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中葉開始，伊斯蘭教在中國出現了嚴重的信仰危機，為了解決教義不彰的困境，讓伊斯蘭教能夠在中國生存發展，在西北地區興起了經堂教育，在東南沿海、長江流域和雲南，許多許多穆斯林學者紛紛以漢文著書立說，這些著作多以闡釋伊斯蘭教義、教法和宗教哲學為主，在回族知識界稱為「漢克塔布」來閱讀。這些學者不僅具有豐富的宗教學養，還具有深厚的儒學造詣，甚至兼通佛、道思想，是博通四教的「回儒」，其中以王岱輿、馬注、劉智和馬德新四人最為重要，他們被當今學術界稱為中國伊斯蘭教的「四大經學家」或「四大著作家」。 穆斯林漢文著述因受到伊斯蘭教義和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雙重制約，明清穆斯林學者在建構「以儒釋伊」的性別理論時，在與儒家相合的地方採取附會儒家的方式，但在面臨與儒家不同的地方，則堅持伊斯蘭教的原則，例如他們雖然認同儒家的五倫，但卻將人倫秩序作了更改，把夫婦關係置於人倫秩序的首位；反對儒家的貞節觀，主張寡婦再嫁；在兒女生育教養方面，反對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的作法，主張男女同等愛護養育；肯定男女同質，但卻嫁接了「夫為妻綱」的信條，將丈夫的地位神聖化；反對中國社會「妻妾型」的多妻制，主張丈夫在各方面應該平等對待自己的眾多妻室。 從穆斯林漢文著述中關於性別的論述，可以看出這實是明清穆斯林學者對於理想的婦女典範的形塑，尤其是他們藉由聖人時代傑出、優秀的女性，例如聖妻赫底徹、阿依莎，聖女法土默…等人的言行事蹟，並依據主流文化的道德觀念和社會規範，經過不斷地修改、潤飾和現代化，建構他們理想的婦女形象和典範。 在漢文著述中同時也反映了穆斯林學者所建構理想的兩性關係模式，即男女有別、處處防嫌，他們依據伊斯蘭教深閨制度和儒家文化「男女授受不親」的規範，建構其理想的兩性關係模式，所以他們在漢文著述中一再地反覆引用穆聖之女法土默「見瞽目而避之」的事蹟做為論證「男女之防」的理論基礎。 由於許多漢文著述被各地清真寺收為經堂的教材，教授經生，明清穆斯林學者所建構理想的兩性關係模式和對婦女典範的形塑，這套理論勢必會透過經堂教育在穆斯林社會中傳播。從現實意義上來看，穆斯林漢文著述中的性別觀確實有其時代和階級的侷限性，它反映著明清時期少數的中國穆斯林知識份子所建構理想的兩性關係模式，筆者認為漢文著述性別觀的影響層面僅限於少數的菁英階層，對絕大多數處在社會中下層的穆斯林群眾而言，所產生的影響相當地有限。

宗教禮儀性人工製品向來為考古學與民族學者所關注，無疑是因為此類人工製品長期以往被視為族群標誌物之故。論文第一章首先回顧台灣考古學家如何建構考古學靜浦文化（早期稱之為阿美文化）過程，阿美族祭壺器如何經由類比、詮釋，成為考古學者眼中靜浦文化晚期文化相的族群標誌物。其二，耙梳歷史民族誌材料，說明民族學於長時段歷史情境，所紀錄阿美族祭壺器承載的文化訊息或意義認知狀態的不完整性，如性別差異性的疏忽。而此種訊息狀態則可能反饋影響考古學者們對於祭壺器類別等考古材料的意義認知與解釋效度。其三，在靜浦文化與阿美族祭壺器的研究回顧基礎上，筆者提出靜浦文化晚期所屬之「東河南Ⅳ遺址礫石結構現象祭壺器等祭祀物群的埋藏與分類問題」之問題意識。東河南Ⅳ遺址的礫石結構現象埋藏大量diwas祭壺器等祭祀物群，筆者認為至少包括兩個重要的考古學命題，一是埋藏的脈絡，涉及的是社會情境。二是遺物群的分類，涉及埋藏者對於這些遺物群的價值意義的認知。論文的核心理論與研究途徑，乃透阿美族東昌村民族考古學的實踐，以理解阿美族禮儀性物品祭壺器等祭祀器物群的社會生命史與意義的形成過程，涉及阿美族人對於祭壺器等祭祀器物群的分類認知體系、意義與價值、態度和埋藏的形成情境，以回應考古學家對於祭壺器生命歷程“意義”的理解，以期豐富本研究對於考古學有關祭壺器分類與埋藏之問題的詮釋。 