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行法對於公司董事責任係以形式認定為之，然而在目前公司實務上有許多不具有董事頭銜卻具有經營實權之人，其責任為何，是我國長久以來懸而未決的問題。在我國增訂實質董事規範的呼聲由來已久，如何認定實質董事及界定其責任範圍卻因影響層面廣大，難以達成共識而遲遲無法修訂草案通過，因此如何制定實質董事之規範實有研究必要。 經濟部版草案規定實質董事之構成要件為「實際執行董事職務」或「經常指揮董事執行業務」之人。立法委員所提出草案版本之構成要件，其一為「實質上執行董事職務」之人，其二為「直接或間接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人。 實質董事之立法目的乃是使實際享有董事經營實權之人負起相關之經營責任。立法委員版草案所提出的「直接或間接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人，對公司雖然必定享有某種控制地位，但實質董事之立法，係規範不具董事身份之人，卻享有董事之職權者，使其負起相關的經營責任。立法委員版草案對於非「實質上執行董事職務」之人，則以「直接或間接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來判斷，即必須達到對公司已經享有控制地位，始將之納入規範的範圍。如此一來，對於未以自身實質執行董事職務，卻利用其他影響力於幕後指揮董事參與公司經營者，因未達對公司享有控制地位的要件，而可能無法完全納入規範範圍。 我國經濟部版草案規範，實質董事負有公司法23條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是否應包括其他具體規範即有疑問。例如忠實義務主要所要解決的乃是公司負責人與公司間產生的利益衝突問題，違反忠實義務的效果，不必然使公司受有損害，因此規範實質董事負有23條之責任，若僅限於損害賠償責任，實際上不一定能使實質董事負有忠實義務之責任。就此本文認為，實質董事負有23條之責任，應包括其他具體規範。

我國公司法長年以來對於公司董事之資格與責任追究都是採形式方式認定。緣此，造成許多公司之實際經營者為求脫免責任，不願出名董事職務但又實質掌控公司之業務，造成公司治理上之漏洞。故而，民國101年公司法增訂第8條第3項規定，使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執行董事職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須與公司法上之董事同負責任。此舉使我國公司治理又邁向另一個重要里程碑。但現行法仍存有不少問題須透過比較法及解釋之方式解決，此即本篇論文之討論重點。 實質董事之規範乃濫觴於英國。英國公司法實質董事之規範發展已久，不僅是成文法可供我國參考，其累積之豐富實務判決更可做為我國之借鏡。英國公司法係將一般董事定義為「所謂董事包含任何具有董事地位之人而不論其稱謂為何。」是以，不具形式上董事身分卻實質執行董事業務者，亦屬一般董事。而公司法上有關董事之規範事實上董事自然亦須適用。英國法院更歸納出判斷事實上董事之四個重要標準，分別是(1)行為人是否有董事的表現外觀且被公司所承認；(2)行為人是否有使用董事頭銜；(3)行為人是否能夠取得足夠資訊供其做出決策判斷；(4)行為人是否能夠決定公司之重大決策。 英國公司法則是將影子董事定義為「公司董事慣習聽其指示或命令而為行為之人。」英國就影子董事有歸納出幾項特質。受支配之公司董事須「慣習」聽從影子董事之指示或命令，且所謂指示或命令不需達到強制性程度，非專業人士之建議亦包含其中。此外，應有過半數之董事會成員受其指揮，而受指揮之董事不需要達到完全而無裁量權限之程度。相較於事實上董事係實質直接執行董事業務，影子董事則係藉由操控公司董事藉以掌握公司業務，故英國法院認為影子董事與公司間並不存在信賴關係而不須對公司負忠實義務。且由於其性質不同於事實上董事，公司法上有關董事之規範以法律有明文規範者影子董事方可適用之。此外，母公司並不必然成為子公司之影子董事。仍須視母公司即是否跨越了單純作為股東而得行使之權力界限時，其身分方有可能轉變為影子董事而必須負起某些董事之義務與責任。 我國法院在解釋適用現行規範以及將來立法修正時，可將上述英國公司法之規範及實務見解略作調整引為己用。此外，我國公司法設有關係企業章節，其中為使集團能發揮綜效特設有第369條之4第1項規定。在其與實質董事規範發生競合時，應解釋為控制公司未於會計年度終了時對子公司為適當補償之際，控制公司方會違反對子公司之受任人義務而須負損害賠償責任，子公司並得對其行使歸入權。

採用金融控股公司方式合併數家金融機構是近年來金融改革採取之方式，但也因此產生了相關之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金融控股公司法對於控股公司型態下關係人交易之規範是否妥適？是否能遏止非常規交易之發生？有無值得檢討改進之處。本篇論文從金融機構跨業經營可能的型態談起，討論各種型態的模式，及其可能有的優缺點，再說明何以會採取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作為金融業跨業經營之模式。 另外討論金融控股公司法下，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的資金流動類型與控管機制，並針對其中平行資金交易下控管機制的缺失作深入的討論，進而闡述現行法可能有的缺失，如列舉規定、董事會監控機制能否發揮功用、交易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類對象之認定標準及是否需排除無銀行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等。以及對現行法的建議。並探討相關法律在關係人交易的部分應採取的配套修正，以免疊床架屋。 本論文並以95年發生中信金插旗兆豐金為案例加以分析，探討實務上對關係人的認定標準。亦針對金融監理的部分作討論，現行的金融監理是否能有效防止或發現複雜金融交易下非常規交易之發生？最後以美國法和日本法為例，研究其對關係人交易之規範，並對前述討論作出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