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研究之目的，乃欲藉敦煌佛經寫卷之題記研究，以管窺敦煌當地佛教之特殊性 ，及其於中國佛教史上之地位．然限於時間及能力，故僅能就題記所反映之現實性方 面稍作爬梳． 有關佛經寫卷方面之原始資料，係根據王重門氏《敦煌遺書總目索引》、許國霖氏《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潘重規氏《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復校之以黃永 武氏《敦煌遺書最新目錄》及果立中央圖書館所藏之敦煌微捲及古寫本．雖然對列寧 格勒收藏之內容及英、法、北京之寫本真方面皆力有未逮，但因本文並非以考證工作 為主，故文獻多寡並非問題． 恩限於資絡之分散，與文獻本身之不完整，故本文盡量排除有待爭議者，而以其中之 時地人物皆較可信賴者，就其於信仰行為思想方面，所反映之普遍性與特殊性，輔以 史地之背景來加以適當闡發．且由於題記部分之資料不全，故歸納之推理活動乃根據 特殊事實之因果關係來加以推論，而非全然以量化、經驗為根據． 茲以下列六個子題來加以探討： （１）序論 （２）敦煌佛經寫卷之形式 （３）敦煌佛經寫卷題記之內容 （４）佛經寫卷題記所反映之現實性 （５）敦煌佛教的史地考察 （６）結論 敦煌文化乃隸數於漢民族文化圈之最西端，由於地理因素的特殊，以及中股時代種族 融合及宗教傳播之歷史背景，促使其政治型態與社會現況皆迥異於中原地區，故而其 佛教發展與佛教文化自不免呈現獨立自主的特性，在中國佛教史上扮演了轉接、聯絡 的角色．

梁氏的一生，無論在思想上、在行動上，都可說是多彩多姿，前人有關其之著作大都 側重其一生行動之一面，如其之鄉村建設運動。本論文主在研究梁氏思想之一面，然 而思想與行動在梁氏而言是不能截然劃分的，梁氏幾乎在其每本著作中都極力否認自 己是個學問家，他稱自己是“問題中人”，“行動中人”，凡其所探究都起于有感於 人生世事而有之問題，其中包括中國問題及其個人的人生問題，梁氏研究這些問題的 目的就在尋找可為其行動之指標，有鑒於此，筆者擬以梁氏所提出之問題串連全篇論 文，至於其思想與行動間之配合狀況則不在討論之列。 梁氏一生思想階段的劃分，主要是依其人生態度之轉變而來，梁氏在十九歲前抱持著 實用功利主義的人生態度，二十歲時自殺未成轉入佛家，及至一九二二年梁氏正式宣 佈放棄佛家生活轉入儒家，從此積極入世，致力於救國理論的建立與實踐。一九四九 年共產黨建立政權後，梁氏歷經批鬥，自知無法施展抱負，乃轉而專心從事學術著作 。本論文研究重點在於分析梁氏各階段轉變的原因及其如何由形上學、歷史哲學以至 文化社會學的研究中建立其救國理論－鄉村建設理論。 筆者從研究中發現梁氏的理論來源相當混雜，並不只有儒家，還包括佛學及某些西方 哲學，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叔本華的唯意志論等等。故從思想上看來，梁氏並非純 粹儒家，他是本其歷史哲學之研究結果認為中國前途在民族精神、特別是儒家“剛” 的人生態度之復興乃轉入儒家思想，一九二一年他的棄佛所棄的只是佛家的生活方式 ，佛家思想之價值梁漱溟在其歷史哲學中另有安排。 本論文所使用的資料主要是梁氏的專書著作，其一九四九年後者亦大致收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