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在第一章指出本文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等說明。在第二章，本文回顧Arrow是最早提出資訊不對稱的概念，其後學者關注資訊對組織的影響。首先，回饋相關的代理人理論的文獻、代理人理論應用的種類、代理人理論與民營拖吊業者在我國的相關研究。在第三章，則是分析本文的重點為代理人理論的起源、代理人理論的代理關係分析以及代理人理論中的資訊不對稱與道德危機的問題、並進一步探討代理人理論在公私部門之間應用的辯證關係，以便可以將代理人運用於公部門之中。 探討完第三章之後，本文更指出契約分析才是代理人理論要探討的重點。因此，本文在第四章特別探討到代理人理論以契約為核心的問題一完全契約與不完全契約對代理人的影響。此外，以契約為關係的民營化與政府外包所造成的影響對於委託人與代理人的影響又為何?然而，契約一旦委託外包之後，與契約的績效衡量便產生了一種關係。在這樣的關係之下，政府作為契約者之一又需要具有什麼樣的態度？ 之後，在第五章，本文將分析台北市拖吊個案與代理人理論的關鍵核心一道德危機對委託人與代理人的影響運用在台北市拖吊個案來說明。在第六章結論，本文將針對代理人理論的關鍵核心一道德危機運用在台北市拖吊個案中的研究發現，並提出理論反思與後續研究建議。 檢視台北市政府的拖吊個案後，本研究發現：1、建立雙方的「信任」關係，並將對方視為「伙伴」：是否落入「圖利廠商」的困境？2、道德危機的起點：回歸遊戲規則一法規面；3、監督機制與道德危機的關鍵點：員警的態度；4、台北市民的支持與否；5、契約內容並未隨著時間變遷而定期檢討。此外，本文並認為代理人理論乃有其缺失，須補充之內容以及提出本文三項後續研究建議－組織的官僚體制(bureaucracy)、公共政策民營化理論中的契約外包(contracting out)、國會中行政與立法的互動關係。 關鍵詞：拖吊業者、代理人理論、契約理論、契約外包、道德危機、資訊不對稱

本論文題旨為：德渥金論公民違抗。公民違抗概念的存在與政治哲學同時並起 而大興於二十世紀，包括甘地以之倡議印度獨立，乃至於六○年代的美國用以爭取黑人民權、女權、反越戰、校園反叛等等，如今更是民主國家中人民意見表達、抗議之常見方式。在違抗政府的意義界定上，公民違抗與流血革命不同，其特質為（廣義的）非暴力（non-violence），目的並非推翻政府，而是人民基於良心、基於正義，同時也基於對政策、法律的不同意見，迫使政府改變其法律、政策。 然而，公民違抗不僅是一項政治與社會實踐。對本論文的中心關懷而言，更重要的是，公民違抗產生的原因與背景是什麼？它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又是什麼？ 筆者認為，儘管公民違抗作為一政治、社會實踐，在實踐過程中充滿變化與挑戰，然而就理論思考而言，公民違抗不啻為探究與反省民主理論之最佳對象。要之，公民違抗為人民自發性的行動，旨在違抗政府政策、法律等政令；然而在基礎意義上，以民主作為立國基礎之國家，政治是向人民開放的，即，民主國家中的人民具有參與政治的權利與權力──公民違抗的出現使得這項民主定義被凸顯出來而被重新檢視：人民被迫以違法抗議的方式作為意見表達的出口，必然在政治參與的理論與實踐上出現難以跨越的橫溝與歧異。據此，審視公民違抗的實踐之於政治理論，有其時代意義與重要性。 本論文共分五章，分別簡述如下： 第一章為導論，分為兩節。第一節為問題脈絡，主要就現實社會的觀察提出思考與反省：政治的本質是什麼？公民違抗與政治的關係又是什麼？第二節為研究進路，說明本文以德渥金的權利理論作為探查公民違抗及其背後所代表意旨的角度。公民違抗本質上強調與爭取人民權利，而德渥金權利理論正是取眼於人民權利保障，本論文寄望在兩者之間，取得理論與實踐之調諧與平衡。 第二章旨在回溯公民違抗議題的發展，主要分為三節。第一節以蘇格拉底、金恩等人所從事之違抗事例說明，對公民違抗者而言：惡法非法；因而面對不義的法律，人民不僅不應遵守，更應起身違抗，使生命更為正義。第二節藉由德渥金與梭羅等人之眼進一步指出，違抗不義的法律之於人民正義生活的必要性，以及政府面對基於正義而違抗法律的人民時，應以寬容的態度對應之。