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業稅是我國重要的稅收來源之一，其課稅基礎為營利之加值額，具有自動勾稽及追補的效果，理論上可以減少逃漏稅之發生，但實際上逃漏營業稅的情況卻相當嚴重。因此本研究利用在預測問題上具有良好成效的Logit模型，以影響逃漏稅之決定因素建立營業稅的選案模型，以達到逃漏稅預警分析，期望能達到嚇阻營業人逃漏稅之效。 長期以來國稅局對於營業稅逃漏稅之選案模型，往往以電腦選案產出異常清冊、課稅資料或以虛設行號移送刑事案件之下游廠商為派查方式，供服務區及選案查核人員深入查核，由此往往未能即時掌握時效，致營業稅違章補稅裁罰後虛欠稅額居高不下，本研究以臺北市某稽徵所民國92年至97年營業稅違章漏稅裁罰案件之申報資料，經分析過濾後，以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電子業最具代表性作為樣本，對於正常營業人及違章營業人，篩選對於逃漏稅有效之解釋變數，進行統計量化標準分析，透過邏輯斯迴歸模型預測違章逃漏稅情形。 研究結果顯示： （1）在適度修正後，Logit模型總分類預測準確率已達到89.43 ％左右。 （2）統計顯著變數有：取得異常進項憑證比例達50％、稅籍變更異動頻繁、營業場所租用或自有、循環對開發票以及取得虛設行號所開立發票、各類所得扣繳總額及營業項目等。 本研究以Logit模型建構影響加值型營業稅逃漏稅之決定因素，可作為稅務機關在選案查核逃漏稅之參考，以可提高營業稅選案查核的效率，有效打擊逃漏稅並維護租稅公平，以增裕庫收

新制營業稅自1986年開始實施以來，就成為我國最重要的稅收來源之一。其課稅基礎主要係以銷售貨物或勞務行為的賣價超過買價之加值的部份加以課稅。以理論而言，因具有自動勾稽和自動追補的功用，所以逃漏稅應該不常發生。但實務上逃漏加值型營業稅的情形卻相當嚴重。稽徵機關如何以有限人力去防堵逃漏稅，特別是重大逃漏稅，為目前稽徵機關所需要努力的目標。 本研究蒐集自2003年至2010年，查獲內湖科學園區內非免予處罰之違章營業人實證資料，依據負責人性別、負責人是否為本國人、登記資本額、違章年度銷貨金額、違章年度進貨金額、加值率、有無欠稅紀錄、有無違章紀錄、有無代理人記帳、稅籍異動有無復業、是否採按月申報、是否為單一機構、稅籍資料是否異常及是否為連續留抵三期以上、營所稅採會計師簽證申報及2003年至2010年等23種變數，進行實證研究，希冀能夠增加稅捐稽徵機關更有效用的辦理查緝以及防堵相關重大逃漏稅之功效。 透過迴歸模型之實證方法，其結果發現稅籍異動有無為復業情形、稅籍資料為異常情事、是否採按月申報、加值率、欠稅紀錄、2007年及2008年等因素，具有相當之顯著水準，是造成內湖科學園區營業人逃漏加值型營業稅金額多寡的主要原因。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於103年5月5日通過號稱史上最大加稅案「財政健全方案」，而此「財政健全方案」也已於日前由立法院三讀通過，其中銀行及保險業之金融業營業稅率由2%「恢復」至5%，近期也已報院核定，並自103年7月開始復徵。此次稅收調初步估計可挹注國庫189億元，對我國財政赤字有止血之效。 此項稅收調整案，銀行及保險業的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初始的態度，原本是希望維持不調高稅率的態度，轉而呼籲金融業應予以之支持，這其中的轉折足以思考此項稅收調整政策之合理性。 　　單就金融業營業稅率「恢復」與其他產業相同之5%之字義上來看，似乎是合理的公平稅制，但如深究已經實施「加值型營業稅」的台灣，是否仍符合加值型營業稅的本質?對金融業是否真的合理公平? 本研究將會針對營業稅概論、歷年各項稅改制度對政府財政稅收的影響、金融業營業稅的沿革等各面向彙整、回顧，藉以說明並討論金融業營業稅的合理性。

政府財源之籌措以租稅收入最具穩定性及持續性，亦為健全財政所倚重的支柱。而增稅是各國主政者不敢輕言，但在政府財政赤字逐年惡化，依靠發行公債來支應政府支出的程度日深，如何彌補財政收入，實係當務之急。政府為擴大稅基，彌補財政不足，挽救財政困阨，何若就現行體制內另闢蹊徑，對小規模營業人之稽徵予以改進並加強管理，除能增加營業稅稅收，以濟燃眉之急，亦能對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綜合所得稅之稅收有相當助益。因此本文認為我國小規模營業人查定課徵實施績效的優劣變動情形，實有深入探討的必要。 依據1990至2007年度的稅收資料，利用消費效率比值及迴歸分析，本文發現：（一）我國消費效率比值變動幾近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且其變動趨勢線也幾乎逐年向下滑落，顯見我國小規模營業人查定課徵實施績效是欠佳的。（二）運用迴歸模型，協助檢測稽徵效率的變動，就2003至2007年度整體時間階段的年平均成長率亦低於1993年至2002年整體時間階段預期年平均成長率，亦足以證明我國小規模營業人查定課徵實施績效是不彰的。

一般而言，租稅課徵的標的有所得、消費和財富三種，而在複式稅制下，三者同等重要。台灣地區光復初期的消費稅由於著重於財政收入和所得重分配等功能，因此較偏重於貨物稅之課徵；然自民國七十五年營業稅改制後，並採行加值型之課徵方式，整個銷售稅體系出現了重大的變化。由於消費稅係對消費行為課徵，與經濟及社會發展情況息息相關。再者，隨著時代的變遷，傳統以個人對社會貢獻之「所得」為納稅能力的衡量指標，已引起不少爭議，而對個人消耗社會資源的「消費」為課徵標的之加值稅，則相對受到重視。本文針對民國四十年以後台灣地區營業稅制度做整體性的探討，從觀察制度歷年之演變情形、發展趨勢，以及參考國際間實施概況，進而對現行制度做相關的問題檢討，並提出改進的建議。 茲將本研究重要結論，歸納為下列幾點： 一、觀察歷年營業稅和貨物稅占賦稅收入之比重可發現，在民國七十五年之前，貨物稅所占比重約為營業稅所占比重的兩倍左右；而在七十五年之後，營業稅所占比重已超過貨物稅，且呈現上升趨勢。顯示七十五年營業稅改制後，我國租稅結構已由原先以特種銷售稅為主，轉變成以一般銷售稅為主，並與OECD國家消費稅之發展趨勢相符。此外，由於舊制營業稅稅收占賦稅收入之比重一直維持在10%以下，而七十五年改制後所占比重躍升為13.5%，至八十八年時並已上升到18.6%，足見新制營業稅在整體財政上地位之提升。 二、鑒於OECD國家加值稅發展之趨勢為普遍提高稅率，且近年來大多維持在15~25%左右。