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清學術轉型為問題意識的導出。由「理學」到「考據學」的典範轉移如何發生,一直為學界的焦點議題。考察前人研究,對於此議題的解決方案,大概分為三種理論類型,即梁啟超的理學反動說、錢穆的每轉益進說、余英時的內在理路說。錢氏與余氏之說,實有繼承關係。余氏勾勒出「智識主義」於思想、學術史內部之發展脈絡,更成為本文思考此議題切入的主要觀察視角。
自元代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考定本,至明清兩代仍沿用不衰。清代以朱子學為官學,沿襲明代舊制,仍用八股文取士,命題範圍為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至康熙時朱子升祀配享孔廟,入十哲之列,朱子學成為官方獨尊的學說。加以明末以來由王返朱的學術風氣,清初學界可說是朱子學的天下。然而,清初王學陣營中卻有毛奇齡這樣一位不同於流俗,奮力批駁程朱學的人物,其四書學著作如《四書賸言》、《四書賸言補》、《論語稽求篇》,以及晚年時由門人纂輯的《四書改錯》,皆呈現以王學為主的學術根柢,以經解經的方法論,開展了由理學走向考據學的學術門徑。是以本文以毛奇齡的四書學為研究對象,以其集大成之作《四書改錯》為主要討論範圍,配合其他相關四書學文本,溝通其中義理與考據兩部分,捕捉其中「轉折」與「改易」的軌跡,形構一個動態的學術史側面,使毛奇齡四書學的真正價值,得以被抉發與定位。
藉由時代風氣與毛奇齡生平的疏理,可知毛奇齡的王學立場並非刻意與朱學立異,而是出自個人學思的體會。其次,則進入毛奇齡四書學之文本,挖掘其義理、考據兩面向的特色與價值。在義理的部份,毛奇齡承襲王學,又開出新意,呈現清初形上玄遠之學風淡薄的特色。在考據的方法使用上,毛奇齡多針對名物訓詁、典章制度多有發揮,使用漢唐舊注,提出翔實的論據以批駁朱注之非,頗具時代性意義,為歷代考據學流衍至明代,所謂回歸原典運動的延續。
總括而言,透過本文對於毛奇齡四書學的分疏,可得出義理、考據、經典觀三部分的轉折。其一,承繼王學「心」、「意」、「知」的架構,但其中「知」之本體義已然消褪,此為義理層面的轉折。其二,承繼明代所形成的回歸原典風氣,於考據方法上有所開展,提出「以經解經」、「以漢破宋」,成為後世學者的典範,此為考據方法的轉折;其三,基於對經典的尊奉意識,由《四書》、《六經》的義理、考據兩面向的一貫,發展出諸經一貫的經典觀,此為經典觀的轉折。
Identifer | oai:union.ndltd.org:CHENGCHI/G1001510141 |
Creators | 王秋雯 |
Publisher | 國立政治大學 |
Source Sets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ies |
Language | 中文 |
Detected Language | Unknown |
Type | text |
Rights | Copyright © nccu library on behalf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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