第三節則是兼顧羅爾斯與鄂蘭的見解，指出公民違抗雖出自於人民的正義感與良心，但最終應立基於人民對公共議題的關懷與共識；同時，藉由「公民違抗的憲政地位為何？」與「寬容、以政治方式處理公民違抗的意義為何？」等提問向契約理論開放。 第三章藉由古典契約論與當代契約論之比較，指出契約論中的同意理論才是憲政理論的重心，而公民違抗相關於憲政體制，應取眼於同意理論中保障人民權利的視角，作為公民違抗立論的基礎。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回溯古典契約論者霍布斯、洛克等人對自然狀態的看法，並指出同意概念與自然權利是契約理論的思考核心。第二節接續前節對古典契約論的回顧，指出盧梭最初提出公共意志的真意，並檢討同意理論的實踐問題，包括多數決原則、代議政治等所產生的弊病。筆者認為，同意中的明示（express consent）之於政治同意並不構成基礎性的問題；問題在於默許（tacit consent）。包括洛克、盧梭甚至更早的蘇格拉底都認為，居住是作為對國家、政治權威與制度的一種同意，是一種默許。問題在於，這種默許方式對於國家╱政治權威正當性的肯認基礎過於薄弱，而這正是公民違抗在契約理論中、在憲政層次上存在的必要地位：公民違抗作為一種不同意的表示，在違抗法律、政策並要求改變的同時，也間接反證了違抗對象存在的正當性。第三節旨在說明，當代契約論者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著重「人們將同意什麼樣的政治制度」，而忽略了「人們憑藉著什麼而得以同意、以及為什麼不同意」這個面向。同時，德渥金也指出，假定的契約不是契約──契約論者要保障的正是人民同意所憑藉的「權利概念」，並進入第四章討論公民違抗與德渥金的權利理論。 第四章鋪陳公民違抗與德渥金權利理論的關係，共分三節。第一節鋪陳德渥金權利理論的法學基礎，指出在德渥金權利理論中，以原則（principle）為論旨中心：在法學理論上，權利理論以「法律的發展相應於道德的發展」恰恰與法實證主義相對舉。第二節指出，在德渥金的權利理論中，公民違抗的行動理據證立在「個人有權反對國家」這項命題上。簡言之，當前民主制度以多數決原則作為解決公共爭議的方式，卻凸顯出少數在數量上的弱勢；而在多數的集結經常以利益作為考量的情況上，「個人反對國家」的強意義權利更能對比出利益多數之於政策制定的不公義。第三節討論平等權利與公民違抗。德渥金的權利理論最終以平等作為自由的基礎，其中德渥金的自由主義式平等觀更異於一般：作為平等的個人而受到平等對待的權利。德渥金指出，作為平等的個人所受到的平等對待權利是一種平等的關心與尊重的權利；政府在政策的制定與抉擇上，不能只考慮效益主義齊頭式的平等觀，而必須考量作為少數的弱勢：在利益與機會等的分配上，應該有一種被容許的不平等分配方式，供政府做出整體的決定。要之，公民違抗作為一種政治參與的方式，事實上是一種消極的抗議表達；與其等到人民對於政治現狀、政策法律達到無可忍受的地步，不如在政府施政的同時，便多著眼於人民權利的注重與人民平等地位的關懷，作為一積極意義的政治思考，對於促進人民生活更能有進取性的助益。第五章為結論，主要分兩部份。第一部份總結本論文的研究所得：公民違抗終究只是一種手段，真正的目的仍舊在於使人民獲得公平、正義、良善的生活。第二部份回顧現實：除了台灣近日在政治作為上體現德渥金所言：「公平之路存在於寬容之中」之外，鄰近的菲律賓總統下台事件道出公民違抗的積極面「主權在民」，而當前世界各地反全球化的抗議浪潮更顯示，人民的抗議對象已經從過去在政治上所面對的國家，轉而成隱藏在國家背後的經濟統合體系。德渥金的自由主義式平等觀作為一種資源與福利的分配正義，對本論文的研究題旨而言儘管是一項限制，然而卻在新時代的挑戰中成為新問題的可能進路：過去人們在政治上爭自由與平等，如今人們可能因為經濟問題陷入另一層次的不自由與不平等。據此，德渥金的自由主義式平等觀有更進一步研析的重要性，本文囿於題旨與篇幅限制，僅將此問題向未來開放。

博士（商学） / 乙第395号 / 63p / 一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