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中有許多社會現象是隱而不顯的，或者刻意被視而不見、被忽略。當SARS疫情在台灣社會蔓延時，所有與「SARS」相連結的人、事、物，都被投以異樣的眼光，被貼上他者身份的標籤而受到歧視、排拒與指責。同樣，SARS他者的建構也並非自然地存在，而是透過許多語言、行動與機制所形塑出來的。本研究透過分析新聞媒體的語言及所對應的情境脈絡，來理解SARS他者建構之由隱微到顯見的過程，期冀經由逐步揭露SARS他者的風貌，褪去覆蓋在疾病之上的外衣，以回歸到「人」的本質。 　　本研究主要運用Fairclough（1995）的互文性分析策略來分析SARS新聞中他者的再現，將SARS他者分為「新興的他者」—感染者與居家隔離者、「變異的他者」— 醫護人員、以及「恆久的他者」—社會邊緣地位者等三種類別。本對了 所以所謂的七月底前畢業就是七月底前把那張單子交給註冊組就好了 印論文慢慢來 這樣妳應該輕鬆一點了吧是研究發現新聞論述中建構出「恐怖他者」、「罪犯他者」與「自私他者」的想像，劃分著健康我群與染病他者的界限，形塑了感染者與居家隔離者的他者風貌。另外，本研究以Davies & Harré（1990）的定位（positioning）理論來分析醫護人員身份認同的變動也發現，醫護人員、政府、媒體、民眾透過相互定位與定位的回應，隨著指標性新聞事件的發生，而改變著彼此間的身份位置。處於社會邊緣地位者如街友，及醫院看護與清潔人員，長久以來被社會刻意忽視，當SARS風暴席捲台灣時，成了代罪的羔羊而受到矚目，疫情落幕之後依舊回歸到邊緣地位。 　　我們以Fairclough（1995） 分析他者再現之「存在/缺席」原則來檢視三種類別他者，也發現了三種他者在媒體中的「存在/缺席」呈現光譜狀的分配：醫護人員在媒體中的發聲機會與存在多於感染者及居家隔離者，感染者及居家隔離者又多於社會邊緣地位者。本研究亦發現媒體在報導他者的身份的多重角色上可以是污名的製造者；或者是強化者；然而也可能僅是烙印的傳遞者；甚或扮演著有正面意涵之烙印減輕者角色。影響媒體角色的變動因素，與媒體內部既有的框架（frame）有關，面對不同的對象，媒體論述有不同的再現方式。此外，我們也發現，台灣社會在SARS疫情間的他者塑造，有些現象是過去的文獻所無法提供解釋的，特別是在政治層面的考量，展現了台灣社會的特殊性。 　　SARS他者在社會中受到的排斥，來自於社會大眾與媒體只見「病」而不見「人」的思維，而這個「病」又包覆著種種的負面的想像。本研究以SARS為個案，嘗試為疾病去污名化，並且提醒社會要重視「人」的本質，從「人」的角度出發來面對未來的疫病，能夠盡可能的拋開疾病負面意義的包袱，理解人類乃是健康與疾病共存的個體，以正面的態度面對疫病，在未來面對疫疾時，同時看見「病」也看見「人」。

2003年傳染病SARS流行期間，媒體在指稱此疾病時，出現許多不同的名稱，本研究認為名稱不只是用來指稱事物、也反映社會文化的想法，更可能遮蔽了真實，帶來了想像，這本論文即是嘗試描繪這個過程的痕跡。 研究者在文本中採用Norman Fairclough的批判論述分析方法，從中發展出語言、媒體論述及社會文化三個分析層次，觀察在SARS發展的過程中，媒體上出現的疾病名稱如何形成及轉變、媒體論述和整體社會氣氛如何因應隨之改變的動態過程；再輔以深度訪談法，瞭解報社編輯在處理SARS新聞時面對的情形和自身想法，而這些因素又如何影響了他/她們對疾病名稱的選擇。 研究分析發現，SARS名稱的變化可略分為三個時期：在官方尚未確定疾病名稱前，名稱強調的多是疾病的不明、外來和可怕，報導內容中有相當部分用來描述一般民眾的恐慌情緒，編輯則著重在新聞報導中找出新奇吸引讀者的觀點來形容此一新興傳染病，略為誇張也在可接受範圍；第二個時期官方名稱出現，媒體漸漸出現統一的名稱，不過在其中個別媒體組織的立場仍然可能影響名稱變化的速度，但代表專業共識和官方力量的名稱則是影響名稱最有力的因素，報導內容也以醫療專業觀點為多數；第三個時期傳染範圍擴大，媒體紛紛改以讖諱風格鮮明的「煞」字來指稱疾病，編輯除了提及諧音運用，也有將自身對疾病感知到的負面形象轉移到文字上的作用，連帶在圖片的選擇上也以除煞驅魔為主。 研究者嘗試指出，疾病名稱不是理所當然，而是新聞室內編輯在諸多考量下所做出的選擇，包括消息來源的不同、市場利潤的追求、組織意識形態的影響、社會文化概念以及個人主觀的感受等，這些都會進而影響到閱聽眾對疾病的認知。研究者試圖以此提醒新聞從業人員對事物的命名保持反思，閱聽眾在接收訊息時則必須時時保有批判性的覺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