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的經世思想，在清末與文革之後，備受重視，廣為討論，以其名著《明夷待訪錄》作為探討中心，分析黃宗羲對於傳統政治結構與君主制度的批判。儒家思想，本來就以關懷群眾的入世精神為根本，強調經世應務、化民成俗，改造現實世界的缺點，使之趨向圓滿。但是經世的要件，除了理想的宣導外，亦包括實務的處理，即「道」與「術」的兼顧，兩者之間的關係，能否相互配合，有效改變世界，關係著思想家經世的能力，不可偏廢。但是關於黃宗羲經世之「術」的討論，多半在於介紹而少分析，或者被分割討論而無法窺見全貌，以致於黃宗羲在這方面的評價，經常出現兩極化的看法。 黃宗羲強調君主養民的職責，衍生出相關民生議題的經濟言論，不獨出現於《明夷待訪錄》，亦出現於黃宗羲其他的政論文章當中，換言之，黃宗羲對於民生有相當之關注，值得進一步地完整探討他的經濟思想，從中檢視黃宗羲是否具備經世的才幹。 黃宗羲的經濟思想可大致分為養民觀與富民論兩大方向。強調君主養民的職責，反對剝奪民生，從而衍生出黃宗羲的養民思想，認為君主理當授田養民，才有資格向百姓徵調賦役，反對一條鞭法將賦役合併、徵收白銀，主張恢復實物稅與親身應役，要求君主減少對民眾的剝削。君主盡到養民之責後，必須以守成的方式來達到富民的效果，黃宗羲認為應當廢用白銀，避免造成物價波動與經濟蕭條，造成民眾生產的損失，另外反對不當的奢侈消費，要求禁止不切民生日用的經濟活動與宗教斂財行為，以免百姓浪費錢財。 黃宗羲以三代的社會作為他的理想國度，對於經濟問題的解決，傾向於自然經濟的維護，以為土地是最適合人民的生存方式，雖然觀察到百姓最為關切的問題，但是因為崇古的心態，使得黃宗羲無法看到問題的癥結，提出真正有益於民的解決之道，而且仍就訴諸道德手段，因而使得黃宗羲的意見反與現實脫勾。在其經濟思想中，黃宗羲希望建立制度來預防問題的發生，並以士人作為輿論中心，教導君民正確的價值觀念，換言之，黃宗羲的經濟思想，與其政治理念是互有關聯的，雖然黃宗羲的經世能力不足，但是在「道」與「術」之間，黃宗羲還是能夠維持一貫的邏輯思考，分析其經濟思想的內涵，對於黃宗羲經世思想的了解，仍有一定的幫助。

基於福利國家源自於西方社會，及在該社會中歷經長期發展的經驗，臺灣過去在規劃國家社福總體政策時，往往欲借助於西方的「它山之石」。然而，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在1970-80年代危機時期過後，福利國家開始面臨改革，但直至今天卻仍在嘗試與摸索中；再者，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經驗，並非只有一種。換句話說，西方福利國家的經驗，存在著多樣性、不確定性甚至是爭議性。更重要的是，在諸多中西方社會條件的差異下，對我們而言，西方經驗還存在著不易親近的問題。這使得在借助西方經驗時，容易引發各種問題。有鑑於此，本文認為，我們有必要發展自己的福利政治哲學，以作為規劃國家社福總體政策的指導方針。 藉由與西方福利意識形態的對話，本文將「福利國家」帶入了經國治術的問題設定中，改變了原先的意涵，使其從原先的「分配政治」轉化為「生命政治」；並同時賦予新的目標，使其從原先用以體現權利、平等正義等諸抽象理念，轉變為「增進一國人民的幸福、生命力量與活力」，也就是作為促進「國富民強」的策略。 在新目標的設定下，本文重新檢討西方福利意識形態與經國治術的限制；進而引入儒家政治哲學。藉由闡釋儒家德治觀念及其經世致用的思想內涵，本文勾勒出儒家福利政治哲學，並同時建構出一套福利政治架構。最後，本文則進一步說明，雖然該福利政治架構源出於傳統，但在稍經調整後，同樣可以適用於現代社會，以作為規劃社福總體政策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