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當代台灣佛教適應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承繼太虛與印順之佛教改革理念「人間佛教」 路線的各個教團以其積極入世轉向的發展將佛教觸角伸入民眾的社會生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各個教團對台灣女性的人力資源展現強大吸納與動員力量。因此,在台灣性別階層化與權力不均等仍遍存各種社會制度的脈絡下,台灣佛教女性的宗教實踐是吾人探討本土性別議題時不容忽視的核心面向。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即:以活躍於當前台灣人間佛教教團的優婆夷為研究主體,針對她們在父權社會之性別體制秩序下所發展的性別經驗,以及此經驗與其佛教信仰實踐的相互關係進行探討。根據後結構主義的觀點,我將研究的探討焦點「性別經驗」定義為:社會行動者終其一生在主觀認知與行動實踐二方面所經歷的性別化主體建構過程;因此從個體生命史的角度進行歷時性的研究。 研究問題有二:一、研究對象接觸佛教前所經歷的性別經驗發展過程為何?此過程中有何要素促使她們接觸佛教。二、研究對象皈依佛教並長期參加人間佛教教團以來,她們對佛教的信仰與實踐對其性別經驗發揮什麼影響。經由質性研究的立意抽樣,我對佛教弘誓學院、香光尼僧團、法鼓山與佛光山四個人間佛教教團的分道場之一各進行三~四個月的參與觀察研究;並從中選取優婆夷成員做為深度訪談的個案。 將所得的經驗資料與理論觀點結合與對話後,我對前述問題得出下列結論: 一、研究對象的性別經驗發展過程中,鉅視物質結構與觀念論述相互支持,並透過社會組織的運作將父權論述實踐落實於微視社會互動過程的兩性權力關係。而性別權力的配置是透過「社會資源」與「社會空間」兩個相互關聯的機制運作:父權文化代理人維繫性別之差異化配置;但始終存在邊緣力量及其行動者挑戰性別化配置,試圖增進女性對社會資源與空間的獲致與掌握,因此性別建構充滿變動的可能性。 二、研究對象雖同屬「女性」這個社會性別,但彼此之間,以及各自在生命史各階段所經歷的社會資源與空間之配置各有差異,因此形構彼此不同的性別發展樣貌。在接觸佛教以前,她們基於經驗的差異性而有單身、已婚的生涯差異,以及「開放」、「保守」的性別化主體模式之別。從而對父權文化所積聚的省思與批判亦有強弱之差,但對於她們接觸佛教都發揮一定程度的促成作用。 三、研究對象皈依成為佛教優婆夷並長期參與人間佛教教團以來,固然在教界內或教團中仍存有傾向父權文化規範的保守勢力,但大致上,優婆夷對佛教的信仰與實踐仍使她們對社會空間與資源的獲致與掌握程度有所增長。她們不僅在個人層次得到相當的「賦權」作用;亦在人際互動層次對父權文化規範產生一定的鬆動作用。 關鍵詞:台灣佛教優婆夷、性別經驗、人間佛教、權力配置、社會資源、社會空間

本文考察1945到1970年間台灣人口管理機制的特殊性與國家「統治型態」的變遷。理論層次上我們思考的問題是：現代國家如何「統治」──而解答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建立一個現代國家有關「人口」的特殊視野。現代國家的出現，其實正意味著一種新的統治型態、一種合理化的「管理」；其具體的對象，就是「人口」。要之，近代所謂的「人口」現象，本身就反映出現代國家在「統治」與「反思性監控」上最根本、最核心的一環。 從這個角度來看，1945年到1970年間，台灣在人口管理上呈現出極為特殊的現象。一方面，國府於1945年接收台灣之後，就在延襲日本殖民政府的戶籍制度、「警察－保甲」之組織與地方行政區劃的前提下，迅速地建立或重建了一個以「戶籍管理」為核心的人口管理機制。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國府透過「綏靖」與「基層編鄰」的措施進一步地強化了警察與社會底層「村里鄰」的組織網絡；1949年國府遷台，上述機制更在「反共復國」與「動員戡亂」的需要下得到最大程度的擴張，也使得國家得以嚴密地監控「人口」狀態。