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投資是政府施政的表現，以提升國民生活品質；民主國家的政黨在選舉前多以公共投資作為政見訴求重點，而執政後的政黨，更是利用掌握國家資源分配權力之便，積極進行各項公共投資，以突顯政績。這是為何在過去四十年裡，自由世界許多國家藉凱因斯的「擴張總需求」主張，大肆以赤字支用方式擴大政府規模，恣意揮霍國家資源從事各項硬體軟體公共投資。但是造成的後果是國家財政赤字龐大，陷入以債養債的困境。近年來，時代潮流猛然反轉，多數國家都自「大政府」的迷夢中省悟，努力抑制財政赤字的進一步擴大，採取緊縮性政策逐步削減長年累積的龐大公共債務之際，我國恰好在此時放棄了保守穩健的作風，於民國七十九年推出涵蓋七七五項計畫項目，金額高達八．二兆元的六年國建計畫。計畫推出初期，引起了排山倒海的質疑，以如此龐大的公共支出驟然在短短六年期間投入，是否超出政府財政負擔能力範圍﹖對總體經濟以及產業､就業結構之衝擊是否太大﹖公共投資的財源問題，關係了計畫的成敗，行政官署在規劃公共投資計畫時，是否對「成本效益」作了澈底的考量，並且以其為計畫推動與否的評估指標﹖如果決定推動一項需要龐大資金的計畫時，財源在那裡﹖由現有稅收支應，或以「受益者付費」原則開闢新的財源，以免增加國庫負擔。如果公共投資計畫牽涉了不同的各級政府，經費要如何分擔﹖這些都是在計畫付諸執行前必須先予確定的。我國公共政策的規劃一向有不夠嚴謹的缺失，致使執行時遭致諸多障礙，是政府施政上的弱點。六年國建計畫在整體財源籌措方面，受到了最多議論。探討六年國建中個案計畫的財源籌措過程，可以提供政府未來在規劃公共投資計畫時 ，一個檢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