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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以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總力戰」時期臺灣文學者創作的小說作為研究文本。而綜觀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發展，1930年代中期，作家寫作技巧已更臻成熟、寫作題材也愈加豐富，然而臺灣總督府在1937年4月1日發布禁止使用中文的命令，接著又勒令所有文學雜誌廢刊。緊接而來的盧溝橋事變，時局的影響下，作家是不能發聲，文壇也轉趨寂寥。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配合戰爭形勢，日本政府積極在其所統轄下的地方實行皇民化運動，臺灣當然無可倖免。皇民化運動所牽涉的層面不僅在政治、經濟、軍事，也包括了文化，文學是為政治而服務，這時期的作品必須符合殖民當局的政策，作家的思想受到箝制。透過文學者對戰爭的協力，本論文將從總力戰的時空背景下，考察臺灣在物力、人力、心力三方面的動員，對當時臺灣小說的影響。身為殖民地的臺灣作家在作品表達不違背政策，但又保有自身創作空間，是這時期文學者創作時所面臨的難題。 在戰爭時期小說創作活躍的作家有楊逵、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及新生代作家周金波、王昶雄、陳火泉，他們創作出的作品在文學寫作技巧比上一代作家更為成熟，在他們純熟技巧下，所蘊藏的多元意含，提供了多義的解讀空間，也是這些小說最耐人尋味之處。在物力動員上，文學家的增產文學因應而生。小說中除了協力國策外，文學者們也反映出後方人民的艱苦生活，在殖民環境下，所遭遇到生活的困境、族群的不平等待遇，反映出殖民的不正當性。人力動員上，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志願兵年年以倍數增加，總力戰時期的臺灣小說也呼應了這股「志願兵」熱潮。在總督府「南進化」、「工業化」、「皇民化」的號召下，不論臺灣人民自願或被迫，都須為戰爭服務。面對日益強化的戰事動員，臺灣人民的好戰思想、青年鍛鍊，滲入日常生活中，也滲入了小說創作。透過文化動員，藉由作品宣傳，讓殖民政府所推行的政策能散布至島上的角落。在心力動員上，為配合殖民政府的皇民化運動，作家們必須在作品中表態自己的國族與文化認同，隨著作家不同的成長背景、人生經歷，自然也造就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表達方式，這些小說在戰後受到嚴厲的討論與批判，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對待。唯有在多重的考察下，才能更全面的探究總力戰時期下的文藝空間。

民族主義敘事是台灣日治時期新文學很重要的一個表現，但台灣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在台灣文學史受到戰後民族主義浪潮的催發而展開的書寫過程中，經常因為「時空環境差異」以及其中內含「皇民文學」等看似親近日本殖民者的言論，而與民族道德相對正確的前行時代隔離開來。只是當我們明白歷史敘事、尤其是於民族主義滋養下進行的歷史敘事，經常為了證成當下身份意義的需求而導致了偏頗以及去脈絡化的結果，「皇民文學」或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就有了重新閱讀的空間。本文以民族主義的理論爬梳為始，配合「東方式殖民主義」的概念，切入1930年代左翼思潮在地開花，以及1940年代的鄉土書寫、文學史建構與「皇民文學」等一系列台灣知識分子的文學活動，一方面以回應「東方式殖民主義」的假定，將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編入日本帝國的欲望連接回皇民化時期之前；另一方面則期望賦予被殖民的台灣人追求身份認同的過程以完整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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