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小人稠的台灣在經過快速且密集的經濟發展階段後，土地的取得逐漸成為影響資本積累的重要因素，所以無論是追求資本積累的民間企業;或以確保經濟發展鞏固政權正當性的政府，無不將成本低廉、運輸便利、低人口密度、易於排污之海岸地區視為重要開發地區，然而在此種耗竭式的資源利用模式下，使原本即屬敏感地質區的海岸地區更加脆弱：近岸水域嚴重污染、地層下陷、海水倒灌、海岸侵蝕等，面對此狀，海岸地區居民除了早期的反污染運動外，也開始反思其與生活環境之關係，察覺其對居住環境之空間經營模式的決定權，不必然接受國家機器或資本的空間經營模式!於是乎在國家與資本的海岸開發政策下，一種異於反污染自力救濟的反對運動開始發生：宜蘭反六輕運動、台南反七輕運動、貢寮反核四運動等，其動員規模、衝突程度、波及層面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激烈。 　　究其實，這樣的衝突並非僅僅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二元衝突，其間所隱現的是國家、資本與民間社會於有限資源上的衝突；「私人資本」追求的是最大效益的資本積累，「社會人民」須要的是經濟生活與精神生活的雙重須求，而「國家」則須兼顧國家生存要件、經濟需求及民意取向，任一須求要件不被滿足即可能發生社會衝突及失衡現象。這其中所涉及的是國家機器、資本家與地方居民對於「海岸空間」的人文價值及經濟利益的異化。循此，筆者意欲於論文中探究造成海岸地區開發過程衝突頻仍的深層結構：是什麼樣的原因型塑出如此的開發模式?這樣的的開發模式與台灣的政治經濟結構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在如此宰制式的空間配置模式下，地方政府、社區居民、非營利組織又有何反應和對策?並試著了解這樣的政經結構、衝突及互動網絡對於永續發展又有著什麼樣的意涵? 最終，除將勾勒出參與台灣海岸地區空間配置過程之行為者網絡，解釋此網絡之結構性影響及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形態，並試圖在此網絡結構中尋求出可兼顧國家、資本、民間社會三者須求的平衡點，以助於社會衝突的解決。 　　研究過程中以總體觀點解析「台灣海岸地區開發」的歷史過程。將海岸開發歷程分為四階段：「政府主導開發期」(民國45~69年)、「資源配置角力期」(民國69~78年)、「資本擴張期」(民國79~82年)、｢制度建構與多元開發期｣(民國82~89年)。在每一階段的敘述過程中，將對此期的政經背景先做一概略性地介紹，並以Claus Offe的當代資本分析系統做為藍本，修正出一適用於此階段的政經結構關係圖，而後再以此關係圖做為詮釋此時期海岸開發過程的基礎觀點，並說明三個次級系統之間是透過什麼樣的制度、行為去維持或突破當時在海岸開發過程中的結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