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源自於McLuhan「媒介就是訊息」的說法。研究者認為，關於媒介與人類心靈間的互動關係，如果真如麥氏所說，不同的媒介使用會造成不同思維及傳播方式的話，那麼或許我們可以反過來進一步提問，未受過文字教育，不使用「文字」做為思維溝通工具的文盲，怎麼思考及口語表達？他們的思考方式又和受過文字教育的人有什麼不同？ 事實上，本文的主要研究問題與目的，並非只在說明文盲的口語表達行為，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試圖以媒介使用差異為切入點，建立一套解釋人類口語表達行為的初步架構，而這個解釋架構的完成，則需透過文盲口語表達行為的觀察與說明而來。 在本文中，研究者特別強調報導人所處整體「媒介文化」情境對其思維與行為的影響性，並透過文獻檢閱及十五位報導人田野觀察的過程，研究者將媒介定義為一種「文化工具箱」，研究者並進一步以這兩個概念，延伸McLuhan「媒介就是訊息」的概念，提出本研究的解釋架構： 非單一媒介，而是人們所處的整體「媒介文化」影響人們的口語表達行為。不同的媒介文化會形塑不同的文化工具箱，在日常生活的口語表達行為中，人們即是利用這些文化工具箱，來解決問題及達成目的；但反過來說，這些文化工具箱也會限制和影響人們所思所為。 在此，「媒介文化」一詞，指的是以思維溝通工具為首，所創造出的文化環境，與傳統傳播學中指涉的媒體內部文化意義並不相同。「文化工具箱」指的則是那些經由所處文化形塑而來的各式有形及無形的成套工具。在本文中，研究者調特別強調，文化工具箱是以多重成套的方式共存。亦即，在解決某一問題時，我們腦中同時可能存有多個甚至相互衝突的文化工具箱，人們即是利用這些共存的多重文化工具箱，選擇出適當的問題解決工具。故而我們可以說，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人們仍具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 另外，必須強調的是，本文在媒介文化中所提的口語/文字/電子文化分類，並非是個截然二分的概念，而是一種「偏向」。因為現存文化中，大半同時包含了口語、文字和電子文化的作用，只不過不同的媒介文化，在其中所造成的作用力有其大小罷了。故而本文以口語和文字/電子偏向文化稱之，旨在說明口語/文字/電子文化的連續和混合特性。 同樣的，在本文中，文化工具箱也是種「偏向」概念，亦即，文化工具箱的形成與使用，並非處於一種截然二分的狀態，而是種習慣的傾向，故而某些文化工具箱，也許較常在口語文化偏向或口語人身上使用，但並不意謂著文字/電子文化偏向或文字/電子人，就不使用這些文化工具箱，只不過相對上來說，使用的技能和頻次可能少了些。 至於這個文化工具箱使用的選擇偏向，主要與我們的生活/生長環境有關，生活/生長於某媒介文化中人，因為從小到大就身處在一個使用該文化所形塑的文化工具箱的環境中，所以會偏向選用該文化所形塑之工具箱，且使用技能較佳。 / This study tries to establish a media theory to explain the oral expression of people.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 some ideas through the filed observation of 15 illiterate’s oral expression and the literature review. First, not media only factor but the whole media culture affects people’s thinking way and oral expression. Second, all media are cultural product, so we call them cultural tool-kit. And when people use a media to solve some problems, they must be affected by the culture. Third, sometimes we choose the different cultural tool-kit to solve the same problem, so tool-kit’s use is a kind of people’s actively choice process. Fourth, the choice process of cultural toolkits is a kind of bias behavior. The people growing in a oral media culture bias to use oral media cultural toolkits to solve problems. Fifth, although we actively use cultural toolkit to solve problems in our everyday, but these cultural toolkits also affect our thinking way and oral expression.

