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販運是一種古老的罪惡，且係為嚴重違害基本人權之犯罪，其可能以跨國境或國家境內的方式進行，為國際社會共同關注之人權議題，並可能發生於世界各個角落，究其成因不外乎犯罪集團猖獗，貪圖低價格的勞動力及為獲取高額暴利。在全球化的趨勢使然之下，象徵人口販運的古老奴隸制度不僅沒有消失，而且已經成為全球性的威脅，其已由跨國犯罪集團整體化經營，成為非法獲益龐大可觀之犯罪事業。 澳洲是南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國家，而且還是美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一個重要盟友，對於南太平洋地區國際局勢的變化有著重大的影響。從地緣政治角度看，澳洲是南太平洋地區唯一的大國，對南太平洋國家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而該地區又是中華民國拓展外交空間的重要著力點，澳洲可說是亞太地區最重要的西方國家代表，具有關鍵性指標地位意義。澳洲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長期追隨美國政策，該國亦為美國國務院連續多年評等為打擊人口販運最佳成效之第一級國家，本論文藉由探討澳洲防制人口販運政策，了解澳洲與東南亞國家人口販運之關係，並進一步研析該國因應作為與對策，透過澳洲於區域合作或國際合作間之角色與具體之合作方式，提供未來亞太區域國際合作之作法參考。 / Human trafficking is an ancient crime and severely harms the basic human rights. It might occur worldwide, cross or within countries. As a common concern to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human right issue derives from the exchange of cheap labor to high profit which is grasped by the criminal gangs. Along with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the symbol of human trafficking – the ancient slavery system – not only does not disappear but becomes of global threat and criminal business which is managed integrally by th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gangs to gain huge illegal benefits. Australia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untry in South Pacific area. As a principal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she has paramount influence up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From a geopolitical point of view, Australia is the only great country there and possesses decisive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To expand Taiwan’s diplomatic space, sh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force point and the superior representative of Western countries in Asian Pacific with the key indicator position. Following the policies of United States to her maj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issue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ustralia is also ranked as Tier 1 by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in consecutive years for the best outcomes to combat human trafficki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policy on combating human trafficking in Australia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human trafficking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further to analyze the countermeasure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or the role and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s in Asian Pacific.

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營造業的「轉包」，不只是源於其產業特性，其實是營造業在扭曲的市場結構下，資本家不得不的一種生產方式。上游的大企業透過「轉包」方式，不僅將法定的僱傭責任與對勞動過程的管理控制成本，轉嫁給下游承包商負責，下游承包商再將工程發包給更小型的包商承作。而這種以產業生產特性為「合理化理由」的生產方式，背後其實隱藏著許多「真相」。除了將法定責任與義務一層層的「下包化」、「外部化」，讓那些位於「轉包」底層的包商/小包頭自行承擔所有災害風險與責任外，對於置身其中的營造工人在工作安全衛生上更有著「致命」的危害。 營造業發展至今，在國家法令的長期「放任」與營造市場結構的扭曲下，所衍生出的特殊生產方式--「層層轉包層層剝削」的制度，早已成為營造產業資方經營管理策略的手段之一。而「層層轉包層層剝削」的制度是如何運作？對於那些處於「轉包」底層的營造勞工的勞動體制，與勞動安全衛生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為何台灣營造業職業災害率年年俱全產業之冠？是否與「層層轉包層層剝削」的制度有關？此種「層層轉包層層剝削」的制度，對營造勞工的安全衛生起了什麼樣的「致命」作用？

僱傭勞動(Wage Labour)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在不同層面上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本文首先以馬克思對僱傭勞動的理解為出發點，研究僱傭勞動的形成條件和性質；以及僱傭勞動的運作如何使勞動者落到商品的地位，形塑社會中的種種差異和階級對立。接著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筆者將介紹馬克思批判僱傭勞動的幾種變形。馬克思運用異化、剝削、拜物教等概念，從不同角度批判僱傭勞動：僱傭勞動使勞動者的勞動活動受到損害、使勞動者生產的剩餘價值被資本家佔有，以及其他對勞動者不利的情況。而在本文第三部分，筆者舉出當代思想家論述僱傭勞動與馬克思批判僱傭勞動的不同處，當代思想家以個人為出發點去理解僱傭勞動帶來的問題，忽視僱傭勞動的社會性質和階級特性，和馬克思論述的出發點不同。最後，筆者將描述馬克思思想中的共產社會下的勞動，與僱傭勞動做一比較。共產社會下的勞動的基礎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由社會共有，與僱傭勞動的基礎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不同；且處在共產社會的勞動者不需將自己變成商品，消除在僱傭勞動中自我分裂和對立的情況。馬克思並設想當共產社會發展到高級階段，社會將會依照各個人的實際需求作分配，達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使每個人的興趣和能力得到充分的發展。

