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以戰後第一代法學期刊為史料，探討1949年至1971年這二十餘年間，民法學的發展與變遷，包括民法學的題材與論證，以及時代背景、司法實務、外國法等等因素的影響。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的民法學論文，宛如甚而即是教科書抽印本。法學者主觀的認知及其客觀的功能上，期刊論文的任務與教科書相同，均是交代基礎理論。1960年代中期，民法學論文在取材上有些微的轉變，民法學研究者從外國法繼受諸多議題，如公害、生物科技、醫療糾紛、產品責任。 　　民法學論著中，法律論證的總體取向，係探求法律文本的原意，即「民法諸條文構成什麼樣的秩序」。詮釋性議題多源自法條文字的語意性問題，哪些文字的語意有待探究，又受到外國法影響。 　　在方法論上，文義、邏輯，加上比較解釋，幾乎吞沒所有解釋要素。民法學研究者尚無方法論的自覺，對價值與原則的掌握與運用也相當有限。直到1960年代中後期，戰後第二代法學者開始明確指出應保護之利益，惟尚未在所舉案例中，具體衡量當事人的利益。 　　在國共內戰的時代背景下，法律人以「法秩序至上」的觀點看待世界，他們熱烈地談論政治議題，卻對社會議題冷漠。對於前者，法律人僅重申既存法秩序，但後者要求新秩序的創造，法律人無能為力。法律詮釋對秩序的渴求是此一背景的產物，這樣濃厚的政治意味，也使法學各部門受到的關注與其政治色彩成正比，民法學相對不受重視，甚而被邊緣化。 根據當代的標準，當時民法學界與民事審判實務之間，關連薄弱。回應實務見解本非期刊論文的主要題材，實務見解的引述亦多用於佐證，而非為檢討、批評而引用。當時法學界對司法實務的關切，本非檢衡量其適切性，而在提出法規操作的準則；此外，法學界缺乏溝通的平台，法學者缺乏溝通的意願與能力，加上保守的高等教育政策，使外於實務的法學社群既小且弱，難與實務界平行對話。民法學既已邊緣化，相較於刑事法，其取材更為單調。 　　比較法觀點在民法學中佔據支配地位，而此觀點之運用，是法律繼受工程的延續。在論著題材上，為求與外國法的架構對應，期刊論文多按體系切割題材；1960年代中後期，議題取向的論著亦是外國法影響的產物。在法律詮釋上，包括比較法解釋在內的比較法觀點，支配著民法學論文的議題與論證。 　　民法學研究者透過外國法認識本國法，藉由外國法鑑別本國法上的議題，從外國法借來議題，並利用外國法既有的成果，解決本國法各種疑難雜症。但比較法觀點的操作，仍藉助文義與邏輯，價值與理念則退居其次，甚或消失。方法論的貧乏使民法學研究者沒有充分認知本國法，間接致使比較法觀點的誤用。

摘 要 清《刑科題本》目前收錄在中國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該檔案館共收有大清帝國內閣題本刑科命案類婚姻姦情專題微捲檔案(以下簡稱刑科婚姻姦情檔案)，其中乾隆元年到三十年有七萬餘件相關的檔案；另外乾隆三十年到六十年也有七萬餘件檔案是指清代罪犯經過地方衙門至中央三法司審判後，官員向皇帝奏題案情經過及會審結果，最後由皇帝硃批處斬或緩刑等。在這些奏摺中審訊犯案者的口供必須交代姓名、籍貫、已婚未婚、歲數、職業、家庭人口數等等。 《刑科題本》的這些案件足以讓我們瞭解清代法律在實際生活中的運作情形，而由於這些案件乃地方司法審判者上奏中央的判決文書，因此這些案件也可以提供我們許多清朝乾隆時期關於司法判決書的格式與其法律論證的相關資訊。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刑科題本的作用與在清律與法制史研究裡的地位為何？ 本文在章節規劃上分為六章，分別為緒說、《大清律例》下的司法文書態樣、《刑科題本》的範式、《刑科題本》的法理－案例解析、《刑科題本》的回首與前瞻、結論等六章。 而在案例分析的取樣方式，則是在空間上，以華南、華中、華北等三大地理區為緯；在時間上，以乾隆元年至陸拾年的時間為經，在《刑科題本》中上下縱論抽樣出六個案例來解析，進一步釐清其書寫的格式等的制度面問題與法律論證與法條解釋與適用等的法理面問題，在相關《刑科題本》的研究尚在發展階段之際，本文結合時間與空間、史學與法學的面向，對《刑科題本》提出初步的分析。

