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章緒論，扼要說明研究之目的與方法，並詳述農貸之意義，特性與原則，在基本上，可以了解農貸的目的，功能與特性: 在理論上，得以確知農貸方式應遵循的原則。 第二章就目前台灣農業經濟情勢予以探討，並分析農家經濟能力。從分析中可以發現，台灣農家所得低，淨利少，尤其對於資金的需要，極為迫切。在負債方面，農家借款情況日趨普遍，借款金額亦逐漸增加，農民除了生產費用需借款外心生活費及清償舊債亦需告貸，從而推知，農家資金是非常缺乏的。在償債能力方面，本省農家的償債能力，無論長期或短期的都很小，尤其在耕地一公頃以下的小農，其債務負擔能力更為薄弱。目前台灣農家以小農為多，問題嚴重，自不待言。 第三章簡介農貸機構與其業務概況，主要在於分析本省農貸機構資金的供給，經營及其業務概況。台灣農貸機構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為農業金融機構，第二類為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第三類為其他金融機構。五十九年七月中央正式成立「農業金融策劃委員會」，統籌策劃全國農業金融事宜。是年年底，全體農貨機構貨款餘額為一七○億元，其中第一類機構貨款餘額佔七九。五七% ，第二類佔一六。七一% 。第三類佔三．七一% 。農貨機構貨款資金以吸收存款為主，資金籌措不易，中長期資金尤感缺乏，再以農貨成本偏高，農貨機構經營較為困難，這些問題必須設法解決，則農貨業務始能順利推展。 第四章分析本省農貨方式，對貨款之程序、用途、利率、限限、擔保又償還方式、借款人違約之處置等問題逐一的探討。貨款乃屬契約行為，在法律上有必須遵循之規定，本省的農貸方式，尚稱簡便，惟農貨利率，極須降低，貨款期限與擔保方式，有待放寬，期能符合農民的經濟負擔能力。 第五章論農業現代化與農貨政策，旨在闡釋農業發展與農貨在政日本政府的「制度金融」，農業近代化資金制度及新資金制度等，在農業金融發展史上。大放異彩，實值得吾人效法者。再者農貸欲促使農業生產增加，及解決農家資金的問題。則農貸制度必須與產銷制度密切的配合。並建立農場經營計劃貸款制度，徹底實施輔導農貸、預算貸款及根抵押等方法。 第六章對於農貸制度提出若干的建議，這些建議乃針對分析的結果，提出最主要的意見。農貸應做通盤性的計劃貸放，故與其有關的問題，必須一併考慮。如建立有系統的農貸組織與制度，設立固定性農貸基金，發行債券、廣籌財源，再輔以農貸服務。使成為適合農民需要之農貸制度。 第七章結論: 說明農業發展的問題，極為複雜，農業金融是不可忽視的一環，政府應負起策劃之責，並作大量的投資或貼補利息。農貸機構應善盡扶助農業生產之使命，以求增加農民收入，繁榮農村經濟。

1978年，中國開始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至今已歷經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長，經濟增長明顯加快、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水準改善，食物消費也因此更加多樣化。為了提供足夠的糧食安全保障，中國的糧食生產自2004年以來，已經達成了「十連增」的記錄。 本研究特別針對中共在「十五時期」（2001年～2005年）、「十一五時期」（2006年～2010年）」所採行之糧食政策及執行成果進行分析。研究顯示，中國雖然在21世紀初難得地維持了相當高度的糧食自給，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日益縮減和惡化、人口快速成長以及工業化、城市化的社會變遷，都是中國糧食安全必然面臨的嚴峻挑戰，同時也影響中國對安全的感受。 為應付國內的糧食缺口，並在國際糧價處於相對低價時增加儲備，從2009年開始，中國連續幾年成為大豆、玉米和小麥等穀物淨進口國，進口量並逐年攀升，因此中國的糧食需求已成為國際間影響糧食安全的關鍵。只要中國糧食自給的能力稍有變化，都會帶來大量的糧食國際貿易，甚至有人主張這也是導致糧價高漲的原因之一。 隨著全球化的進展，糧食也成為國際貿易商品，糧食相關金融產品成為跨國企業及財團運作資金的另一種選擇。但若從宏觀開放的視野看待進口糧食，中國的資源配置和農業生產結構，可望透過貿易自由化而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自十八大拋出「城鎮化」的概念後，很多投機者已經虎視眈眈，寄望從城鎮化帶來的土地盛宴中攫取財富，認為「新土改」將是中國繼城市化之後又一個炒作房地產的機會。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不只是民生經濟問題，處理不好就可能引發社會動盪；「城鎮化」是否將排擠農業耕種面積、「農村現代化」如何兼顧總體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益，都是值得持續密切觀察的重點。

近代以來，中國農業現代化以農藥利用、肥料推廣、品種改良及機械化發展為最主要方式。其中農業機器之利用，與機器產業乃至工業、製造業有密切關係，可說是溝通工農部門的關鍵。故本文以農業機器產業為線索，關注農業現代化中工業及其他現代部門參與的情形，及其所發揮之「農工並進」作用。 　　農業機器大約自十九世紀末期傳入中國，二十世紀初有少部分商人注意到斯業前景可期，著手製造販售。到1920年代，受到國外農機利用蓬勃發展的影響，江南地區機器業者也有不少轉而生產農業機器。這些以農業機器為主要產品的新式機器廠，發展出標準型號、大量生產，以及成立事務所、刊登廣告、參與展覽會、辦理講習等種種經營與行銷方式，更由於農業機器帶來的大量利潤，吸引資本家投資設廠，也使之轉型為新式企業組織。因此來自農村市場的機器需求，支持了工業部門的機器製造業進展。 　　除了民營事業的推進，政府當局也創辦公營製造廠、推廣模範灌溉與合作運動，國家力量促成農業機器利用的擴大。戰時儘管受到一定影響，但汪精衛政府在1940年代復籌措鉅資成立新式農業機器工廠；重慶政府則在同時間成立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前者在戰後改組為農林部無錫農具廠，對戰後江南的復員工作及農業生產極為重要；後者則在戰後接受聯總援華物資，承擔「全國農機擴建事業」在各地建立機器廠的任務。大略言之，近代中國農業機器產業之發展，是民間先於政府，但隨後在農業機械化之目標下，國家力量又主導產業成長，這種趨勢在1950年代以後達到高峰。 　　整體而言，近代中國農業機器業，並非如過去所認識的規模狹小、技術落後，反而是獲利豐厚的產業；由於在經濟發達地區更容易出現農業機器的利用，故而上海、無錫及常州等地密集普遍的機器工廠，能提供農業機器維修保障，因此以江南為例，可以看出農業機器產業不僅是農業機械化的基礎，也是機器產業提昇技術、擴大獲利之關鍵，二者互為因果。本文以江南為中心，但在空間方面注意到與東北經驗之比較、在時間方面也注意到戰時淪陷區的經營及戰後延續情形，擴大既有研究的時空範圍；通過對農業機器產業的探討，可以觀察工業與農業發展之互動關係，亦為近代中國經濟發展補充另一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