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因應遠東國際局勢的變遷，為了防堵中國勢力，才轉而提供台灣援助。這些援助多數用於軍事防衛與經濟建設發展，後來才慢慢用於衛生實務上。在瘧疾防治方面，台灣獲得美援充裕資金，奠定穩固的基礎。只是，更不可忽視世界衛生組織專家之專業技能與全球撲瘧計畫在台灣的落實。 1950年，台灣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幸賴該組織沒有嚴格的退會規定，以及劉瑞恆、顏春輝與西太平洋區署署長方頤積的私人情誼，得以於1951年簽下《瘧疾防治協定》，與世界衛生組織開啟四年撲滅瘧蚊的合作。儘管在此之前，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在全球許多國家試驗DDT之效能，1952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三位瘧疾專家來到台灣，仍然從瘧疾、昆蟲學、衛生工程的專業知識，予以全盤的考察，終以矮小黑蚊為傳染媒介，掌握矮小瘧蚊習性與活動範圍，從家屋環境歸納DDT噴射效能，以及針對交通狀況、DDT噴射器具、各項人力進行評估等等。這些考察與評估，在7月「先驅計畫」試行，漸次歸納噴射區較未噴射區瘧蚊數量銳減、全部噴射與重點噴射效果相當，噴射隊組織以1-4-2模式能夠發揮最佳效能等。1953年起，瘧疾研究所同仁與國際瘧疾專家共同擴大訓練全島人員DDT噴射技術訓練，以及傳授地方人士瘧疾與瘧蚊知識等，在各界的配合下，大規模DDT家屋噴射作業得以順利啟動。1954年、1955年，台灣大抵也是在這種國際衛生合作的形式上，擴大家屋噴射的規模。其間，瘧疾研究所也適時調整方法，動員全省各界撲瘧人員，加上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的協助，撲滅瘧蚊的成果豐碩。1953年，世界衛生組織為了提供一個亞洲瘧疾知識能夠交流的平台，在曼谷召開的首屆亞洲撲瘧會議。台灣派員參加，也讓會員國掌握台灣撲瘧動態。翌年，台灣原本主辦第二屆亞洲瘧疾會議，卻因九三砲戰引發第一次台海危機，致使第二屆亞洲會議改在菲律賓召開。會後，各國瘧疾專家與世界衛生組織顧問也蒞臨台灣實地考察，讚賞台灣撲瘧工作之努力，更欽羨高雄化學廠已能夠生產出符合國際水準的DDT。從此時開始，台灣更成為亞洲地區防瘧作業的前哨站，許多亞洲會員國透過世界衛生組織的協助，紛紛將撲瘧人員送至台灣接受訓練、考察。往後，這些來到台灣的受訓人員，必定將台灣經驗移植本國。 1955年，原本台灣與世界衛生組織之四年防瘧合作將屆，轉因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瘧疾根除計畫，使得兩者間之瘧疾防治工作，得以延續。從1955年起，台灣瘧疾防治工作目標，不再是簡單的將瘧疾壓低至某種程度，而是順應著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範本，必須歷經「準備期」、「攻擊期」、「肅清期」、「保全期」，以完成全球瘧疾根除之目標。1955年，當全球50多個國家接受世界衛生組織的援助，開始準備進行防瘧工作時，台灣在先前的努力與累積的成果上，未從頭執行所謂的「準備期」，而是延展二年DDT家屋噴射工作，進入「攻擊期」的尾段。必須要釐清的是，以往公共衛生專著中所論及之戰後台灣對抗瘧疾奮鬥歷程中，經歷過所謂的「準備期」、「攻擊期」、「肅清期」、「保全期」，其實這是移植世界衛生組織全球瘧疾根除計畫而來的，並非台灣獨有的特徵。換言之，每一個參與瘧疾根除計畫的會員國，必須按照這一套標準作業流程，歷經諸多考驗，根除瘧疾，免於苦痛。只是，當瘧疾防治的目標，從控制走向根除時，在工作層面上似乎更趨複雜了。原本，瘧疾控制只需要將瘧蚊撲滅到最低的程度，切斷傳染途徑，避免大規模感染即可。但是，世界衛生組織掌握瘧蚊是無法全數撲滅的，因此瘧疾根除必須透過「肅清期」將瘧蚊削減至最低程度，接下來必須進行「肅清期」，也就是透過衛生行政機構之監視方法，找尋瘧疾患者，投藥治療，殲滅瘧原蟲。一旦傳染源被消滅了，瘧蚊對人類即無所威脅。 當初，世界衛生組織對這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瘧疾根除計畫深具信心，只要會員國按照的「準備期」、「攻擊期」、「肅清期」、「保全期」這套標準化流程循序漸進，那麼全球瘧疾根除之目標指日可待。惟會員國社會經濟條件不一，或因DDT噴射工作未完全執行，或缺乏有效領導撲滅瘧疾之工作單位，更甚者，或疏忽了瘧患監視作業，以及瘧蚊出現抗藥性等等，導致許多國家瘧疾復發，日益嚴重。這些情況，迫使世界衛生組織不得不於1969年對外宣告全球瘧疾根除計畫的失敗，修正防治的方法，改以控制瘧疾為主。至今，世界衛生組織仍試圖歸納最佳的防瘧方法，持續為全球瘧疾防治而努力，這種推展國際衛生合作之精神，深值敬佩。 1965年，台灣根除瘧疾的背後，始於全國團結一致與國際力量的援助，得以順利進行DDT噴射作業，可以說，台灣能夠成功對抗瘧疾，實奠基於「攻擊期」的努力。不過，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的許多會員國中，完成DDT噴射作業的國家很多，雖奠定良好的防瘧根基，卻始終無法達到瘧疾根除的境界，錫蘭便是最明顯的例子。錫蘭之所以失敗，便是輕忽「肅清期」的監視作業。其實，台灣在「肅清期」、「保全期」中，也如錫蘭與其他國家般遭遇許多困難與挫折，實非外界想像般的平順。台灣也曾忽視瘧疾的監控，導致爆發小型群體感染病例，掀起瘧疾傳染危機。幸運的是，台灣每逢危機，便能透過世界衛生組織的協助，強化各項監視方法，同時觀察其他國家的經驗而有警覺性，得以化險為夷，成為全球瘧疾根除的模範。 