國府接收台灣的過程，可因此標示為「移植」、「挪用」與「轉化」。 但另一方面，對於軍事人口，國家行政體系始終無法予以有效的管理。原因在於：戰後初期台灣「軍事人口」群體的出現，主要是隨同國府遷台與來自中國大陸大規模的人口遷移，由於其中「在營軍人」的社會活動空間與國家行政體系眼中的一般人口有著客觀上的區隔，因此被迫施以特殊的處置。再者，國府統治大陸期間軍事體系內部問題的「制度遺緒」，使得戰後初期的軍事體系尚未「國家化」，內部管理上也沒有達到「現代化」的水準；因此，無論國家行政體系與軍方，都無法有效管制軍事人口動態。其中，「在營軍人」未納入戶籍的現象，更是國家行政運作上的一大困擾，甚至對總體人口的統計數據形成嚴重扭曲。 然而，中樞在衡量各項主客觀條件之後，透過「強迫服役」、「禁婚令」與退除役軍人「集中－隔離」等「內部規約」，以及抑制軍人營外活動的「外部監控」，國府仍然建立了一個「內弛外張」的人口管理模式。此一模式其實具有高度的「權宜性」：在「動員戡亂」這樣一個非常態性的統治方略下，它結合了對於軍事人口（內部的）生命歷程的規約與（外部的）人身監控，將軍事人口的社會活動壓縮在一定的社會空間，以達到有效管理的目標。這樣一個高度權宜性的人口管理機制，在1970年前後出現重大的轉變：戶籍管理的統計模式開始要求「一般化」與「集中化」，而軍事人口也一律要納入戶籍管理。導致此一發展的因素包括：國民黨政權「外部合法性」的消失、行政體系內部的合理化要求、以及國家「權力結構」狀態的變化。在1950年代與1960年代間，國府在國際情勢的特殊條件下得以堅持「反共復國」、「戰時體制」的方略；同時間，國家無法完全掌握軍事體系也構成軍方獨立管理內部人口的前提。然而，國府遷台之後二十年間，先是逐步推展「以黨領軍」、「以黨領政」的策略，繼則因為國家行政體系在專業知識、行政技術與制度慣習上的優勢，逐漸排除了「黨」直接干預國家行政決策與執行的可能性，終於在1970年前後由行政體系主導，成功地推動了一連串的內政革新──總體來看，「國家行政體系的合理化要求」與國家內部「權力結構」的變遷，乃是此一過程中最為關鍵的內在因素。 根據戰後台灣人口管理機制的諸多變革，我們發現：(1)位居社會底層綿密組織（甚至既有的社會關係）的挪用與轉化，(2)國家行政體系的合理化趨勢，以及 (3)權力結構的集中與穩定，乃是現代國家之建構與國家遂行長期有效「統治」的重要關鍵。然而，從理論的層次來看，台灣歷史的發展也提供了一些特殊的思考空間，值得進一步探討： 其一，台灣在清治時期到日本殖民時期，人口管理的基本要件乃是由「保甲」到「警察－保甲制度」轉化；這樣一種「挪用」與「轉化」的過程，在國府接收台灣時也再次出現。據此，國家體系「由上而下」的制度與組織建構，作為某種歷史發展中的突出現象，始終必須連結社會既有的組織網絡與社會關係，以重新規劃、建構有利於「統治」的「社會空間」。 其二，台灣歷史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的「戶籍」管理體系，其實是在日本殖民時期才發展成一個全面而有效的人口管理機制；國府遷台之後，在組織、制度與行政區劃上大致也延續了這樣的統治型態。無論是以「保甲」、「警－保」體系或「戶政管理」作為人口統治的基礎，基本上都是將「人口動態」、「社會關係」與「地理行政空間」相互結合而產生的「反思性監控」模式──從「人必歸戶」的要求與「流動人口」的嚴厲管制，不難看出此一模式的特徵。然而，這樣一種建立在「地理行政空間」的人口統治型態是否能夠適應「現代」世界的變遷？從當前的發展趨向分析，戶籍制度以其長期發展、盤根錯結的現況，與國家的行政運作已經無法割離；然而，制度本身在國家統治的需要上要求「人地合一」的初衷，在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中卻早已去而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