、段玉裁等人交遊論學，確立樸學治經方向，成為揚州學派中堅人物。本文擇取端臨學術為研究對象，論文內容計有以下數端：一、後世學者所記端臨傳世著述，或卷書有異，或篇名不同。其《儀禮補疏》為畢生精力所萃，然終未見成書。故考端臨著述之刊刻過程及著寫《儀禮補疏》之始末；二、端臨所著《論語駢枝》世譽精闢，且對劉寳楠、恭冕父子《論語正義》有直接影響。本文將詳論此書，以窺端臨論語學之要義、經學之梗概；三、端臨於經史百家，皆有涉獵，僅憑《駢枝》，無法盡見其學術大體。故又擇《經傳小記》、《荀子補注》等卷進行考證，以論端臨禮學、小學、史學、理學中的考據、義理面貌；四、誦讀文章，須知人論世。本文將以文獻史料為基礎，尤重書信、文集，敘述乾嘉時期不同學術陣營之學者（如汪中、翁方綱、章學誠等）與端臨交往論學之經過，從而考察端臨學術歷程之轉變與發展；五、揚州寶應乃清初理學重鎮，曾出朱澤澐、王懋竑等朱子學大家。端臨受家學及鄉學薰陶，精於理學。後受京城漢學氛圍影響，始重考據。舊說多以棄宋就漢為論，總結其學。然端臨對漢學、宋學之態度，實非如此簡單，值得考辨；六、乾嘉時期學術論辯、漢宋之爭等議題，受到以往學術界重視。本文將以端臨個案作為切入點，從此一未為關注之新視角，對乾嘉學術思想作出區別以往之詮釋。

張彝宣，一名大復，明末清初戲曲作家。現存九部傳奇，包括：《醉菩提》、《海潮音》、《釣魚船》、《吉祥兆》、《金剛鳳》、《讀書聲》、《快活三》、《紫瓊瑤》和《雙福壽》。是次研究期望達到兩個目標，一是評定張彝宣劇作的文學價值，二是衡量張彝宣劇作的戲臺演出價值。本文研究方法包括：排場關目分析、喜劇元素分析、行當角色分析、情節編排分析、主題思想分析等。 論文分七章：第一章為研究概況。第二章至第六章分論劇作。第二章討論《紫瓊瑤》與《雙福壽》的排場藝術，分兩部份：第一部份分析單齣排場。第二部份討論腳色人物的調配、關目情節與劇本體製的設計乃至內場與外場的配合。第三章討論《快活三》與《讀書聲》的民間娛樂色彩，分四層面：一、「娛樂」主旨、二、喜劇人物塑造、三、關目技巧、四、插科打諢的喜劇效果。第四章：《海潮音》與《醉菩提》佛教人物的臺上示現，包括妙善觀音與濟公和尚的形象改造，重要的是分析「因緣果報應」和「通神」的主題思想及其舞臺效應和濟公的玩世因緣。第五章討論《吉祥兆》與《金剛鳳》的敘事程式。第六章討論《釣魚船》對《西遊記》的改編及其意義，特別研究劉全夫妻之恩情重義及其意義。第七章是總結。

本文以李商隱詠物詩作研究對象，探討詩中的語言風格。從聲母、聲調、詞彙三方面，論述其詠物詩之語言特色如何形成義山詩的風格。語言是人類溝通的工具。年代愈遠，我們愈難分辨不同文學作品的差異。文藝上的感受還比較容易理出頭緒，但語言運用上，如果沒有深入研究，讀者難以僅憑閱讀便確知古典作家的語用習慣。本文分析詩中音韻特色時，借鑑語言風格學的方法，統計李商隱的語用習慣。 根據本文的分析，可以確知有以下幾項結果﹕在音韻上，李商隱詠物詩偏好用牙音與喉音字，與他徘徊低吟，纏綿綺艷的詩風有一定的關係。李商隱有刻意使用頭韻的效果來加強詩歌的韻律美感。總體而言，頭韻效果都可以加深讀者對詩句的印象，而部分頭韻用例亦有其他不同的文學功能，可分四類﹕（一）襯托，（二）借聲擬情，（三）使詩的語音結構與語義結構不同，（四）突顯題旨。聲調上，義山詠物詩喜在五言對句第三字作入聲，形成「頓挫」的音韻風格。詞彙上，義山詠物詩的季節詞彙可以創造出具體化的抒情空間，幫助李商隱抒發情感。當他在詩歌上點明時節，其情感一般是限定在某一類特殊的情感上，如﹕傷別、歸思。最後，李商隱詠物詩的季節詞彙多為偏正詞組，形成其詩設色穠麗的風格特點。

