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主要以總體時間序列資料與世代資料來探討人口結構與消費及其組成的關聯性。在總體時間數列資料方面，根據一般動差法的估計結果顯示，扶老比和扶幼比與民間消費比率具有正向關聯性，且扶老比對消費比率的推升效果要較扶幼比來得大與顯著。在十二類消費比率中，除娛樂消遣與教育消費比率的估計結果不具顯著性外，其他十一項消費比率與人口結構具顯著關聯性。此外，並無充分證據顯示逐年下滑的扶幼比與逐年走高的扶老比是造成我國民間消費比率相對平穩的主要原因。在世代資料方面，根據近似無關之迴歸聯立估計結果顯示，家庭消費組成中，除飲料與房租及水費支出外，戶內14歲以下幼年人口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對其餘類別消費組成均具有顯著的影響，其效果與方向則依各支出類別而異。整體而言，依賴人口的確可作為影響家庭消費組成決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戶內依賴人口對家庭總消費的影響則不具統計上的顯著性。

世界各國目前均積極努力於加速或維持其本國經濟成長率。“開發中國家”都竭盡所能，力求提高生活水準。已開發國家則極力避免經濟衰退，企求更大的財富與繁榮。欲提高生活水準，惟有在“經濟成長”高於“人口增加率”時始有可能。而欲使經濟成長達到預期目標，良好的經濟預測實為不可或缺的一環，近年來西歐（尤以荷蘭為首）及美日諸國對於經濟預測十分重視，計量經濟學的發展也正方興未艾。台灣地區之經濟屬於海島經濟類型，如何利用有限的經濟資源，從事經濟建設，加速邁向現代化，乃是全國上下一致努力的目標。對於未來經濟發展的動向之觀測，固未可忽視。台灣區之經濟預測，目前已有中央研究院、經合會、行政院國民總供需預測小組進行研究，建立計量模型。本文係參考中央研究院于宗先博士所作之“台灣經濟計量模型與經濟預測”，針對凱因斯所倡有效需求理論中之民間消費與民間投資兩部門，作更深入之分析。至於政府消費與公營事業及政府資本形成，其決定本諸政府政策，非依據市場行為，須單獨處理，故不包括在模型之內，亦即不由本文模型來決定。模型之各方程式均採線性式(Linear form)，分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及兩段最小二乘法(Two Stage Least Squares, TSLS)求解，再自此二法所得之解選出較佳者建立“台灣區民間消費與投資計量模型”，總計20個方程式，計消費函數十一，投資函數九，並據之以預測未來三年（民國60-62年）有關之經濟變數之數值。所需資料大部份取自行政院主計處編印之中華民國國民所得黃皮書，而所有資料之計算則大部份應用本校電腦館之IBM1130型電子計算機進行處理。 本文的討論將分為以下六部份：(1)經濟模型與預測。(2)普通、一般化及兩段最小二乘法之理論。(3)台灣區民間消費與投資計量模型。(4)線性重合(Multi-colinearity)與序列自行相關(Serial autocorrelation)之處理方法。(5)模型之預測能力。(6)結論。

全球經濟失衡為進入21世紀以來人們最為關心的經濟議題之一，而各國經濟失衡中又以中美經濟失衡所佔比例最高，也最為世人所重視。以中國經濟失衡的角度出發探討其現象及原因，可發現中國經濟成長有高度傾向由投資及外貿出口所帶動，內需消費的成長力道最為疲弱。然而，任何偏頗的成長都有其極限，投資與出口兩大動力引擎現階段正遇上成長的瓶頸。在連續若干年的高投資率後，產能過剩與虧損的陰霾已然籠罩中國產業界及融通其資金的金融機構，而中國的內需消費依然沒有令人感到驚豔的起色；年年擴大的貿易順差與外匯存底正招來各國不公平競爭的譴責與貿易壁壘的對待，也吸引預期匯率升值的國際資本前來套利。 檢討中國經濟失衡的內部發生緣由，產權分配不當與資訊揭露不全是中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過度的根本原因；貧富不均與城鄉差距乃是民間消費不振的首要因素；中國企業身擁鉅資卻未能妥善分配盈餘，是民間儲蓄最大的來源，也是間接影響家計部門面對未來信心不足，因而儲蓄過剩、限制消費支出的重要因素。經濟失衡的外貿順差來源則是數量龐大但卻利潤微薄的加工部門貿易出口，加以人民幣幣值確實有低估的跡象，對國際資本的湧入提供基本面的支撐。 雖然要轉變經濟結構並非一蹴可幾之事，但中國政府在2006年擬定的十一五計畫中，已針對中國經濟失衡的現象提出六大面向的改革。全球經濟失衡要能改善，並非僅是單純的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即可獲致，必須要貿易赤字國節約消費支出、增加儲蓄，及各個貿易順差國擴大內需消費支出，緩步溫和的改變經濟結構與相對幣值，方能有效解決經濟失衡的現象卻不傷害經濟體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