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中，筆者以《大學》、《中庸》成為經典的歷程作為研究核心，以科舉制度作為觀照點；藉由制度變遷的視野，探討二書經典化之所以在唐代展開的原因。期盼透過一己之研究，展現「人」在歷史中的精神活動；並從另一個角度，嘗試回應此一中國經學、思想史上的重要議題。 在問題意識的引導下，本書首先比對鄭玄、朱熹之注文，彰顯二者的差異；進而追溯此詮釋轉折發生的時間點，將論述聚焦於中唐。透過筆者之研究，發覺：此時期無論思想內部或實際政教舉措上，皆逐漸突破漢代以降的天人感應觀，與固有的《五經》典範；呈現重視「人事」或「仁義」等，內外並以人為主體的思想氛圍。而當我們進一步將選官制度的變遷，納入這段思想轉折過程以觀，則可見：隋唐科舉制度的實行，對選官標準與應考資格的開放，亦同時造成「人不土著」與「士不飾行」等社會弊端。漢代察舉制度以鄉舉里選作為主要入仕管道的模式，轉換至科舉後，「鄉里」的作用與意義漸趨模糊；過去以「鄉里」為道德、政治實踐的基本空間，與對於道德的積極訴求，亦開始趨向消極，士人與地方之間密切的依存關係，也相對弱化。 思想世界裡，「天」作為最高權威的思想開始消褪，「人」的重要性遂漸彰顯；現實世界中，科舉制度的實行，縱使士人入仕的途徑更加自由、國家權力逐漸集中，卻同時導致「德—政」關係與「人—土」連結益加鬆動。內外交相影響之下，「人」於思想上不依附於「天」，在制度上自鄉里、階層的限制中游離出來；「人」的主體性與個體意識，在這個時期開始逐漸顯豁。然而，正由於「道德實踐」與「為政」接榫之鬆動，制度對於人的德行，遂轉向消極的限制，不再具有積極的作用；士人與鄉里關係的淡化，更使知識份子心中道德感與對地方責任感亦逐漸薄弱。此時，面對一個「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的現實環境，遂產生諸多士風沈淪、趨炎附勢的社會現象。 知識份子身處於歷史之中，深刻體察諸多可能造成人心陷溺的困境。部分有志之士，一方面提出改革制度之訴求，另方面則逐漸強調內省，與一己修為的重要；展開對心性之學的深入挖掘，尋找道德的超越根源與工夫次第，試圖使士人在制度結構之限制中，透過心內自省，再度豎立起價值判準，重新以心性之學作為新時代的思想中心。〈大學〉、〈中庸〉邁向經典之路，便在唐代儒者的論述中，立下了第一個里程碑。

一、康有為在《中庸注》裡，透過注解原典來建構對宇宙生成的主張。首先，他 接受《易經》與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概念，形成其「以元統天」的看法。他相信「元=氣」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源力量，也是主導人世變化之道的最高主宰。接著引出君子「居易俟命」的天命觀，他認為人人都應該抱持著「知命且安命」的樂觀態度，去面對人世間所有的窮達貴賤。除了「居易俟命」的天命觀，康有為也強調在人世間的修養工夫。他在注解《中庸》時，格外重視「慎獨」和「誠明」的內聖修為，慎獨是工夫，誠明是境界。君子必須努力做到慎獨之功，內心才能誠明澄敬。而何謂「孔教之本」，康有為在《中庸注》裡認為即是「致中和之道」，聖人達「致中和之道」能使天地同清、萬物得所，也就是實踐孔子改制之道的根本方向。 二、《孟子微》全書的篇章編次，突破了《孟子》七篇的格式，康有為自訂十八 個詮釋主題，以期「提其要而鉤其元」，真正彰顯孟子義理中的微言大義，故定 名為「孟子微」。論文主要的研究議題，聚焦在康有為的「人性論」（善惡本有的 自然人性論）、「進化觀」（仁政為本）以及「民主觀」（民貴君賤說）、「保民論」（善推所為說）等四大主軸。其中，康有為肯定《孟子》思想中「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為政態度，所以無論在詮釋進化思想，或者闡揚民本觀念，他 都站在上位者必須時時「以民為主」、「善推所為」的仁道立場進行論述。 三、康有為撰寫《論語注》的目的在於「正偽古之謬，發大同之漸」，因此全書闡述的主題在於「神化孔子」及「大同思想」兩大方面。基於「尊孔」的信仰，康氏作了很多面向的努力，包括立孔教為國教、設立孔教會、宗聖會、聖學會，以及注解四書。其神化孔子的目的在於鞏固中國的民族力量，以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因此在《論語注》中幾乎隨處可見尊封孔子為「教主」、「聖王」的注解文字。此外，康有為也強調孔教具有「時中權變」的價值意義，能夠在現實環境中解決各種問題，自然也可以處理晚清內憂外患的政治困境。另一方面，他在「大同思想」的論證，首先標舉三世進化中「太平世」的美好藍圖，強調只要依循「君主立憲」到「君主共和」的民主進程，最後一定可以實現大同理想。大致上，在論述「大同思想」的脈絡裡，以「三世進化」作為基本觀點、以「政治變法」作為運用層面、以「享樂主義」作為思想特色，進行《論語注》的義理研究進路。 四、至於《大學注》思想之研究，論述的焦點主要有三：「《大學注》亡佚問題之追溯」、「序文內容之分析」與「〈講大學〉一文之思想析論」。序文的內容包括寫作動機、《大學》要義、解經態度與創作時間地點等，大致上傳達了康有為注解大學的精神，乃在於「明內聖外王之道，發三世太平之理」。至於〈講大學〉一文，筆者參考康有為《萬木草堂講義》其中一篇筆記文章，內容闡述了《大學》中「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進德三階段的義理文字，最後歸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正是實現太平之世的修養工夫。 五、第八章為檢討「四書新注」的解經目的、在經學史上的意義、對改造儒學的影響這三大課題。一是「解經目的」方面，主要是為了「政治變法」和「孔學立教」而解經，充滿政治實踐目的性。二是其「在經學史上的意義」方面，筆者評之為「不以考據為目的之經學詮釋」。相較於乾嘉學者考證經書的客觀與嚴謹，康有為注解四書的方式則幾乎偏離了字句考證的論證工夫，反而側重於讀者主觀的「開創性詮釋」，值得讀者對於「經典詮釋」作更深一層的思索與反省。此外，筆者也肯定「四書新注」為拓展四書外王之學所做的努力。因為康有為始終是站在今文經學家的立場注經，其所重視者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功業，這與傳統四書強調誠意正心修身的內聖工夫方向明顯不同。因此，康有為「四書新注」的問世，也開創了四書研究的外王哲學，在經學史上頗具新意。三是對「改造儒學的影響」方面，以「儒學政治化」和「儒學近代化」作為論述辯證的兩大主軸。康有為在避難海外的日子裡，仍然心繫中國的政治動態，因此藉由注解四書，進行改造儒學走向政治化的工作。另外在促使儒學近代化部份，筆者則擇取「四書新注」中引用「東西方政治人物」的幾個例證，作為將傳統儒學與近代西方歷史相互融合證成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