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社會中，政治代表著一種價值的權威性分配；而公共政策在於顯示政府選擇作 為或不作為，及如何作為的一連串過程；因此，任何有關涉及公共價值分配的決定做 成時，其後必然隱含決策採行的音論根據。所以在決策制定的考慮上，為能期免於來 自執行階段的阻力，與完成目標充分性的（ADEQUANCE） 要求下，其評估（EVALUATE ）的標準（CRITERIAN） 應該是多方面的；因此，林布隆教授（C.E.LINDBLOM）曾言 ：「政策制定的主要特徵在於其複雜性與紊亂性。」由此可見，政策之良善，繫於其 考慮的深度與廣度。但是過去的政策研究基於邏輯實證論的觀點，強調事實面與行為 面的分析，並利用行為科學的數理研究方法以及成本效益分析等技術，以建立政策運 作的效率與效能原則，作為評估公共政策的主要準。然而這樣的立場與觀點，及至１ ９６０年代卅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批評與挑戰。於是學者建議在政策評估的標準上 ，應當另闢蹊徑，從價值的層面予以深入的分析與廓清，才不致在狹隘的經濟利益與 目標效能上打轉。因此，在政策論證評估的標準上，不應只單單強調目的的標準（TE LEOLOGICAL-CRITERIA） ，更應該在基本的原則中重視非目的的標準（NONTELEOLOGI CAL-CRITERIA）。也就是政策評估的標準採用，除了要去衡量政策的好壞之外，其在 倫理道德標準上的對與錯更應列為優先考慮。以核能發電為例，在台灣目前政府所面 臨的不單是一個純綷事實資料的政策辯證，它背後所真正隱含著的應該是一種人類對 於科技文明與對後代子孫責任的倫理價值取捨。因此，本文的動機先從檢視４０多年 來有關核能發電的論證依據，並就其政策採行的原因做一整理，而後再就政策的適當 性（APPREPRIATENESS） 論證我們應不應當繼續發展核能發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