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選研究是很具開發潛力的空白之地，詞選批評研究之視野是多元的，透過詞選批評可以逆證編選者的詞學觀、審美品味，又可透過選本中之評語了解編選者之詞學觀，以及當時作家間的交遊情形，亦可從詞選傳播現象了解群眾的消費取向。此外，更可以從詞選編輯做詞史、詞學史的橫向詮讀。 　　尤其地域詞選和女性詞選為清代所特別獨有。女性詞選的研究一直非常匱乏，其實女性詞選所涉及的層面十分廣袤，從女性本身個體、群體交遊到家族間的詩詞唱和來往，是一個同心圓關係，不斷拓展出去，尤其在明清女性文學蓬勃發展之下，女性詩詞創作是最大宗，詞又是較為溫婉柔媚，適合抒情的文類，女性詞與女性詞選的發展應可互為參照；其次，女性創作與家族間的關係，甚至與地域詞學的關係又密不可分，如當地學風對女性創作的讚揚或褒貶，都可能影響創作風氣與風格。 　　清代女性詞選研究之必要性在於其「文學史性評價」和「社會性評價」，如果以前的文學史是一種減法的建構，只擷取撰寫者認為「重要的」，那當代重新建構文學史時，應該要用加法的視野，去看那些被忽視（而非被淘汰）的作品或現象。 　　本論文並非要去「證明」男性或女性編選的詞選集是否有何不同，而是整理文本、分析文本，去「說明」這些女性詞選呈現出什麼。因此本論文嘗試詳細整理此一文學史中空白的處女地，並試圖從清初詞選與女性詞選的定量分析，探討女性詞選中典律與性別差異等相關論題。

「詞以婉約為本色」是詞學界長久以來的普遍共識，其以本色論為基礎，開展出的議題包括對審美特性的深掘，如王國維「境界說」或葉嘉瑩先生「雙重意蘊說」等等，以及「以詩為詞」和「別是一家」的辨體之爭等等；另外又與風格論相關，如婉約／豪放之爭等等。然而，不論是審美特性或風格，此二部份如何統合形成「詞以婉約為本色」這樣的觀念，卻是少見有一圓滿的探討、詮釋，此實由於婉約一方面被視為單純的風格而遭到窄化，另一方面對本色的發展又沒有回到歷史的動態脈絡下觀察所致。 　　基此，本文採取文體論與觀念史的角度重新探討此一後設的命題，第一章先探討本色術語在文體論範疇運用之深義，認為其應指向文體本質，為一具有規範、區別性的主特徵；接著從觀念史的方法入手，考究「婉約」之所以能承擔詞體本色，是由最初的陰性風格定調，經過雅化而達至抒情詩化的美典高度，此為觀念興起的前階段，在這個階段，不僅要以追源溯流之法探究陰性風格定調之因，還要觀察《花間集》到南唐、宋初詞之間的細部差異；接著，蘇軾「以人為詞」的作法打破主流而引起本色的思索，為觀念興起的磨合階段，在這個階段批評家們確立了聲律為詞體基礎，並開始在作者個性本色與詞體主流間尋求調和，而周邦彥的創作在聲律、詩化及雅化三方面皆給了著重辨體的詞學家們一個很好的典範，遭後代推為婉約之宗，婉約於是在周邦彥「合」與「新」的創作態度下提升了更為豐富的內涵，而能真正碰觸到本色的高度；到了南宋為觀念興起的確立階段，此時因時代變革，作者個性本色有足夠的本錢張揚，是以產生辛棄疾那般破體為詞的作法，但同時，部分流於叫囂的辛派末流卻也引起著重辨體的詞學家的不滿，恰逢姜夔出，同樣採取了「合」與「新」的創作態度，以與周邦彥不同的路數寫出了具有自我風格又能巧妙地包容於婉約之下的創作，成為宋末為人標舉的本色第二典範，婉約本色的建構至此終告穩固。 　　如上所說，婉約本色其實經歷了唐末到宋末三個階段方建構完成，在作家的作品表現與批評家的評論中可以看出它們共同塑造文體本色的痕跡，是以本文站在以文體論為橫軸，觀念史為縱軸的研究方法上，以對本色影響較深遠的代表作家作品為主，再輔以批評家的評論，並借助現代相對具邏輯性的後設分析，分析此一歷史動態發展進程，期望能在大家「習以為常」的觀念之下開展出更深入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