世界衛生組織是聯合國的專門機構之一，除了依照《四年防瘧協定》援助台灣本島開展防瘧實務外，也因應聯合國國際合作的精神，提供台灣獎補金讓瘧疾研究所的同仁們赴外進修學業，前往全球聞名醫學中心研究，以及遠赴各國考察瘧疾流行情況，以茲與台灣比較。世界衛生組織為了提升各國瘧疾知識和防瘧技能，更多次召開亞洲瘧疾會議，讓與會的國家代表透過會議了解各國撲瘧實況，並且進行知識上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台灣出席這些會議的代表回國之後，能將全球最前沿的知識分享國內，提升整體知識水平。世界衛生組織在菲律賓馬尼拉設立國際瘧疾訓練中心，台灣與周邊國家瘧疾人才紛紛前往接受訓練，裨益各國瘧疾防治工作的推展。難能可貴的是，台灣在接受世界衛生組織的援助之餘，協助其他國家訓練撲瘧人力，甚至提供防瘧物資、器材給與他國，另外，台灣在瘧疾防治過程中，並未獨善其身。台灣瘧疾研究所很多專門人員奮鬥有成，前後應邀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顧問，前往世界各地協助很多國家抵禦瘧疾，實質的開拓台灣醫療外交之路。可惜，隨著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與翌年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後，也漸漸的中斷台灣瘧疾專家開拓醫療外交實業。直至2000年，曾經服務瘧疾研究所的連日清先生，多次前往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協助該國防治瘧疾有成，成功為台灣開拓「蚊子外交」，不僅贏得該國的讚賞，更因此獲得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在聯合國大會為台灣發聲，爭取拓展國際關係的機會。

本論文研究目的有以下兩點： 1.分析世衛的結構、程序及人事——台灣加入世衛的訴求在國內已達到一定程度的迴響。2003年美國國務院研究辦公室公布的一份民調顯示，65%的台灣選民支持就台灣是否加入世衛進行公民投票。 姑且不論民眾對世衛的了解程度，這份民調至少顯示民眾對此一問題已有本身的看法而不會全然無知，並且多對加入世衛持肯定態度。自1997年我國倡導加入世衛以來，國內中文期刊論文與世衛相關者呈現大幅成長。在「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依篇名、關鍵詞及作者三項來搜尋得到的七十筆的論文中，1997年後發表的就占五十四篇 。然而，國內專門論述世衛起源、成立及組織架構的中文專書著作卻屈指可數。國立陽明大學一份與世衛相關的碩士論文，內容探討我國與世衛關係的演變，其中有關世衛本身的部份主要集中在第四章內，對於世衛本身的整體論述極為精簡。 筆者才疏學淺，僅試圖藉此對世衛的研究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也讓對世衛有興趣者能夠對其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2.了解世衛的功能及戰略——說明世衛過去的規劃(programme)、戰略(strategy)，指出世衛的貢獻，並運用世衛對抗愛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SARS等國人所熟悉的國際疫情為例，檢視及了解世衛如何發揮功能以達到成立目標，並指出其面對的阻礙和未來的發展。

本文探討近數十年來非政府組織「為何」（why）在國際社會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的各項議題，其興起的因素與相關的基礎理論。然而，由於世界衛生組織是一個以主權國家為會員組成的政府間組織，台灣至今還未能成為它的會員國；非政府組織「如何」（how）參與此一國際組織，本文從三個面向來進行分析，第一，非政府組織參與WHO的角色定位；第二，非政府組織對於國際政策諸如醫療、人道救援等的參與策略；第三，討論非政府組織在國際參與過程中與政府的關係；此外，並探討台灣非政府組織國際參與的機會與可能的挑戰。 就理論意義而言，學者將非政府組織與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聯繫起來，關注於非政府組織如何在國際參與各項全球議題（Held & Mcgrew, 2002；Peck, 1998；Scholte, 2000）。就現有的非政府組織研究來看，學界少有將全球議題和國家、非政府組織相連結者（Weiss, 1999；Brown. et.al., 2000；CIVICUS, 1998；MS, 2000），此一研究缺口主要與它在國際政策層面的重要性未獲得密切注意有關。目前有若干學術著作把國家與非國家行動者合併在一起探討，Weiss & Gordenker (1996)在「非政府組織、聯合國及全球治理」（NGOs, The UN, & Global Governance）一書中，從UN與NGO的連結試圖解釋全球治理的問題；Fisher（1998）的「非政府組織與第三世界的政治發展」（NGOs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一書探討的NGO與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發展的關係。本文主要為了突顯NGO的參與對國家主導全球議題等鉅觀社會變遷的影響之外，並以中介角色來理解它與政府和政府間組織如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關連。 在資料蒐集與分析方面，台灣非政府組織在國際上從事醫療及人道救援有其長遠的歷史，然關於這方面的學術研究、討論，卻是近幾年才開始興起。本文採用質性研究的文獻檢閱、深度訪談和參與觀察等研究方法。