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許多中共高等教育研究中，不難發現學者在研究中共高等教育決策時多以極權及意識型態角度來看待其教育政策之決策。文化大革命時期之高等教育政策更視之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模式達到顛峰。但是以極權╱意識形態模型來觀察高等教育領域政策，似乎無法完全說明彼時期之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吾人便思索是否能尋找出另一種研究途徑的詮釋，更合理地解釋意識形態指引的集體行為現象。 基於以理性選擇途徑中若干特點與文化大革命時期高等教育的發展相近，本論文擬嘗試以理性選擇的研究途徑來做一分析，希望由其中可以得出一個更細緻的分析。 本文共分為五部分，第一部份說明論文的研究主旨、動機、範圍等。第二部分則說明現階段本研究領域發展的狀況。第三部份說明本文所使用的方法，也就是理性選擇研究途徑的內涵。第四部份則是以理性選擇途徑使用於中共文革時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變的分析，最後於第五部份說明論文的結論。 經過本論文的論述，吾人發現以極權/意識型態模式分析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高等教育政策演變過程有其缺陷，尤其在個人行為動機及集體行為的形成上有許多無法描述的情形。而以理性選擇途徑分析其演變過程，反而具有其優勢，這樣的結論提醒吾人，若將研究提高到方法論層次將有助於發現新的事實。並且，同一政策若能以多種典範下的研究途徑，例如透過釋義典範下的詮釋學途徑、批判理論等理解同一項政策，一定能使得既定的事實呈現更加完整及多樣的理論風貌，並擴充吾人的視野。 這樣的分析亦可以提醒後續研究者，是否文化大革命以外的時期亦可以理性選擇研究途徑來觀察？是否文化大革命的高等教育政策領域之外的政策、諸如經貿政策、外交政策、國防政策等亦然？若能繼續這方面的研究，相信這將會是一個極為有趣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