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國內景氣大為衰退，國內企業為圖生存，透過收購與合併的途徑，與外界現有經營體系進行整合，藉以減少雙方重複的營運成本，在業務、技術及管理制度上截長補短，及經由資本的擴大、多角化經營等之綜效，達促進雙方業務的成長。惟不可否認，由於合併後雇主之變更，原有之勞動契約可能受到影響，而勞工之權益保障亦可能因此被淹沒於新舊雇主間之利益衡量，如何在顧及資方之利益及勞工之工作權，使資方於合併時不至於因設限太多而卻步；而勞工因合併時如何保障自己之權利，都是值得注意之課題。 / 再者，對於企業合併勞動關係之處理，以及勞工權益之保障僅在企業併購法的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簡略作規定，是否足以處理企業合併所產生之勞動問題？以及公司法雖有合併之專節規定，對於合併卻無明白之定義，將如何因應，亦值得關注，加上這議題在國內尚爭議不斷且一直存在，極富研究意義與價值，是本論文研究之動機與目的。 / 本論文分六個章節討論，第一章為「緒論」，依序說明研究動機、目的、和方法。第二章為「企業合併之概說」，於此章節中，主要是介紹我國合併定義與目的、合併的類型、及外國法制關於合併之介紹、我國現行關於合併之相關法令規範。第三章為「企業合併與勞動契約」，內容分三節，第一節為企業合併對勞動契約之處理、第二節是對於勞動關係所衍生問題之研究，其中藉由外國有關之立法例，以比照我國企業併購法是否有疏漏之處，最後做一小結。第四章在討論「企業合併後組織型態與勞動問題」，主要介紹合併後之組織型態以及勞動問題與處理。第五章為「我國併購對勞工權益影響之重要案例分析」，以個案方式來探討企業合併中之勞工可能發生之問題及解決之道。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本章將對前五章所提之問題及解決之道作一整理，並對我國法制不足之處提出本研究之意見。

我國自2007年起陸續修正了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並於2010年5月1日起施行。在團體協約法第6條中新增了勞資雙方應本於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體協商及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協商，而與工會法第35條第1項之規定共同構成不當勞動行為的禁止規範。依團體協約法第6條之立法說明，該條文之立法雖係參酌了美、日、韓三國之立法例，但由於日本的工會係以企業工會為主要的組織範圍而與我國的勞資關係較為接近，故本文以日本法制為比較研究之對象而採取了比較法之研究方式。 在第二章中先觀察團體協商之機能、態樣、對於團體協商之法律規範型態、與其他勞資對話機制之區別以及日本團體協商之特色等作為研究之基礎後，也對於日本團體協商權之概念形成、主體、性質、定位與效果等「團體協商權」概念內容進行研究。 而日本國憲法第28條對於勞動基本權之保障亦與其他基本權相同有其內在的限制，因此於第三章中檢視了在日本的實定法上對於公務員的團體協商權所設諸多之限制及其改革之動向外，也探討了自1980年代中期後部分學說所提倡之應限制少數工會之團體協商權的見解。此外，也分析了對於拒絕團體協商之行政救濟與司法救濟。 由於日本國憲法第28條僅抽象地規定保障勞工之團體協商權，是以勞動組合法第7條第2款乃將「雇主無正當理由拒絕與其所僱用勞工之代表進行團體協商」作為不當勞動行為的態様。唯，何謂「無正當之理由」？在第四章及第五章的前兩節中，分別從當事人、代表、事項、進行程序等面向一一觀察日本實務及學說見解所生之相關爭議。 除了勞動組合法第7條第2款所明定之不得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協商外，日本學說及判決認為雇主尚負有「誠實協商義務」。是以，第五章第三節則聚焦在誠實協商義務之基本意涵、具體內容以及雇主在複數工會併存時的誠實協商義務。另，在本章中也分析了自1980年代開始在日本學說上所出現之應導入工會之公正代表義務的議論。 於探究日本法上的相關議題後，第六章則將研究的焦點轉回我國，擬先檢視我國團體協商規範之變遷，再整理與分析實務對於規範的實踐並檢視相關學說的妥當性。此外，也檢討了新團體協約法的規定對於勞工團體協商權的保障是否充分及其問題點並試圖尋求妥適的解決之道。

為落實勞工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爭議權，我國於2007年起陸續修正《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於2010年5月1日起施行，且參考美國與日本之立法，建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以保障勞工權利不受侵害。 勞動三法修正對於集體勞資關係帶來重大影響，其中一項即為誠信協商制度之導入。根據修正後《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之規範：「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對於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協商，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規定今後勞資任一方若向他方請求協商時，他方不僅有回應的義務，且須以誠實信用原則為之。由於此制度我國尚處於起步之階段，許多問題須進一步檢討釐清。 因此，本文首先說明目前《團體協約法》所規範之團體協商制度，再從裁決委員會之裁決決定書當中，整理及分析我國實務上拒絕誠信協商之態樣。另外，再輔以說明美國法上誠信協商義務以及協商事項之重要類型、提供協商中必要資料義務之範圍，作為對我國誠信協商制度之啟示。 / To implement the right of employees to organize, bargain collectively, and strike, the government has revised “Labor Union Act”, “Collective Agreement Act” and “Act for Settlement of Labor-Management Disputes” since 2007, and finally has been in place since May 2011. In addition, the Labor Dispute Resolution Scheme for unfair labor practices also be structured by reference to the legislation of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o protect people from unfair labor practices. One of the biggest influences in the collective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after the Legal amendments is to establish the principle of bargaining in good faith. According to Section 1 of Article 6 of the newly amended Collective Agreements Act, both the labor and the management shall proceed in good faith when bargaining for a collective agreement; any party without justifiable reasons cannot reject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proposed by the other party. Because it’s the first time to implement the institution in Taiwan, there are many questions in need of clarific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introduce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scheme under the current Collective Agreements Act, and also sort out the decision of the Labor Dispute Resolution Scheme for unfair labor practices, attempt to analysize of the aspect of refusing to bargain in good faith in the practice. Moreover, the article is supplemented by the obligations and the important types of bargaining in good faith, the obligation of providing information necessary for the bargaining in the process in Unites States labour law, expected to have implications in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