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以戰後第一代法學期刊為史料，探討1949年至1971年這二十餘年間，民法學的發展與變遷，包括民法學的題材與論證，以及時代背景、司法實務、外國法等等因素的影響。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的民法學論文，宛如甚而即是教科書抽印本。法學者主觀的認知及其客觀的功能上，期刊論文的任務與教科書相同，均是交代基礎理論。1960年代中期，民法學論文在取材上有些微的轉變，民法學研究者從外國法繼受諸多議題，如公害、生物科技、醫療糾紛、產品責任。 　　民法學論著中，法律論證的總體取向，係探求法律文本的原意，即「民法諸條文構成什麼樣的秩序」。詮釋性議題多源自法條文字的語意性問題，哪些文字的語意有待探究，又受到外國法影響。 　　在方法論上，文義、邏輯，加上比較解釋，幾乎吞沒所有解釋要素。民法學研究者尚無方法論的自覺，對價值與原則的掌握與運用也相當有限。直到1960年代中後期，戰後第二代法學者開始明確指出應保護之利益，惟尚未在所舉案例中，具體衡量當事人的利益。 　　在國共內戰的時代背景下，法律人以「法秩序至上」的觀點看待世界，他們熱烈地談論政治議題，卻對社會議題冷漠。對於前者，法律人僅重申既存法秩序，但後者要求新秩序的創造，法律人無能為力。法律詮釋對秩序的渴求是此一背景的產物，這樣濃厚的政治意味，也使法學各部門受到的關注與其政治色彩成正比，民法學相對不受重視，甚而被邊緣化。 根據當代的標準，當時民法學界與民事審判實務之間，關連薄弱。回應實務見解本非期刊論文的主要題材，實務見解的引述亦多用於佐證，而非為檢討、批評而引用。當時法學界對司法實務的關切，本非檢衡量其適切性，而在提出法規操作的準則；此外，法學界缺乏溝通的平台，法學者缺乏溝通的意願與能力，加上保守的高等教育政策，使外於實務的法學社群既小且弱，難與實務界平行對話。民法學既已邊緣化，相較於刑事法，其取材更為單調。 　　比較法觀點在民法學中佔據支配地位，而此觀點之運用，是法律繼受工程的延續。在論著題材上，為求與外國法的架構對應，期刊論文多按體系切割題材；1960年代中後期，議題取向的論著亦是外國法影響的產物。在法律詮釋上，包括比較法解釋在內的比較法觀點，支配著民法學論文的議題與論證。 　　民法學研究者透過外國法認識本國法，藉由外國法鑑別本國法上的議題，從外國法借來議題，並利用外國法既有的成果，解決本國法各種疑難雜症。但比較法觀點的操作，仍藉助文義與邏輯，價值與理念則退居其次，甚或消失。方法論的貧乏使民法學研究者沒有充分認知本國法，間接致使比較法觀點的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