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之工商業成長迅速，人口大量湧入都市，但因地小人稠，造成都市內高樓大 廈林立。尤以近年來地價飆漲，土地取得成本增加，為求單位土地之有效利用，住宅 建築型態之高層化發展，乃為必然趨勢。 隨著建築物的高層化，產生的安全、維護、衛生等問題，因涉及共同空間及共同設施 之所有及使用，而益感困難。然現行有關高層集合住宅管理之法規，不僅紊亂、重疊 之處頗多，甚且為了配合時宜，不得不以行政命令來應急，更增加法規適用的複雜性 與矛盾性；除此，由於法規之繁雜，各相關管理機關之間難免發生重疊、疏漏等現象 ，加以住戶共同組成之自治性管理委員會，因欠缺法定地位，致無強制執行權，類此 均使高層集合住宅之管理未臻健全，亟須建立管理體系，以為遵循。 據此，本研究首就不動產所有權之遞嬗與環境權之探討，建立「居住權」作為住宅管 理之理論基礎，論證政府得在「社會本位」下，為公共利益，對住宅進行公權力的管 理，私人亦可請求政府為保障行為的積極受益權。然後再選定安全性、健康性、便利 性、舒適性做為居住品質指標與管理目標。復以區分所有權之探討，界定各相關名詞 定義，並就「管理」之意義，分別建立高層集合住宅之定義與管理模式。在管理模式 中，建立住宅管理體系，而以組織、法規、控制、運作等四項為管理體系主要內容， 之後即就維護、安全、衛生、鄰里、財務等五項運作內容分作檢討，再參考美國、日 本、新加坡對高層集合住宅管理之經驗，針對我國現狀檢討所得，提出建議與改進方 向。 本研究認為，健全高層集合住宅管理體系，應確定各相關管理機關權責，研擬有關法 令，健全法律基礎，賦予自治管理組織明確法律地位，並對民間成立之專業住宅管理 公司予以輔導，以協助居住品質之提升；除此並應建立住宅品質保證制度，以配合高 層集合住宅管理體系之建立。

對於已開發國家而言，都市土地的開發往往趨於飽和，因此多藉助舊有土地再開發之策略增加居住或者使用空間，並以此為「公共利益」而證立其正當性。然而，開發行為亦涉及諸多對人權之干預，尤其在強制拆遷的執行上，一方面侵害既有居住者之私人與家庭生活，另方面則因欠缺程序權保障而徒增糾紛。同時，因為臺灣當前對強制拆遷之司法論述，仍聚焦於財產權範疇，而使司法人權保障難以及於非正式住居者。 本文擬以非正式住居之居住權保障為中心，整合人權法治與政治思想，透過國際人權法與當代正義理論的詮釋，以討論公權力主張公共利益執行強制拆遷之界限。本文主張，衡平權利衝突之公共利益，應進一步以差異政治之觀點加以審視。法律做為一種權利保障機制，應避免制度設計對於對社會弱勢形成壓迫、支配。故自承認政治的觀點出發，非正式住居者亦應受正當法律程序保障，才是社會正義實踐之基礎。 /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urban region was overdeveloped. Facing with this condition, the government used to resort to the strategy of urban renew, trying to make the most efficient use of the urban land and claim the renew project was based on the public interest. However, the urban renew project execution often violate the human right condition, especially the execution of forced eviction.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disobeyed the due process principle, infringed the right to respect for private and family life. The process also resulted the conflict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Such kind of dilemma reveals that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housing right was limited primarily to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it’s also the reason why informal settlement resident in Taiwan still couldn’t acquire the legal protection.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focus on the housing right of the informal settlement and ascertain the boundary of the public interest in which created by urban renew, by th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contemporary justice theory perspectives. In the end, from the point of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we consider that the informal-settled resident still should have the legal due process protection. The law should protect the social vulnerable from the oppression and domination of the injustice institution.

我國已於2009年透過制定施行法的方式將兩公約內國法化，正式引進適足居住權，然而多年來嚴重違反本權利要求的迫遷案件依然不斷上演，衝擊人民基本權利與臺灣在國際社會上的人權信用甚鉅。由於司法部門係確認適足居住權定位並確保其實踐的關鍵角色，本文乃以居住議題相關的司法裁判為核心，探討在我國究應如何透過司法途徑建構及落實適足居住權。 經爬梳聯合國針對此議題作成的權威文件，本文整理出適足居住權的形成、發展、監督落實機制、內涵、以及締約國應負擔的國家義務等內容，勾勒出對我國而言尚屬陌生的適足居住權形貌。在我國採取接納說的一元論架構下，兩公約於經批准後即容納為我國法律體系的一部，其規範效力並非取決於《兩公約施行法》；屬強行國際法性質的人權條款具有憲法位階的高度，其餘則為法律位階，並得在系爭人權規定提升為基本人權層級後，與包含一般性意見在內的國際人權文件共同作為具體明確的違憲審查指標。而為了盡可能消弭經社文公約上的適足居住權規定與我國憲法基本權間的落差，本文檢驗了若干基本權條款，認為居住自由、遷徙自由、生存權、財產權、文化權及環境權可共同承接適足居住權的內涵，使適足居住權得以提升至憲法位階，作為一項獨立的基本權，並指出過往與居住議題相關的大法官解釋審查依據應有疏漏。 確立憲法層次的適足居住權後，本文全面檢視我國涉及適足居住權的裁判並深入分析其中六則個案，嘗試歸納我國司法部門看待及操作適足居住權的模式，再指出引進適足居住權的意義——適足居住權不因屬經社文權利即不具備可司法性，司法者毋寧應於審理裁判時妥適運用合憲、合公約的法律解釋方法，甚至在系爭個案為消極抵禦侵害、不涉有賴立法與行政兩大政治部門定奪的資源分配事宜時，賦予公約條文直接適用的可能性。若衝突明確，無法透過解釋方式排除國內法律與公約牴觸的疑義，大法官在釋憲時亦應充分衡量適足居住權的各該憲法規範依據。 本文最後並提醒，政治部門同樣必須承擔實踐適足居住權的國家義務，不論是與居住相關的法令及行政措施的檢討改進、抑或政策及法令的制定，均有待其積極作為，始能在實害發生前即充分滿足適足居住權的保障，避免事後救濟的緩不濟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