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壓力與休閒來探討家務勞動，由於壓力感受與休閒的認知都是主觀的一面，而質化研究可以不受過去解釋的影響，所關注的層面為主觀經驗與事實呈現，因此遂採質化研究之深度訪談法收集資料，並採立意取樣以滾雪球方式依年齡分布選擇了各年齡層的八位婦女進行本研究，茲將重點歸結如后：（1）最感到有壓力的工作是照顧工作，而且很容易造成生活中的忙碌感，因為照顧工作充滿不確定性、難以預料，並且需要投入相當多的情感與心力，過程中會伴隨著更多的家務工作。（2）因為家務工作具有重複性及繁瑣性的特質，易使人感到枯燥、乏味，而從事有酬工作的職業婦女因為白天從事的工作性質與家務工作差異較大，所以對家務工作的枯燥、乏味感受較不強烈。（3）從事家務勞動是伴隨休閒的，因為可自由支配的個人時間相當有限。（4）受訪對象所認知的休閒其實比較接近是休息，是工作之餘的休息，更誇張的說法是忙裡偷閒，動機仍是為了下一個工作。（5）休閒應該是另一種自我實現的滿足，在照顧責任未能鬆綁前，空閒時間都是依附於家務工作，惟有減輕照顧責任其休閒才能擺脫家務勞動，自由的選擇個人意願的無義務性活動，讓回到家中的家庭時間與休閒活動有獨立的價值。

本論文在探討婉如模式下有酬家務勞動服務正式化，一方面從基金會的組織運作系統來理解有酬家務服務正式化的概念及操作方式，另一方面從家務服務工作者的工作動機、自身經驗與情境感受來探討此工作的意義與價值，兩相對照勾勒家務勞動服務正式化的面貌，並進一步探索此模式在家務責任的性別分工上所扮演的角色與意義。另外從婦女運動的角度來看，基金會作為早期菁英婦女主導的婦運及近期基層婦運兩股潮流的延續，在以婦女二度就業為媒介重新開拓、建立與這群婦女的組織網絡時所遭遇的困難與挑戰。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以彭婉如基金會的家事管理系統及家事管理員為對象，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參與觀察及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訪談了六位於彭婉如基金會家事管理系統下培訓、媒合完成，目前仍從事家事管理服務工作的家管員。主要的研究結果如下：（一）婉如模式透過制度的設計將有酬家務管理工作由毫無保障地下經濟工作轉變為勞動市場具有穩定薪資與勞動保障的正式工作，提供家管員選擇、定義甚至提升其與使用者之間關係的保障，具有了勞動力去商品化的意義。（二）此份工作帶給二度就業婦女足以支撐家庭的經濟收入滿足其工具性的需求，但研究發現到家務勞動辛苦而勞累的本質並不會因為變成一個有酬的職業而有所轉變，且家務管理服務是在家戶環境中一人獨立完成，缺乏共同工作的伙伴關係，造成封閉、孤單的情境感受，因此此份工作在本質上挑戰性與與樂趣並不高，無法滿足工作者的情感性需求。另外婉如模式下使用者與家管員間的互動關係，雖已擺脫剝削關係模式，但仍呈現變動不穩定的狀態未達到理想的互助模式，使用者是互動關係的主導者。（三）基金會對於性別分工的議題避開直接衝撞的模式，改採溫和務實的方式，先扮演婦女的社會支持系統角色，提供家事、照顧服務或二度就業機會，解決目前最迫切的困境（婚育與工作衝突、就業與經濟困難），另外再透過組織、教育訓練的方式支持或鼓勵其擺脫傳統社會對女性的母職責任的枷鎖。（四）在婦女組織教育上，傳統的性別分工為最主要的障礙，在母職妻職責任下，婦女難以將關注的焦點擴展到自己的家庭、孩子以外的事物身上，建立女性間的學習支持網絡。因此參考過去草根都市社區運動的經驗，「母職」仍是現階段最有效的動員策略，需要更精準且細緻的規劃，才能在婦女組織網絡的建立上看到成果。然而整體而言非營利組織下的正式化有酬家務勞動模式從勞動與性別的角度來看，對於家務勞工的勞動保障，以及性別結構正義具有模式建立與倡導的雙重貢獻。

中國共產黨承襲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認為婦女廣泛的參與勞動生產工作為實現婦女解放的前提。中共在1949年建立政權後，大量動員婦女勞動力從事生產工作，並提升婦女在法律及各層面的地位，以實現兩性平等的目標。然而在中國傳統的性別分工制度下，動員婦女就業造成婦女身兼家務勞動與生產工作的雙重負擔，對婦女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效益皆帶來負面影響。中共在動員婦女就業中也注意到家庭與就業矛盾為生產工作帶來的負面效應，因而提出保障婦女就業、實現家務勞動社會化等政策，幫助婦女解決此一問題，然而受限於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足以及對性別分工挑戰不徹底等因素所影響，中國婦女在五0年代仍承擔大部分的家務工作，兩性不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待遇也尚未獲得完善的解決。

女性與貧窮之間的密切關連幾乎舉世皆然，台灣亦不例外。除了從傳統的貧窮定義來界定女性的貧窮問題，女性其實在個人能力的發展、權利與機會上都較男性少。同時，以家戶所得的計算方式掩蓋了女性的貧窮現象，而父權體制資本主義更刻意貶低了女性的勞動價值。本文先從貧窮的定義開始，探討傳統的貧窮計算未考量到家戶中性別權力的分配，導致許多女性的貧窮問題無法真實呈現，以所得界定貧窮與否，更是忽略了女性在社會上被剝奪的機會與選擇。貧窮女性化的定義至今仍有諸多討論，最為廣泛的角度來看，其指涉貧窮人口中的女性比例逐漸上升的趨勢。從研究看來，台灣的女性貧窮狀況確實有上升的趨勢，女戶長家戶的貧窮率也一直高於男性。本文透過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角度，試圖理解女性貧窮的現象與成因，從而聚焦在兩個面向：家務勞動的女性化、勞動市場的性別區隔。事實上市場跟家庭並如資本主義所希冀的可以一分為二，父權式的資本主義思維不只在市場中運作，更滲入家庭生活之中。以愛之名的各種角色（如母親、妻子、媳婦）不僅讓女性的勞動付出得不到經濟上的回報，更將女性的就業與能力限縮在無法與男性匹敵的狀態內。隨著勞動型態不斷地改變，短期聘僱、彈性變換的雇用型態對於女性的經濟穩定增添更多風險。台灣的制度與文化在父權國家的運作機制下，貧窮問題的重要性總是遠遠落後於經濟成長的追求。殘補式的福利措施既無法解決問題，更加深了弱勢者的依賴。唯有改變個人與國家整體的傳統父權思維，才能夠普遍改善女性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