而我國現行5%的稅率水準，乃營業稅改制時，基於總稅收不變的考量下所訂定，迄今雖已實施逾十五年，然對該稅率水準則未曾予以調整。再者，我國營業稅自改制後，雖歷年營業稅稅收占賦稅收入之比重與OECD國家歷年加值稅占總稅收比重之平均水準相當，約為17%左右，然而在占GDP和占消費支出之比重方面，卻遠較OECD國家平均水準偏低，我國各約占2~3.2%和2.5~4.5%之間，而OECD國家各約占5~6%和7%左右。顯示我國營業稅稅收仍有成長的空間。此外，根據實證研究顯示，溫和的調高營業稅稅率，對物價衝擊應是一次性的，且上漲程度有限。另由歷年之統計資料估算得知，40~75年營業稅稅收之所得彈性係數值約為0.9708，而76~88年約為1.2745，顯示營業稅改制後更具稅收彈性，並能隨經濟發展而穩定成長。 三、觀察歷年營業稅稅收和營業稅稅源中營業額之變化情形可發現，大體上，兩者變動的方向一致，惟各年之增長情形並受制度或經濟面影響，而變化幅度相當大。另由歷年營業稅稅源中各業營業額所占比重來看，以商業和製造業所占比重居高，大約在30~45%左右，而其他各業則大多維持在10%以下，足見商業和製造業在營業稅稅源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另自七十八年起，由於金融業的蓬勃發展，使近年來金融業大約占營業稅稅源的15%左右，故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視。 四、理論上，加值稅體系下之免稅範圍愈小，則經濟中立性的功能將愈顯著。而我國現行營業稅法之免稅項目共計三十二款，分析其免稅性質可發現，主要以配合農業政策、配合社會福利政策、提升教育文化水準和避免重複課稅等居多。而其中在配合農業政策方面，由於對農漁業用之機器設備及其所用油、電等免稅，在認定上有所困難，易引起營業人假農業之名移作他用，不但造成稅務行政上的困擾，並易引發租稅逃漏。而在有關非營利組織之免稅項目方面，除了有關醫療、慈善活動及教育文化勞務等方面與國際規範較相符外，其餘大多為改制之初，為避免牽連過廣、衝擊太大，乃沿襲舊制保留下來，多缺乏堅強的免稅理由。此外，對於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學術、科技研究機構所提供之研究勞務予以免稅，將產生不公平之競爭，不但違背租稅中性原則，並可能引發租稅逃漏之誘因。 五、金融保險業是整個經濟體系中密不可分的一環，基於租稅中性原則，理論上應將其納入加值稅體系課徵，以維持租稅公平。然而，由於對金融保險業課加值稅在實務上之困難，及資本、金融勞務等在國際間極具移動性，故一般多予以免稅處理。綜觀大多數採行加值稅之OECD國家，皆將金融保險勞務納入加值稅體系，而對主要業務予以免稅處理，對次要業務課以標準稅率。反觀我國於營業稅改制之初，鑒於課徵技術之困難，而將金融保險業排除於加值稅體系外，按銷售總額課徵，且進項稅額不得扣抵。此種作法不但違反租稅中性原則，且與一般國際慣例不相符。惟日前已修法通過，規定自民國九十五年起，金融機構經營專屬本業之銷售額將免徵營業稅。由於此規定較合乎理論基礎及一般國際慣例，相信對未來整個金融體系的發展，當有正面的助益。 六、本文的建議 (1)適切的提高營業稅稅率：在提高營業稅稅率之際，並應考慮將小規模營業人之稅率按同比例提高，使彼此納稅地位維持不變。同時配合取消或合併部分貨物稅項目，使整體稅制更完善。 (2)刪除不合時宜的免稅項目：建議取消營業稅法第八條第一項第八、十、十一、十二及十三等五款有關非營利組織之免稅規定，第二十七、二十八款有關農漁業用之機器設備及其所用油、電等之免稅規定，以及第三十一款有關學術科技研究勞務之免稅規定。若政府想要幫助某特定對象或是鼓勵某特定行為，最好採用移轉支付的方式。

台灣的經濟主要以外銷為導向，近年來因為中國大陸經濟崛起，隨著兩岸經濟的逐漸開放，供應商產業外移，無論傳統產業或高科技產業製造相關企業，西進中國大陸已成台灣產業發展主流，貿易商採用多角貿易進行各種不同商業活動方式早已發展為台灣企業從事國際多角貿易的交易模式，而現行稅務主管機關對傳統外銷之各項租稅規定、法令規範、稽徵程序、實務審核作業規範等，對於台灣產業國際多角貿易類型，產生許多租稅疑義。因此，本論文以問卷調查方法，探討台灣企業從事國際多角貿易面臨之租稅相關議題，以提出改進我國企業從事國際多角貿易之相關租稅規範建議，供政府主管機關參考。 　　本文的問卷結果顯示，國際多角貿易之營業比重在台灣產業已占有舉足輕重之地位，且超過50%受訪企業認為，公司從事國際多角貿易交易與傳統直接外銷，不論在經濟實質、權利義務或風險瑕疵責任歸屬，兩者均相同。有70%以上之受訪企業表示對現行加值型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在適用上產生困擾。雖然，現行法令對於公司從事國際多角貿易交易收入有銷貨及勞務之區分，但本文的問卷結果顯示有超過80%以上受訪企業認為企業從事國際多角貿易交易的性質係屬銷貨行為，並希望財政部簡化現行對國際多角貿易交易之課稅規範。 　　本論文建議，要健全國際多角貿易課稅規範，消弭國際多角貿易之租稅疑議，首先，必須打破現行課稅法令對國際多角貿易區分由國內出貨或第三地出貨，依出貨地是否在中華民國境內而有不同認定之迷失。其次，對國際多角貿易之會計處理應回歸交易實質，不應藉由課稅之考量來左右會計基礎之入帳原則。最後，財政部應簡化現行對國際多角貿易之課稅規範，減少企業因複雜之課稅規定而將第三地出貨之多角貿易收入規避不列入台灣之營業收入。 / Taiwan's economy is primarily export-oriented.