過去新科技的研究不是偏重於使用者研究就是著重於組織架構的變革，雖然在研究角度上都頗有斬獲，但總有難窺得全貌之憾，為了能跳脫出這兩個已經成熟的研究路徑，研究者採用全觀的角度，欲從大架構著手。 　　本論文主要論述分三個主軸，經由個案的觀察將三個論點貫穿，達到觀察者陳述文本的前後呼應。首先由轉借自生態學的媒介生態概念來探討國內眾多報紙電腦化的因素，結果發現大報的變革動作往往會對同環境的中、小型報紙造成影響；大報改變生態中的競爭基準點，中、小型報紙會因環境改變，而產稱趨同現象(isomorphism)，這種現象的產生除了一般商業上的風險規避的自發性因素外，研究者不能、排除中、小型報業是迫於競爭者及硬體環境變遷的壓力、只好改變沿用已久的生產流程。 　　第二個論點則著重於組織內部的變化、除了環境改變的外力、影響報業採用新科技的動力、亦有可能基於新科技能影響組織工作流程、因此研究者引用了企業處理程序再生工程(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及新科技對競爭優勢的影響的兩個觀點來檢視報業是否利用這種劇烈的變革達到換血的目的。研究發現個案欲利用電腦化來達到組織內部人事調整的目的，並希望藉著此次重整來重新調整自我在報業市場的競爭定位(nitch)。在此研究者必須強調環境和組織變革所運用的策略可互為因果亦可單獨存在，以本研究的個案而言，競爭環境改變可視為前因，策略的應用則是依環境調適所採取的回應結果，若外界環境不變，其結果必然另呈樣貌。 　　最後一個部份著重於組織變革中權力的流動及其影響。權力原本是一種流動的概念，會隨著依存的組織變動而轉換，電腦化是組織權力重組的開始，在這個過程中，白領勞工及藍領勞工會因個人擁有的資源與可資溝通籌碼而有不同的待遇產生，白領勞工只要能夠掌握交換籌碼及掌握有利的溝通模式，通常可以在組織中快速上升流動，但這也會使科層組織中彼得原則現象迅速產生，但專家權仍無法抗衡日益加重的專業責任，仍得吸納由藍領勞工轉嫁而來的分工。至於藍領勞工幾乎遭到技術剝離(deskilled)，除非接受組織的交換條件，幾乎沒有籌碼可言。

歌唱選秀節目已蔚為全球風潮，亦於兩岸電視媒體、社會文化刮起流行旋風。本研究依據媒介生態系統將歌唱選秀節目劃分為外部生態系統（包含市場、政策／法規、社會等因子）、內部生態系統（包含製作方、廣告商、閱聽人等因子）等建立分析架構，探討兩者如何影響兩岸歌唱選秀節目發展。透過爬梳文獻、深度訪談學界和業界共計七名專業人士，輔以中國大陸燦星製作聯合浙江衛視開播《中國好聲音》和臺灣金星娛樂攜手中視推出《超級星光大道》為個案研究，比較分析兩岸歌唱選秀節目之異同並提出互為借鏡之處。 研究發現兩岸歌唱選秀節目外部生態系統之（1）市場：中國大陸早期傾向自製自播、借鑑、引進海外歌唱選秀節目模式版權，近期開始嘗試創新研發；臺灣面臨新、舊媒體競逐單一市場、分食廣告有限預算。（2）政策：中國大陸著重限縮引進海外歌唱選秀節目模式版權數量；臺灣聚焦管制廣告冠名贊助、置入行銷形式。（3）社會：中國大陸熱愛臺灣流行音樂；臺灣渴求優質新興節目內容。兩岸歌唱選秀節目內部生態系統之（1）製作方：中國大陸引進海外歌唱選秀節目模式版權初期雖廣受好評，後期卻因節目高度同質導致閱聽人陷入審美疲勞；臺灣面臨資金／資源匱乏和人才流失困境難以突破。（2）廣告商：中國大陸冠名贊助、置入行銷花招百出；臺灣逐漸放寬廣告冠名贊助、置入行銷，惟政策起步較晚且廣告商呈現保守觀望態度。（3）閱聽人：兩岸新興媒體蓬勃發展且型態百變，閱聽人亦隨之轉變收視行為，集中觀看線上影音內容。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仍渴求新興歌唱選秀節目模式版權，且配合政策逐年朝向自主創新發展；臺灣兼具創意及人才優勢，但亟待透過政策放寬輔助再次為電視媒體產業開源，以提升製播品質和研發原創歌唱選秀節目模式版權，重振旗鼓並力拓海外（華語）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