我國於2014年5月20日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並由總統於同年6月4日公布，除了將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內國法化外，也將此公約三個任擇議定書中的其中兩項《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問題之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the sale of children, child prostitution and child pornography )及《關於兒童捲入武裝衝突問題之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the involvement of children in armed conflict )一併國內法化，並因應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之增訂，於隔年大幅度修改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除將該條例名稱修改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外，也增修新條文並將立法目的從單純防制兒童、少年成為性交易對象，擴大兒童及少年的保護範圍，更改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 然而在法律對於兒童權利更予以重視之下，就日新月異的虛擬兒童色情物因為科技的進展而有著與過去更多不同形式的呈現手法，然而全然處罰可能造成言論自由受到過多箝制的反對聲浪，但全然不處罰卻也有可能造成兒童成為下一個受害者。從而為了在兒童權利及言論自由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點，本文參考日本判決提出的三個判斷標準─「真實性」、「兒童性」、「同一性」來判斷真假難辨之虛擬兒童色情物，並對於符合三要件之虛擬兒童色情物及不符合者予以不同程度之定性。

關於國家制裁手段之選擇，包含立法權與司法權對於國家制裁手段之選擇，而國家制裁手段類型之選擇(即刑事制裁手段與行政制裁手段之選擇)，此為國家制裁手段外在選擇，而國家制裁手段之內在選擇為國家權力針對同一種類型之制裁手段之選擇，亦包含國家制裁手段之效力選擇，前者可以稱為內部界限，後者為外部界限。 關於章節安排，本文第二章首先從法益概念去釐清應罰性之概念界定，在第三章探討國家制裁手段選擇之因素，此部分本文分為「國家制裁手段之類型選擇標準」(即選擇行政制裁手段、刑事制裁手段)與「國家制裁手段之效力選擇標準」(即當國家已經選擇某種制裁手段後，該制裁手段之法律效果亦會產生選擇之問題)。前者部分，本文介紹行政制裁手段與刑事制裁手段於學說上的區分理論，再來探討我國實務見解如何在兩種制裁手段選擇，藉由實務運作模式整理與分析，提出一套可受檢驗的國家制裁手段選擇標準。本文認為國家制裁手段選擇之標準為「法益」以及「程序保障」之觀點作為國家制裁手段類型選擇之標準與國家制裁手段效力選擇標準之依據。在第四章部分，本文以在第三章所建立之國家制裁手段選擇標準，將我國現行刑法第231條為例作為檢驗。第五章為「結論」，將綜合前述各章，就「助娼行為」之國家制裁手段選擇的討論做一總結並提出立法建議，期能更了解該國家制裁手段選擇的意義及功能。

我國以成年人為色情內容描述對象的管制規範（即成人色情言論），主要見於刑法第235條對「猥褻性色情內容」的刑罰規定以及相關傳播法規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對「有害兒童之色情內容」的行政裁罰；至於以兒童為描述對象的限制（即兒童色情言論），則透過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8條為處罰，在此色情言論管制的法規範體系下，係將「兒童色情言論」的處罰規定當作刑法第235條的特別法，當色情物品係描繪兒童從事色情活動時，不論在色情內容、犯罪行為態樣與刑度均廣泛地加重處罰。 然而，筆者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相關判決作比較法研究，發現早在1982年的Ferber案判決與1990年的Osborne案判決，法院即指出管制「兒童色情言論」的公益目的在避免兒童遭受性虐待與剝削的「行為傷害」，而與管制其他色情言論內容所欲防止的「言論觀看傷害」有所不同，在保障兒童優勢利益的權衡下，兒童色情內容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保障，國家具有規制處罰的空間。2002年的Free Speech Coalition案判決，法院更清楚的認為國家管制虛擬兒童色情內容的規定乃屬違憲，因其並無行為傷害之故，後來國會雖在隔年仍繼續制定處罰兒童色情言論的規定，並引發許多憲法爭議，但聯邦最高法院在後續的Williams案判決及Whorley案判決仍未改變原先見解。 因此，本論文乃嘗試以「行為傷害」的避免作為管制兒童色情言論的核心目的，藉此與其他成人色情言論作區別，並建構國家限制兒童色情言論的界限與空間，其中包括，具體討論兒童色情內涵定義、網際網路對兒童色情犯罪之影響、兒童色情犯罪行為態樣的合憲性分析以及虛擬兒童色情可罰性問題。最後則根據筆者所形構的管制模式，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8條作規範論及立法論上的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