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能否影響實質的經濟活動一直以來都是總體經濟學家討論的主要課題，而欲了解此一課題，便須深入了解貨幣政策影響總體經濟的傳導過程。其中最被人廣為探討的為利率管道與信用管道，而一般而言信用管道可分成兩種基本途徑，分別為銀行借貸管道與資產負債表管道。本文將重點放於銀行借貸管道的探討。 在討論金融因素與經濟體系的互動關係時，既有文獻大多是根據金融加速理論 (financial accelerator theory) 加以探討，該理論認為當實質經濟體系產生干擾時會經由金融體系而使該干擾對經濟的衝擊效果加以放大與加速。因此本文在研究信用管道在我國經濟體系中所扮演角色時，我們採用結構向量自我迴歸模型(Structural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將信用因素作為影響實質經濟體系的干擾來源之一，並分析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後，信用管道與實質經濟之關聯性是否有所不同。另外由於我國過去幾年信用受限制的對象大多是較不具競爭力的傳統產業，或財務出現警訊的企業體，信用管道對經濟體系的影響可能因個人或家計單位，以及民營企業而有所差異。因此本文在討論以本國一般銀行放款所代表的信用變動對經濟體系之影響時，我們將之區分為本國一般銀行對個人與家計單位放款，以及本國一般銀行對民營企業放款兩種不同性質的放款。希望藉由以上的分析，能提供貨幣主管單位一個參考以及喚起讀者對貨幣傳導機制的重視與興趣。

我國基於市場國際化與金融自由化的潮流，自1983年起逐步開放海外資金投資國內股票市場，證期會自1990年12月28日起開放外國專業投資機構投資我國股市，並且自1996年3月1日起，開放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投資我國股市。 吸引外資至我國投資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是有相當的助益，而維持股市與匯市的穩定亦是相當重要的目標，外資投入我國股市的金額與比重，預計逐年攀升，其交易策略與交易行為造成我國股市何種的衝擊與影響，是否與我國景氣循環有相關，引起本研究的動機。 本研究期間為1995年8月1日至2003年4月30日之日資料，主要以VAR模型及GARCH模型分析外資、投信與自營商買賣超及其與股價指數日報酬率之關係，並且配合景氣循環指標判斷當繁榮或蕭條時，探討兩者之關聯性。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1.外資在股票市場中扮演著領先者的角色，可能因為外資對於資訊的判斷與收集較國內法人精準且充足，所以國內法人有跟隨外資的現象。 2.前期外資買賣超對當期股票指數報酬率具有顯著的正向衝擊，可見外資進出股市的確具有資訊內涵，可作為投資時的參考指標。 3.在加入景氣循環變數進行討論時，可發現當景氣蕭條時外資買賣超對股市報酬率的衝擊比景氣繁榮時衝擊劇烈。 4.股票報酬率的波動性亦顯著受前期外資買賣超波動衝擊的影響，且為正向效果，但投信與自營商買賣超對股票報酬率波動的影響並不顯著。 5.不論景氣的好壞，外資買賣超的波動度會增加我國股市報酬率的波動，且為正向的影響，由此可推論外資的買賣超行為會對台灣股市的短期走勢有助長或助跌的效果，增加股市報酬率波動度。

在過去，經濟研究的議題著重於如何發揮生產效率的極大化或是消耗資源的極小化。然而自工業革命後，隨著經濟的快速成長，環境的改變已嚴重威脅到人類的生存，使得人們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必須停下腳步，關心環境的永續經營與發展。天津是中國最大的沿海開放城市之一，2012年3月英國經濟學人訊息部（EIU）公布調查報告，天津市的經濟競爭力居全球之冠；另一方面，自2006年起天津市成為中國國家環境保護模範城市之一。鑑於天津市在經濟增長以及環境保護方面的具體成果，是以本文希望透過對天津市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模式的研究，藉由現有文獻中探討影響經濟成長之環境決定因素，特別是針對與天津市同質性較高的中國各省、直轄市的狀況去探討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間的關係，再藉由天津市改革開放後的實證模型分析，理論與實務交叉比對，逐一檢驗天津市經濟成長及本研究參數假設，期望藉由模型分析經濟成長和環境保護能否共存。將實證結果形成具體政策與建議，提供學術研究與政府單位做為參考。

金融部門與總體部門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金融部門的活動關係著總體經濟的熱絡與衰退；總體經濟的變化也時常影響金融部門活動。而貨幣政策為中央銀行穩定經濟的重要工具，在達成最終經濟目標前，時常會先衝擊金融市場的活動，進而影響就業、物價及經濟成長等總體面的經濟結果。本研究在基於金融部門與總體部門有著錯綜複雜的影響關係上，探討台灣在加入WTO後面對外來總體面的干擾時，分析貨幣政策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效果，以期能在政策的選擇上有較佳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以2002年台灣加入WTO為比較基準年，使用1998至2006年資料，以VAR模型與Granger因果關係探討貨幣政策與政策目標、金融市場間之有效性。實證結果發現，在貨幣政策目標間的傳遞效果上，以重貼現率作為貨幣工具無法有效影響操作目標；以拆款利率作為操作目標，在受到外來干擾下影響中間目標上有較佳的效果。此外，在貨幣政策目標與金融市場間的影響效果上，以準備貨幣為操作目標較能在受到外來干擾下影響金融市場；以廣義貨幣供給量M2為中間目標較能在受到外來干擾下影響金融市場。

本篇論文擴充Ang et al. (2007)之基本架構,分別建構台灣各式月資料與季資料的物價指數預測模型,並進行預測以及實證分析。我們用以衡量通貨膨脹率的指標為 CPI 年增率與核心CPI 年增率。我們比較貨幣模型、成本加成模型、6 種不同設定的菲力浦曲線模型、3 種期限結構模型、隨機漫步模型、 AO 模型、ARIMA 模型、VAR 模型、主計處(DGBAS)、中經院(CIER) 及台經院(TIER) 之預測。藉由此研究,我們可以完整評估出文獻上常用之各式月資料及季資料預測模型的優劣。 我們實證結果顯示,在月資料預測模型樣本外預測績效表現方面, ARIMA 模 型對 2 種通貨膨脹率指標的樣本外預測能力表現最好。至於季資料預測模型樣本外預測績效表現, ARIMA 模型對未來核心 CPI 年增率的樣本外預測能力表現最好; 然而,對於 CPI 年增率為預測目標的預測模型則不存在最佳的模型。此外,實證分析中我們也發現本研究所建構的模型預測表現仍遜於主計處的預測,但部份模型的樣本外預測能力表現則比中經院與台經院的預測為佳。 /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forecasting performance of inflation in Taiwan. We conduct various inflation forecasting methods (models) for two inflation measures(CPI growth rate and core-CPI growth rate) by using monthly and quarterly data. Besides the models of Ang et al. (2007), we also consider some macroeconomic models for comparison. We compare some Monetary models, Mark-up models, six variants of Phillips curve models, three variants of term structure models, a Random walk model, an AO model, an ARIMA model, and a VAR model. We also compare the forecast ability of these model with three different survey forecasts (the DGBAS, CIER, and TIER surveys). We summarized our findings as follows. The best monthly forecasting model for both inflation measures is ARIMA model. For quarterly core-CPI inflation, ARIMA model is also the best model; however, when comparing the quarterly forecasts for CPI inflation, there does not exist the best one. Besides, we also found that the DGBAS survey outperforms all of our forecasting methods/models, but some of our forecasting models are better than the CIER and TIER surveys in terms of M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