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文體批評」是明清學者詮釋杜甫詩的常見方法，該批評重視辨體的緣故，「變創」成為明清杜詩學的重要子題。在明清學者探討杜甫五古、七古、五律、七律、排律、絕句的成果裡，包含杜甫變化傳統、開創新體的現象，探討杜甫變創的緣由等詩學意見。據此，本論文要做的學術工作之一，從明清杜詩學抽引這條以變化、創新論杜的線索，從「文體批評」之「辨體」方法，找出明清杜詩學者評價杜詩各體風格、內涵、題材、正變之說，尤其是明清杜詩學者論杜詩正宗與變體的辯證過程，建立詮釋軌跡，掌握明清學者論杜詩變創的焦點與面向。 再者，創造力是改變既有領域，或是將既有領域轉變成新領域的任何作為、理念或產品的概念，由此看來，明清杜詩學以「體要」判定杜甫變化創新與否的方法，與當代創造力理論有許多共通之處。因此，本論文學術工作之二，便是沿著明清學者開發的論杜小徑，另採用「匯合取向研究」的「創造力系統模式」、「創造力三成分模式」、「共識評量技術」為研究角度，拓深與補充明清杜詩學論杜詩各體變創的內涵，說明杜甫身為創造者的個人特質，影響杜甫從事變創的幾種要素，杜甫具備的變通力、獨創力、精進力、流暢力、敏覺力等特殊才能。 最後，通過創造力理論的協助，進一步從文體批評視野下的明清杜詩學說，得出杜甫身為「巨匠」、「開創者」、「內省者」的詩人形象，豐富杜甫在歷代以來流行的「詩聖」形象。藉著杜甫形象的開拓，期盼我們對杜甫詩有新的眼光，能善用明清杜詩學遺產，從中歸納中國古典文學在創新方面的經驗，在當代「創意經濟」重視創新的氛圍裡，能回應今日培養創造力人才與創新法則的需求。 關鍵字：明清杜詩學、文體批評、變體、創造力

自明代中葉開始，伊斯蘭教在中國出現了嚴重的信仰危機，為了解決教義不彰的困境，讓伊斯蘭教能夠在中國生存發展，在西北地區興起了經堂教育，在東南沿海、長江流域和雲南，許多許多穆斯林學者紛紛以漢文著書立說，這些著作多以闡釋伊斯蘭教義、教法和宗教哲學為主，在回族知識界稱為「漢克塔布」來閱讀。這些學者不僅具有豐富的宗教學養，還具有深厚的儒學造詣，甚至兼通佛、道思想，是博通四教的「回儒」，其中以王岱輿、馬注、劉智和馬德新四人最為重要，他們被當今學術界稱為中國伊斯蘭教的「四大經學家」或「四大著作家」。 穆斯林漢文著述因受到伊斯蘭教義和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雙重制約，明清穆斯林學者在建構「以儒釋伊」的性別理論時，在與儒家相合的地方採取附會儒家的方式，但在面臨與儒家不同的地方，則堅持伊斯蘭教的原則，例如他們雖然認同儒家的五倫，但卻將人倫秩序作了更改，把夫婦關係置於人倫秩序的首位；反對儒家的貞節觀，主張寡婦再嫁；在兒女生育教養方面，反對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的作法，主張男女同等愛護養育；肯定男女同質，但卻嫁接了「夫為妻綱」的信條，將丈夫的地位神聖化；反對中國社會「妻妾型」的多妻制，主張丈夫在各方面應該平等對待自己的眾多妻室。 從穆斯林漢文著述中關於性別的論述，可以看出這實是明清穆斯林學者對於理想的婦女典範的形塑，尤其是他們藉由聖人時代傑出、優秀的女性，例如聖妻赫底徹、阿依莎，聖女法土默…等人的言行事蹟，並依據主流文化的道德觀念和社會規範，經過不斷地修改、潤飾和現代化，建構他們理想的婦女形象和典範。 