劉以鬯曾指出「和平文藝」作家（即「和平文人」）對1949年後的香港文學的影響是重要的關鍵。1949年的政治變動吸引了左派文人北上，而歐陽天、徐訏、易文和劉以鬯等四位「和平文人」卻南來香港。一九五、六〇年代香港的報紙副刊地位特殊，南來文人就以報紙副刊作為文學作品的主要發表園地。四位作家也不例外，最擅長的謀生技能主要是創作和編輯報章副刊或雜誌，又或是二者兼之。《星島晚報》副刊「星晚」是他們初到香港的主要發表園地，作品的文學性較強，此副刊更是五、六〇年代香港文壇一個重要而目前未有充份研究的文藝園地。和平文人是南來文人的其中一群，他們筆下呈現了「香港」的某個側面，值得追問的是，他們筆下的「香港」為何如此，由此探討他們的心態。 一九五、六〇年代副刊的連載小說是結集成書和改編成電影的前置文本，在報刊、出版業、電影業三個香港文化產業中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連載小說雖有廣泛傳閱的優長，同時也有文類特點的限制，與結集作品要求小說內容的整體性產生衝突，作家或會在結集時加以修訂。另一方面，當時的文學作品被改編為電影的情況非常普遍。原著作家或會參與電影製作，工作跨越了不同的媒介；更有作家在跨界工作後，汲取電影拍攝技巧，運用於自己的文學創作中。四位作家在《星島晚報•星晚》的連載小說具跨界特點，是研究當時文化產業的重要例子。 本文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問題： 一、和平文人在《星島晚報•星晚》上連載了不少作品，當中所呈現的一九五、六〇年代香港社會的面貌是怎樣的？ 二、和平文人的連載作品透現出他們怎樣的心態？ 三、和平文人的連載作品是小說結集與電影改編的前置文本，與當時報業以外的文化產業（主要是出版業和電影業）組成了緊密的生產線，然則，連載小說與這些文化產業的互動情況具體如何？ 若要勾勒一九五、六〇年代的香港文壇面貌，必須兼顧作家、作品及刊登園地等三方面。本文以《星島晚報•星晚》為園地，以歐陽天、徐訏、易文和劉以鬯作為研究對象，以連載小說為焦點，勾勒當時的文學面貌，對作品及文化背景深入研究。

延安時期，婚戀問題作為與農村傳統習俗對抗的焦點，以及獲得「群眾」支持的重要武器，被賦予了一種無法迴避的政治使命。1941年，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大型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其副刊亦成為延安時期極具影響性和權威性的文藝陣地。本文以延安《解放日報》副刊（1941.5.16-1947.3.27）的婚戀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同時加入延安時期未在《解放日報》副刊發表，但影響較大的小說，如：、《小二黑結婚》等，作為論文的補充與對照向度。嘗試解決以下問題：一、延安時期的婚戀小說對五四時期的婚戀小說有何主動與被動的改變；二、探析作家如何思考「性」、「經濟」、「政治」、「家庭」在革命中的位置，各種政治、文化、思想因素出於何種理由、以何種形式滲入到婚戀故事之中，又是如何建構出一種新的主體想像。