對此一議題的思考、研究，透過搜集、閱讀以世界衛生組織為研究主題或相關的國內外期刊文章，釐清目前世界衛生組織研究領域的內容，以進一步確定計畫研究範圍、研究主軸與訪談對象。針對非政府組織部分的訪談對象，作者選擇了：台灣國際醫學聯盟等共18個民間團體以及2個政府機構做為研究訪談對象。 研究發現茲分為理論層面和實務層面兩方面對照說明： （一）關於非政府組織在國際參與的角色定位，指涉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社會所扮演的是一種中介角色；還是第二軌道外交功能、或對政府間國際關係的輔助作用。究實而論，台灣非政府組織參與世界衛生組織之行動，其理論意涵意味著上述三種的角色功能，但本文研究發現政府偏好以動員方式鼓勵非政府組織去參與，而此種「動員式外交」活動究竟能夠收到多大的效果，不無爭議，容易造成台灣NGO在國際發展角色的曖昧不明，引發非政府組織角色定位的疑問。 （二）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組織系統中並不具有政府的合法性，亦不具有治理上的權威，故而它對於國際事務的影響力，所憑藉的僅為一種策略途徑的運用。從台灣參與的個案，本文發現非政府組織除了運用協商談判的途徑，或與政府協商、或國際組織協商之外，國內非政府組織所運用的途徑，主要為倡議導向的途徑、策略聯盟的途徑以及訴諸直接服務的途徑。 （三）台灣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理論上可以與外交議題進行連結，因此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在某些政策層面維持良好的互動。本研究發現台灣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互動情形，存在下列的問題：1、第二軌道外交價值觀認知之不同，政府急於加入WHO這種國際政府間組織，但大多NGO卻認為政府不應將外交當作唯一考量，希望能夠加強非政府組織實際參與的實質內涵；2、非政府組織與政府參與國際的方式缺乏共識，非政府組織不認同政府對外之參與模式，反而認為政府應該做好整合資源的工作，協助國內NGO從事國際活動，盡量讓NGO可以發揮各自領域之所長，而不只是經費補助而已；3、台灣NGO與政府的關係可區分為：收編、合作、互補和對抗等類型，其中若干非政府組織與政府傾向於一種合作型的「官民策略」(Government-NGO Participant Strategy)，就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目標而言，兩者維持相互依賴的關係。 / The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related issue tha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in Taiwan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ies of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term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y approach, this paper examines why NGOs involved in global issue, and explores NGOs appearance cause and related basic theory. However, WHO is an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omposed of a number of member state, so far Taiwan couldn’t still be allowed to be a member of WHO. Based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it also examines NGOs how to participate in such an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there are three main analyzing aspects. First,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role and position of a civil organization concerning how to participate in WHO meeting and activities. Second, some of the NGOs discussed here directly provide strategies to attend international policy in WHO areas such as health, and human aid. Third, the diverse relations between NGOs and government institution may be formed with participating different processes of international action. Furthermore, we discuss the 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on participating actions of NGOs in Taiwan.