論文第二章為田野背景，描繪東昌村宗教性與經濟性交疊的社域空間，指出祭壺器依其性別、指涉對象（tu’as/kawas）、資源地域空間，sifanohay/女性/社內/祖靈/家/田：diwas/男子/社外/Malataw神/山/海，性別空間構成祭壺器生命範疇。祭壺器作為活著的人與祖靈或神靈溝通時不可或缺的中介承載物，隨著性別空間界限，劃界出人們長期慣習經歷的集體記憶、認同與空間。 第三章透過東昌村宗教禮儀機制，描繪禮儀性人工製品diwas如何積極地介入男子成年禮（malengleng）過渡禮儀，sifanohay涉入女子婚後成家操持除穢家屋儀式（miasik to loma’）歷程，diwas與sifanohay等祭祀器物群於社會生命史初始階段如何地被人們所認知、分類、取得、流動於家屋社會。 第四章探討祭壺陶器的風格意義與流動，透過祭祀家戶所持有的祭壺器，首先探討祭壺器風格意義，涉及的是村民對於祭壺器風格型態的認知，經由性別意識形構出的祭壺器性別風格界限與分立的性別風格邊界。其次，針對祭壺器進行文化性分類與風格型態的說明，且經由成家、成巫等方式取得祭壺器的共伴模式，提出傳世與近年因仿製、市場消費等不同流行年代的祭壺器風格型態。其三，透過祭壺器的年使用率與消耗痕，討掄祭壺器的使用與拋棄。其四，探討定著於家屋的祭壺器，如何在世代間的本家垂直流動與婚出成家的橫向擴充。同時指出巫師於祭儀所劃界的儀式空間物界，應許著祭祀器物群的組合共伴模式，框架出祭祀器物群的型態樣貌。 第五章探討祭壺器空間譜系，象徵家屋單位的sifanohay，作用於儀式空間所呈現叢聚與共伴現象意義的討論。首先以田祭（misatolikong）、祖靈祭（talatu’as）為例，「sifanohay叢聚」空間譜系，召示「祖靈→sifanohay→巫師→家戶→家族→世系群」之社會結構意義，歷史化過程中外來的Sakizaya、Cikasuan等世系群（他者）如何經由婚姻與宗教禮儀機制的認同實踐逐漸地進入東昌村社會。族群間的認同疆界雖然隱誨，卻於祀奉母系族源的宗教禮儀現場，經由sifanohay叢聚現象而彰顯。其二，小米播種祭（mitiway）巡祀儀式，勾勒出巫師巡祭家戶的路徑，透過標誌家戶單位sifanohay空間分布，劃界出Lidaw帶有生命隨著時間與信仰認同形構出的浮動疆界。 第六章探討東昌村喪葬儀禮涉及的祭壺器陪葬與埋藏歷程，東昌村人對於傳統土葬意識與現行火葬態度。傳統土葬做為陪葬品的祭壺器，因為改採火葬而從陪葬品的一代生命，翻轉成為隔代的傳家物。此外，因應土葬公墓收歸公有後的遷葬與撿骨儀式，原本做為陪葬品的祭壺器於撿骨時出土當下，祭壺器因為後代子孫於墓地撿骨時的態度與觀念，導致出土祭壺器的命運翻轉，有的家戶視為祖先遺留物而攜家做為傳家寶，或是放在骨灰罈旁如同陪葬品般繼續陪祀祖先，或是被視為污穢禁忌的墓地出土，而從神聖陪葬物轉變成穢物而被拋棄於墓地現場，導致祭壺器生命歷程的文化扭曲與變遷的動態歷程。 第七章為靜浦文化晚期內涵與東河南Ⅳ遺址「礫石結構現象」埋藏事件問題的反思。經由東昌村民族考古學田野的觀測，對於阿美族人宗教禮儀性物品祭壺器社會生命史的意義認知與分類體系的基礎下，試圖重新論述考古學靜浦文化晚期文化內涵核心，所伴隨宗教祭祀禮儀性物品祭壺器等祭祀器物群的社會意義。此外，面對形成過程中遭扭曲的靜浦文化晚期東河南Ⅳ遺址「礫石結構現象」埋藏事件，研析遭共同埋藏的祭壺器等祭祀器物群“埋藏情境與分類問題”，以豐富考古學對於靜浦文化晚期歷經清末日初近現代時期以來宗教性物質文化發展變遷的狀態，以增進考古學對於此埋藏事件所隱含祖靈信仰認同斷裂的詮釋效度。 第八章結語部分，首先回顧東昌村民族考古學田野對於祭壺器等祭祀器物群社會生命史形成脈絡的理解。祭壺器從男女過渡禮儀的性別意識開展進入家屋社會，形塑祭壺器性別風格界限，伴隨宗教儀禮巫師劃設儀式空間界限，再次形構祭祀器物群共伴組合與型態風格。再者，定著於祖靈信仰家戶的祭壺器，再次地劃界出Lidaw浮動的宗教性社會疆界，同時標誌出與奇萊平原臨社間的祖靈信仰光譜與村際邊界。文末提出論文思考與未來延續性研究方向，以期增進本論文研究取向的拓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