周作人是現代中文散文寫作範式的一大奠基者，亦是五四時期重要的文學理論家，不少學者早已指出周作人「開風氣之先」，是研究現代中國散文時不可迴避的散文大家。五十年代的周作人因政治上的原因，在中國只剩狹小的寫作與發表空間，香港因處於特殊位置，在戰時或戰後一直有能力容納不同立場的聲音並存，加上香港文化人的支持，成為周作人晚年發表作品的重要場域。 本論文嘗試以「周作人式散文」為切入點，提出一個討論五十年代香港散文的框架，找出周作人式散文在五十年代香港的發展方向，以曹聚仁和葉靈鳳為中心，研究香港散文作家對周作人風格的傳承與轉化。通過歸納整理現有的周作人研究，從周作人式散文的美學特色及周作人式散文中的知識份子視野兩大方向建立「周作人式散文」一詞的內涵。周作人重視散文中的博識和理智，展示因知識而來的距離和深度，追求文章的趣味、澀味和簡單味，並以「十字街頭的塔」為知識份子寫作立場，將散文作家的視角轉向日常生活中的美。他引介民俗學的觀點，表現對地方、博物、風土與山水之關懷，並在其散文中展示其廣闊的跨文化視野。 通過調研現存的五十年代報章、文學期刊與書刊等第一手資料，描畫五十年代香港散文的鳥瞰圖；並試圖找出當中周作人式散文在香港的最重要兩位書寫者：曹聚仁與葉靈鳳在五十年代當中的位置。論文並將集中討論此兩位香港作家，探索兩位作家如何承接與開展周作人式散文，書寫出現當代文學中獨特的香港散文面貌。在周作人研究領域下周作人晚年的寫作是一研究焦點；曹聚仁說服周氏寫作回憶錄，及後更在種種政治壓力下，促成了《知堂回想錄》的出版，曹亦影響了此部周氏晚年力作的寫作策略，兩者的互動是周作人研究領域中的重要一頁。

回顧世界諸多文明的發展，音樂與文學都是從源頭上的一體慢慢分流，在各自成為獨立藝術的過程中又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在音樂與文學之間存在一類特殊的文本——將音樂活動的感性經驗轉換為文學符號的音樂描寫。這類作品涉及音響感知、想像聯想、審美方式、文化觀念、創作方法及其互動，具有較為豐富的美學研究價值。因此本文以漢魏六朝唐代詩賦中的音樂描寫為研究對象，以音響、場景、情思為三個基本角度，通過文本細讀勾勒漢魏六朝唐代音樂詩賦的創作形態；經由文本與音樂的比較挖掘音樂描寫的內在結構；藉以文史結合為方法，分析不同時期音響、場景、情思的不同描寫，探索藝術觀、審美觀的變化，由此構建一個宏觀的發展圖景。

馬其昶(1855-1930)，字通白(又作通伯)，晚年號抱潤翁，安徽桐城人，清末民初著名學者。早年以古文名，晚歲殫治群經子史，旁及內典，有桐城派「殿軍」之稱。其著《毛詩學》因晚清經學衰微，加之珠玉在前，以往較少學者研究，然不失為一部《毛詩》學的總成之作。本文以此書作為研究對象，內容計有以下數端：一、通伯著書或有異名，或有異卷。本文先考《毛詩學》版本，繼而剖析體例，簡介成書背景及撰寫架構。二、歷來《詩》說紛紜，馬氏既以《毛詩》為宗，其於《詩經》學的重要問題必有傾向。本文擇取並析述書中部分觀點，窺探通伯對於《詩經》學部分問題的基本立場。三、陳漢章(1864-1938)謂「蓋此書出而經學可息爭矣」，此書實有功於《毛詩》學。筆者先比較《毛詩學》與清代《詩經》新疏三大家之撰述理念，從而了解《毛詩學》對同朝《毛詩》學派的繼承和相異之處。次而略舉《毛詩學》說詩條例，尤重比對此書與清代新疏之說法，考察此書釋《詩》具體方式和特點，並從徵引、釋詞、辨音、明句，以至撰述理念等角度，評述其按語獨到、可取，或誤解之處。四、由其書至其人，延伸馬氏著成此書的學術淵源。試從《毛詩學》具體思想傾向與特點，推論背後形成因素，論及此書與桐城派學術觀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