本研究「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倡議「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議題的過程為觀察對象，探討議題發展的過程中，非政府組織、議題、與議題所處的環境，彼此如何相互影響，以成就議題的生命。 研究發現，就組織層面來看，「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從社會運動組織轉型為制度化的非政府組織，其發展的過程與台灣許多非政府組織的轉型過程相似，而組織與政府關係的改變，則增加了「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議題的能見度，也成功促使議題進入政府的決策體系。 此外，WHO議題若與其他社會因素（如選舉）或天然災害相結合，能夠增加議題在媒體上的曝光程度；而「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針對議題進行的各種訊息策略與遊說，雖然不一定完全獲得媒體報導，但的確是促使議題獲得國內或國外能見度的重要因素。

本論文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典藏的「外交部檔案」為主，輔以聯合國年鑑與相關聯合國專門機構的資料，首先整理出中華民國喪失各專門機構席位的時序與過程，接著探討中華民國政府是否有何事前的應對策略，並嘗試探究中華民國政府在喪失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以後，面對專門機構席位問題的態度是否具彈性思維。 聯合國專門機構僅是一個代表性的名詞，本質上就是一個由各國政府代表組成的國際組織，一個國際組織與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簽署合作協定後，就成為聯合國專門機構。兩者之間互不隸屬，是屬於合作的關係，意即一個國家若喪失聯合國的席位，並不代表同時喪失專門機構的席位，需再由專門機構討論之。現今聯合國共有19個專門機構，1971年時則是擁有13個專門機構。 中華民國在1971年喪失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之前，在13個聯合國專門機構中，除了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為觀察員外，其餘12個專門機構皆擁有會員國資格。而擁有會員國資格的專門機構中，除了4個金融性專門機構於1980年時才喪失席位，其餘8個專門機構則先後於1971年10月下旬至1972年5月下旬間陸續喪失席位，本研究探討的就是這一段時間。而由於資料與篇幅的限制，選擇世界衛生組織(WHO)、世界氣象組織(WMO)與國際電信聯盟(ITU)三個專門機構，深入探討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專門機構席位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因應的過程。 由本文的討論可知道，聯合國大會396號決議案與2758號決議案與此議題息息相關，396號決議案決定了當一國政府的代表權發生爭議時，聯合國體系各組織應顧及聯合國大會的態度，而2758號則決定了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歸屬。兩個決議案是專門機構處理中國席位問題的關鍵。而中華民國面對聯合國專門機構席位問題時，其態度是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加入，並不能以排除中華民國為前提，但席位問題的屬性卻是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延伸，也就是說，聯合國專門機構要處理的是機構內「誰來代表中國」的問題。事實上，在那段時間，立場較親近中華民國的國家曾推動類似於「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提案，希望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存在於聯合國專門機構之中，只是中華民國政府卻未主動與這些國家合作，使得相關議案未獲通過。 本論文另外發掘當時介於行政院與外交部之間的決策單位，此單位是由當時的行政院政務委員葉公超主持，邀請行政院各部會首長成立的跨部會小組，名為光華小組，運作時間起於1971年11月下旬，至1972年5月底結束，旨在因應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後，所引發的後續外交鉅變效應，處理議題的內容亦包含專門機構的席位問題。 聯合國專門機構的席位議題，如同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案，只處理了「誰來代表中國」的問題，實際上台灣地位的議題並沒有被提及，留有彈性空間。而現今台灣的困局在於，要成為聯合國專門機構正式會員的條件必須是個國家，所以目前首要處理的，仍是國家定位的問題。從本研究中可知道，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會籍問題，本質就是中國代表權問題，如果使用中華民國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專門機構，無疑是抵觸1971年至1972年間各個專門機構的決議，這些決議已闡明「China」席位的歸屬，如此一來，其阻力只有更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