財產權之支配實是人格自由及發展顯現，而其保障與人格維護更具全體性關係。我國雖肯認土地徵收制度合憲性，惟該公權力之執行卻常將此全體性予以割裂及獨立處理﹔或將財產權損失填補視為人格權維護實現。近年土地徵收致生許多重大社會事件，該法規範實踐結果實與以保護人民權益為意旨之法目的有所差異，甚成對立，亦未因土地徵收條例之修訂有所消融。 針對土地徵收之法解釋論的範疇，我國大法官會議解釋已對相關法制問題、正當法律程序的問題以及損失補償基準及方法的問題為相當的詮釋，並於具體個案上，試圖針對土地徵收合法性要件公益性及必要性內容提出見解﹔相關司法實務、學說及比較法制之爰引，皆試圖建構對法制應有之理性認識及實踐之基準。該等先驗知識或爰以立法論範疇修訂法制，以法力拘束圖限縮差異為可能，惟從結果論後射觀察實仍未逮。故本文圖從土地徵收法規範可能涉及之問題範圍領域，併同考量其財產實體及人格自由等本質性的問題，以先驗反思為土地徵收法規範提出本文一點點看法 。 諾依曼(Ulfrid Neuman)之法律論證理論為法規範所涉問題域之探討，更指向邏輯分析、語言理論及商談理論等範疇。邏輯工具之核心雖是從普遍前提中演繹的結構，惟其並非自然主義因果關係必然性之絶對，傳統該當要件得到法律效果，不無是法規範之目的論之法學歸屬，藉由物化思維僅是觀察方式，現時與未來等量齊觀實不無是一種偶然性巧合，常具可謬性及被證偽﹔另法規範文本實涉至語言理論所涉之語義、語句及語用情境等範疇，文本內涵之詮釋實涉文化及價值背景的差異，難謂具有絶對性意涵，故土地徵收於既有憲法比例原則體系架構下，相關語義內涵究係所指﹔而所謂公益性內涵實涉土地異質性及不同之權利主體間之認知，雖實定法建構描述性內容，惟個案具體化尚待相關權利人、需用地人及核准機關等利用語用情境探究以限縮對公益性認知的差異﹔然為避免陷入極端之決斷論，本文認為藉由商談理論所重之平等原則，實是落實權利主體人格自由之表現。商談理論的係由哈伯瑪斯(Jürgen Harbermas)及阿列克西(Robert Alexy)等所為發展，其於法學領域不無受有批評，且現時藉由專家學者所組成委員會之決議亦是商談之型式，惟本文認為未來重大性之公益實現實非線性思維，藉由所重之平等原則擴大權利主體參與層面實現其其人格自由，實具有限縮差異認知的可能，更是民主法治國的顯現。 法律論證理論實是傳統確定主義及決斷主義以外之第三條路，實就所涉之問題域範疇，提供更具說理性之理由並避免將人和物化，以呼應法規範對人性的關懷。

本論文是以曾引起臺灣社會輿論熱烈關注的玻璃娃娃案為研究起點，進而探究法律語言、法律論證與日常語言之間的關聯性。首先，分析玻璃娃娃案的四件民事判決，並聚焦在這些判決文內容的法律語言、法律論證與日常語言。其次，從玻璃娃娃案判決的相關新聞報導中，探討日常語言與法律語言。再者 ，檢視與評論民法學者對玻璃娃娃案的第一、第二審判決的個案分析，藉此探究法律語言、法律論證與日常語言之間的關聯性，緊接著運用民法請求權基礎的架構來重新檢視玻璃娃娃案之當事人間的法律關係，例如契約、無因管理和侵權行為等。最後，藉由Robert Alexy的法律論證理論，檢驗玻璃娃娃案的民事第一、二、三審判決和民法學者對此案的案例分析之中的法律論證。 / This thesis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egal language, legal argumentation and daily language in the fatal accident case of osteogenesis imperfecta in Taiwan. First, we analyze legal language, legal argumentation and daily language used in the verdicts of four civil cases. We focus on the contents of verdicts. Second, from the newspaper reports of this case,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egal language and daily language. Third, the case studies by civil law researchers are investigated by the verdicts of trial of first and second instance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cases studies, we can obta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egal language, legal argumentation and daily language. Using the foundations of claims of civil law, we re-study the legal relationships like contracts, torts and voluntary service among clients in the case of osteogenesis imperfecta. Finally, we re-investigate the legal argumentations of the every verdicts of civil court and the case studies with Theory of Legal Argumentation proposed by Robert Alexy.

