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氣候變遷及其不利影響的科學證據日益明確，國際社會與主權國家從1980年代以來關懷思考如何因應氣候議題。台灣受限於特殊的國際地位，難以參與《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為主的國際氣候談判，但是台灣如何因應氣候議題，對於國內與國際都具有重要性。對於國內而言，氣候變遷產生議題連結的效果，加劇環境退化現象，觸發極端氣候事件的頻率與程度，衝擊處於生態脆弱的台灣。對於國際而言，台灣屬於主要的排放溫室氣體國家，意謂台灣是否願意承諾積極的減排責任，對於全球氣候行動舉足輕重。然而，當台灣從2005年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的立法過程，卻採取消極的政治立場，不僅不願意建立積極的減量目標與期程，同時立法院也不願意通過該法以因應全球氣候倡議。本研究討論不同國家面對國際氣候行動採取各自的政治立場，台灣為何選擇消極的政治立場。
在研究理論與方法上，本研究提出修正的利益解釋模型，該模型認為有兩個因素得以解釋國家因應國際環境倡議的立場。第一個因素是風險認知，其認為國家面對國際環境倡議的政治立場，考量國內民眾對於生態脆弱性的風險認知。第二個因素是考量污染減量經濟成本，國內決策者基於各自的成本與利益考量，在決策過程中彼此協商，形塑國家減量成本與利益盤算，當減量成本越低，則國家越傾向於支持國際環境行動，反之亦然。基於修正模型的假定，本研究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上述兩項因素。在風險認知面向，本研究利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進行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0年六期一次問卷Ⅱ環境題組的實證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在減量成本面向，本研究就《溫室氣體減量法》立法過程涉及相關行為者進行深度訪談，透過質化分析理解不同行為者在決策過程的互動。
在研究結果上，本研究發現在風險認知上，台灣民眾儘管認知氣候風險的嚴重性，但是考量氣候變遷的不利影響與後續因應都具有長期特性，降低民眾支持台灣採取積極的政治立場以因應氣候議題的意願。在減量成本上，因應氣候議題的決策形成一種姿態政治（gestural politics），儘管積極倡議台灣必須因應國際氣候議題，但是卻不願意制訂涵蓋積極減量目標與總量管制的《溫室氣體減量法》，其原因在於氣候決策嵌入能源與產業結構的挑戰。在能源結構上，台灣面對核能使用的政治爭議，加以再生能源短期難以巨幅成長，使得台灣仍然呈現以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結構。在產業結構上，既有發展型國家的思維使得政治菁英傾向於強調發展的重要性，依賴高污染、高耗能與高排碳產業推動國家經濟發展，而難以透過調整能源價格等政治策略，改變依賴高排碳產業的產業結構。
| Identifer | oai:union.ndltd.org:CHENGCHI/G0952615022 |
| Creators | 施奕任, Shih, Yijen |
| Publisher | 國立政治大學 |
| Source Sets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ies |
| Language | 中文 |
| Detected Language | Unknown |
| Type | text |
| Rights | Copyright © nccu library on behalf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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