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建立措施」(CBMs)屬於單純的政治命題？或是一個文化與政治的關聯命題？若將其用於解決兩岸問題上，可能就不是單純的政治命題。因為，兩岸從1949年起雖處於敵對狀態，但並沒有因敵對而影響民間經濟活動的交流發展，而且這種政治冷、經濟熱的特殊現象，還是沒有使得中共方面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選項。但是，自1958年「八二三金門砲戰」後雙方又沒再發生過軍事衝突，同時也默守互不逾越「海峽中線」的規範，這種不同於西方軍事互信的概念似乎又存在於兩岸之間。因此，有人認為是美國與兩岸間構成的和平穩定架構發揮功效，或因經濟因素的介入使然，唯少有從「文化」這個面相來研究解讀的。事實上，英國哲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曾說：「中國的軍人是一個有理性的人。」可謂道出華人文化的特質。由於，兩岸文化系出同源，所以在相同文化邏輯涵泳出的國民性格，不僅有著共通的語言、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而且是一個極為重視人情、面子和關係的生活世界，與奠基於民主法治的西方社會大異其趣。
由於，CBMs畢竟係西方文明的產物，雖有完善堅實的理論基礎及實踐經驗，但逕自套用或作為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理論，不僅不能解決問題，也因為缺乏對文化差異的理解，從迄今懸而未決的結果足以證明西方理論未必全然適用。因此，興起於1980年代末的建構主義，因蘇聯解體後，東歐與南歐共產國家產生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問題的研究，促使建構主義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理論之一。而且，著名的建構主義論者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當具有共用觀念的集體認同建立後，國家可以超越自助特性，相互間構築起高度信任，彼此以和平途徑解決衝突，而不是訴諸武力，從而實現洛克(John Locke)文化向康德(Immanuel Kant)文化的轉變。由於，華人文化本就具有建構主義的精神，運用於具有共通文化背景的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構，理應是合理的選項與嘗試。
| Identifer | oai:union.ndltd.org:CHENGCHI/G0094922019 |
| Creators | 陳明崙 |
| Publisher | 國立政治大學 |
| Source Sets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ies |
| Language | 中文 |
| Detected Language | Unknown |
| Type | text |
| Rights | Copyright © nccu library on behalf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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