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the rise of economy in mainland China, with cross-strait economy liberalization and relocation of suppliers, both traditional and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businesses have been moving to mainland China as mainstream of Taiwa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ulti-lateral transactions have been adopted by Taiwanese companies in engaging in variou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ctivities. However, tax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assessment procedures adopted by Taiwan tax authorities, on multi-lateral business have triggered many tax disputes. Therefore, with surveys by questionnaires,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relevant tax issues in the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trade of Taiwanese enterprises and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the tax authorities to improve Taiwan tax treatment on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questionnaire results show that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trade has become a dominant business model in Taiwan industry, more than 50% of the respondents consider both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trade transactions and the traditional direct export are the same, with respect to economic substanc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r liability risks of the transactions. More than 70% of the respondents indicate that they have encountered problems when applying to the existing value-added tax law and business income tax law. Although the existing reguations for companies engaging in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trade transactions classify such transactions into sales and services in their respective tax treatments, the questionnaire results show that more than 80% of the respondents consider such transactions should be all regarded as sales of goods, and urge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o simplify the existing taxation on such transac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to make taxation on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more reasonable and enforceable. First of all, the existing taxation on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trade should not classify such transactions as domestic shipment or third place shipment solely by whether the shipping point is in the territory of Republic of China or not. Second, the accounting for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trade should reflect the substance of such transactions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tax law treatment. Third,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should simplify the existing tax treatment for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trade to prevent Taiwanese enterprises from under-reporting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trade revenues derived from third place shipment in filing Taiwan business income tax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exitng tax regu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