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半世紀的台灣，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社會變遷，使得人們的生活條件與行為隨之改變。於此同時，社會價值觀與經濟條件的差異，也使得台灣女性的社會地位與人力資本逐漸提升、在社會中所被賦予的社會期待與責任也與五十年前不同。台灣女性在社會中的角色已經從鑲嵌在家庭的「照顧者」之中脫離，然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卻形成女性必須兼顧家庭與工作的責任，而產生「蠟燭兩頭燒」的現象。有鑑於此，本文藉由整理並討論過去台灣社會當中，女性在家庭照護與勞動參與之間的變化，以了解「蠟燭兩頭燒」此一情形是如何體現在台灣女性的生活之中。 　　本文以「人力資源調查資料庫附帶之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作為基礎，整理1950至1974出生年次的台灣女性，其生、養育行為及勞動參與資料，分析不同出生世代的女性在教育、家庭與工作等行為之間的差異，以及已婚婦女是否因為工作身分及生、養育狀態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蠟燭兩頭燒」程度。結果發現：「蠟燭兩頭燒」的現象，來自於女性意識抬頭後，台灣女性希望能在職場上有所成就，卻仍被傳統的社會價值觀所束縛，造成已婚婦女在家庭與工作兩邊都不討好。雖然孩子的照顧壓力能由家屬協助分擔，然而，職業婦女的小孩若交由保母照顧，卻可能由於對外人的信任度不足，使得母親的負擔不減反增，最終形成近年來，台灣晚近出生世代女性「不婚」、「不育」的現況。 　　因此，政府若欲尋求生育議題的解決之道，建議從延長父母親留職停薪（育嬰假）時間，或是擴大托育補助對象至實際協助照顧孩子的家屬，才能真正減少台灣已婚婦女「蠟燭兩頭燒」情形發生。

歷年來台灣地區女性整體勞動力參與率持續上升，今時今日，在所有適合工作的女性中，有將近一半以上的女性有意願、有能力投入勞動力市場，但是在整體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量」的提升之外，其中歷年趨勢所呈現的形態也有所不同，本研究將要探討的主題即為此趨勢改變的原因，分析研究在年齡（Age）、時期（Period）與世代（Cohort）相互作用下，台灣地區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模式改變的背後，這三者所扮演的角色。 經由採用APC模型，控制1978年與1979年的迴歸係數相等，以此來分解出當Age、Period與Cohort同時對於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產生影響之下，它們分別對於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淨效果。在分析的最後，本研究亦加入女性的婚姻狀態和教育程度作為控制，並以出生世代作為分類，除了試圖分析個人條件的不同會造就不一樣參與勞動的機率之外，也可以觀察到不同出生世代的女性之間有什麼差異。 研究結果：（一）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的整體提升是受年代效應所影響；（二）女性參與勞動的生命歷程深受年齡效應影響，每一個年齡階段具有不同的年齡效應，當女性走到某一年齡時，便會有遵循同樣模式，也就是年齡規範（Age Norm）；（三）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形態的「變形」是受出生世代效應差異所影響，2006年的女性較1978年受到出生世代效應影響減弱，從高同質性轉變為高異質性的勞動參與行為；（四）女性的婚姻狀態與教育程度對於其勞參率的影響會隨著世代改變：當女性教育程度提高時，其世代間參與勞動的機率變異則縮小；不同出生世代的未婚女性其參與勞動的機率變異最大；未婚女性隨著教育程度提高，以及出生世代越年輕，其參與勞動的機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