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地呈現復興的趨勢，而從九零年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復興與發展，也一直是受到關注的話題與焦點，像是1997年的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到現在的反日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這些都是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實際例證。但是對於民族主義，一般總是存在著許多負面的看法，因為在西方的民族主義發展歷程當中，民族主義高漲的結果將很容易的演變成極端激進形式，我們是否能將中國的民族主義輕易的套入西方的歷史情境當中，將是值得思考的問題。至於民族主義在外交中的影響力，如同惠廷(Allen S. Whiting)所言，民族主義如何影響中共外交，將取決於它國如何對待中國，也因此探討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民族主義因素，除了分析中國民族主義興起在外交層面的作用之外，更需關注中日民族主義之間的互動趨勢，以及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發展。本論文在分析中共對日外交政策上，關注的主要變數是民族主義發展的影響，在分析的途徑上則試圖從國際層面:如中日民族主義的互動趨勢；國內層面:如中共愛國主義的原則、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的互動；以及決策層的認知思維層面，依據多層次的分析途徑，從以上這些變數來探討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民族主義因素，並期望藉由民族主義興起的研究，提供理解中國崛起與發展的一個觀點。

本文將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勝所提出之「同心圓史觀」，視作一種以建構「民族歷史意識」與「民族認同」為目的之「新官方史觀」。而本文亟欲解答三個重要的問題：第一、同心圓史觀的內容為何？第二、同心圓史觀背後的歷史學發展脈絡與政治史脈絡為何？第三、同心圓史觀對學生的歷史知識與民族認同，可能構成何種影響？ 在後進民族主義的學術發展脈絡上，呈現了後殖民理論家Partha Chatterjee所提出的「現代」與「傳統」並存又衝突的現象。因此，本文以Chatterjee「傳統」與「現代」的民族主義雙面性架構，來探討官方的中國民族（史）與官方的台灣民族（史）之中，史學者在史學方法論、史學理論上的引入與使用過程，如何再現「民族形象」與「民族疆界」在歷史知識生產上的框構作用。兩群懷抱不同民族主義的歷史學者，他們所主張的方法與理論是科學的，但研究的內容卻又是傳統的。而這樣的概念史移植過程，正反應了後進民族主義的知識發展模式。在學術發展的脈絡上，本文並從民族主義脈絡內的知識分子灌注「認同」與「意志」於「行動」的特殊現象，來探討杜正勝個人逐漸涉入政治之動機與涉入歷程。 在政治史的脈絡上，中國民族史觀與台灣民族史觀的發展歷程，皆呈現了後進民族國家同時並進的「國家建制」與「民族建構」任務。筆者以「後進民族國家」所欲達成的雙重計畫—「國家建制」與「民族建構」，來分析兩個時段的政治敘事。在這兩個時段之中，政治領袖如何以重要概念（如「復國」、「台灣人性」）作為支點，來撐起各種政策論述的正當性。並討論在國家建制與民族建構並行的長期過程之中，中華民國雖然具有疆域不確定的特性，但其長期治理現實，卻使國家場域足以提供認同劇碼上演的穩定舞台作用。 在同心圓史觀的具體施行成果而言，則針對兩個版本的教科書，以文本分析的方式研究在「民族史時間」當中的「根源性」、「延續性」與「現存性」策略。教科書的編作者如何以文字、圖象、空間與抽象之概念，來述說教科書背後的民族認同型態。即言「民族內涵如何填滿意志中的空洞的時間」。 總結而言，本文希望藉由學術與政治脈絡的分析當中，探求同心圓理論出現的時代意義：在疆界不確定的共同體上，新的民族成員、新的民族記憶是否可能？同心圓史觀即是這種多重脈絡交錯下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