法律繼受是近代企求變法圖強國家的典型產物，繼受過程可能產生多元的面貌，然而在多元的面貌背後，往往是以新舊思維的競爭與掙扎為代價，付出難以估量的社會成本。由於繼受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持續性，進一步將問題複雜化，如何減少新的法律文化分娩的陣痛，是所有繼受法律體制應該思考的問題。 作為民初最高審判機關的大理院，在政局混沌、立法機制未能正常運作、民事法律不足的情勢下，成為一個重要的轉型期司法機制。大理院做為一個司法機關，卻積極透過判例體系的建構等具有實質立法傾向的方式，為不少民事規範的創設代庖，並不是常態的權力分立作法，但是卻形成了特殊的民事法律整合機制，而這正是法律繼受值得加以探討的課題。 除了大理院的組織、職能、人事素質等課題以外，本文將從實質與形式層面進行大理院民事判決的實證分析。西法東漸後，法律漸將倫理意義上的人格與法律意義上的人格區分開來，從強調身分秩序的差等性轉向近代平權立法。實質面上，本文將焦點內化到大理院的實際運作過程，討論平權理念如何在司法運作中獲得實現，大理院如何因應近代法律體制、憲政架構的要求，求取個人與家族倫理秩序的協調。在形式面上，不能僅將大理院對於近代法學方法與法律原則的引介，視為只是一種形式的操作，事實上這種西方式的司法程序、法律原則、法學方法的引介，往往改變舊有規範的適用情境，促成了平權理念實現。 本文認為法律繼受的核心是一個心理機制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研究法律繼受必須透過多層次的分析方法，繼受是長期社會變遷過程，除了對於被繼受法律進行法律辨識工作、從事體系化的立法行為以外，也必須設法對於法律繼受的作用機制加以釐清，才可能達成繼受的社會目的。第二個層次則是從法意識深化的角度加強繼受的實效，真正意義的繼受在於法律意識的「內化」，我們必須區分不同社會成員的不同法意識層次，相應的設計出不同的法意識深化管道。這個過程可以透過某些制度性設計加以催化，司法機制就是一種「議題化」的制度性設計；將爭點「議題化」之後，可以使規範或個案的實質合理性放在一個可檢證的場域中接受檢視，這個過程可能改變了規範的適用情境，且透過社群成員參與的可能性，促進法律意識的深化。 轉型期司法機制常被賦與有效導引社會變革的期待，但轉型期司法機制必須面對特殊的角色困境，某些變革也不一定適合由司法機關來主導，綜合前述的實證分析，本文將嘗試釐清由司法機制導引社會變革會不會淪為一種落空的期待。

由於概括條款欠缺明確的構成要件，其適用方法即有異於其他規定，本文係在探討概括條款具體化時合適的法學方法，並且以信用卡定型化契約之內容控制為例加以說明。 司法判決曾有認為信用卡循環息約款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之誠信原則，但該判決經上訴後遭高院廢棄，現行司法實務見解在該問題上多與高院見解相同。事實上，該2判決結論的不同，起因於該2判決對相同事實有不同的評價，以及其分別使用不同的法學方法。是以引發幾項問題，包含該「評價」在法學方法中的意義為何？其所使用的法學方法有無學理之依據？ 法律適用過程必須對事實作出「評價」可以在「價值法學」中找到其意義，由此也彰顯了其與傳統法學方法的不同。雖然「評價」無法避免其主觀性，但「價值法學」仍要求評價應儘量求其客觀，所以發展一個有助於評價活動客觀化的法學方法有其必要性。本文嘗試在所舉的案例中操作Larenz的法學方法，發現其方法仍有不足之處，進而思考「法律論證」可以提供的助益。 依學理之觀察，「法律論證」有助於評價活動的客觀化。在主要幾種法律論證方法中，本文認為「論題學」（類觀點學）應該是最適合運用於本案的方法之一，其與傳統法學方法的根本差異在於其本質為「修辭式推理」及「問題導向論證」。學理也認為，在論題學的各種觀點中，「結果」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所以本文介紹了學理上關於「結果考量」（後果考量)之論述，並建議其得與論題學結合運用。 / The method of applying general clauses is different from the method of applying other clauses due to general clauses are short of requisite elements. This Essay is discussing the methodology of materializing general clauses in jurisprudence and taking judicial review of the provisions in the credit card pre-formulated standard contracts for an example. There was a judicial judgment awarded the revolving interest clause in the credit card pre-formulated standard contracts violate good faith principle in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article 12, section 1. However, the judgment was abandoned by the High Court. Now, almost all the courts’ perspectives about the issue are the same as the High Court. In fact, the different outcomes of the two judgments resulted from the different “evaluations” of the case fact and the different legal methods used in the judgments. The observation inspire us: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evaluation in the legal method? Is there any academic basis for the legal method used in the judgments? For “Jurisprudence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s are necessary when we applying provisions of the law.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legal method. Although evaluations cannot be objective purely, Jurisprudence of Evaluation still requires evaluations as objective as possible. That’s why it’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legal method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 This essay also tries to use Larenz's legal method in the case mentioned before to figure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method and reflects on the advantages of “Legal Argumentation”. According to academic research, Legal Argumentation is helpful to objective evaluations. In several methods of Legal Argumentation, this essay takes up the position that “Topic Argument” should at least be one of the best to the case mentioned before. The rad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opic Argument and traditional legal method is that the former's essential is “Rhetorical Inference” and “Problem-oriented Argument”. Besides, according to academic research, “consequence” is a quite important perspective when we use Topic Argument. Therefore, this essay introduces “Consequentialist Argument” and proposes it can be used with Topic Argu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