在漢文著述中同時也反映了穆斯林學者所建構理想的兩性關係模式，即男女有別、處處防嫌，他們依據伊斯蘭教深閨制度和儒家文化「男女授受不親」的規範，建構其理想的兩性關係模式，所以他們在漢文著述中一再地反覆引用穆聖之女法土默「見瞽目而避之」的事蹟做為論證「男女之防」的理論基礎。 由於許多漢文著述被各地清真寺收為經堂的教材，教授經生，明清穆斯林學者所建構理想的兩性關係模式和對婦女典範的形塑，這套理論勢必會透過經堂教育在穆斯林社會中傳播。從現實意義上來看，穆斯林漢文著述中的性別觀確實有其時代和階級的侷限性，它反映著明清時期少數的中國穆斯林知識份子所建構理想的兩性關係模式，筆者認為漢文著述性別觀的影響層面僅限於少數的菁英階層，對絕大多數處在社會中下層的穆斯林群眾而言，所產生的影響相當地有限。

神韻是詩歌藝術的本體或生命，它直指詩歌的純粹性，是詩「美」之所在。神韻講求「聲外餘響、意在言外」，這份餘響與言外之意，不在有形處求取，而在無形處心領神會。司空圖、蘇東坡為明清以前相關於神韻論述之詩論家，前者提出「味外味」；後者提出「枯淡」說。司空圖拈出柳詩的「深遠」；而東坡對柳詩「枯淡」的闡釋，或成為明清詩論家闡釋柳詩的起點。明代格調兼主神韻的詩論家有謝榛、王世貞、胡應麟、陸時雍等人；清代主神韻的詩論家則有王士禎與宋犖二人。謝榛以為柳詩意傷直切；王世貞以為柳詩刻峭，不若蘇州平淡；胡應麟以為柳詩偏於清峭；陸時雍則以為柳詩多直寡委。凡此，顯示明代格調兼主神韻的詩論家，多點出柳詩在「神韻無跡」的藝術成就上之不足，他們大大地翻轉了東坡「韋不如柳」的評價，以為就神韻的藝術標準來說，柳詩是不及韋詩的。清代集歷代神韻詩論大成的王士禎，原則上仍舊沿續了明代「柳不如韋」說，明白點出「柳州哪得並蘇州」的論評，並闡明神韻不僅是論詩的最高境界，也是詩人處世的最高原則，而宋犖論柳詩著重其「古淡」，基本上仍不出東坡論柳詩的範圍。 格調著重的是詩歌的「體格聲調」、「風標品格」；講求詩歌的聲韻平仄等遣詞造句之外在形式，以及美善的詩品與人品等內在涵意。比起「神韻」詩來說，它多了一份教化，審美追求在於「善」。張戒、嚴羽為明清以前相關於格調論述之詩論家。張戒論柳詩，著重在其「字字如珠玉」的語言風格；嚴羽則是明確以「騷」字許「柳詩」的第一人。明代主格調的詩論家有李東陽、謝榛、王世貞、胡應麟等人。李東陽拈出柳詩「精刻」的語言風格；謝榛則突顯柳詩「字澀韻險」的藝術風貌；王世貞關注柳詩「風雅騷賦」的面向；胡應麟則關注柳詩的「骨與格」。凡此，顯示了格調詩論家在評注柳詩時，多從「體格聲調」的角度切入，值得注意的是，此等詩論家在關注「體格聲調」的同時，都不忘再以「知人論世」的觀點深入論述子厚的貶謫生涯，並歸結出詩人貶謫生涯的文學主調－－騷怨精神。而柳詩之所以「騷」，正在於詩人對理想人格的執守與堅持。換言之，詩人那高潔的懷抱，正是此等格調詩論家正視柳詩的理由－－他們注意到了柳詩以及詩人那份「風標品格」之善之美。清代主格調的詩論家有沈德潛、施補華、李重華、黃子雲、紀昀等人。沈德潛論柳詩的潔與騷；施補華論柳詩的騷；李重華論柳詩的本色；黃子雲論柳詩的儒者風貌；紀昀論詩人的心境。比起明代格調詩論家來說，清代詩論家論柳詩時，在「知人論世」方面，論述的更為精細與深入；評價的角度、論斷的口氣更顯得圓融與折衷。 性靈強調詩人個性、才情的真實表露。相對於神韻與格調二派而言，性靈派給予作家充分的創作自由，以為只要情真具可成詩。「真」即是性靈詩派極度重視的審美追求。楊萬里為明清以前相關於性靈論述之詩論家，其評賞柳詩，直指其「淡」，反而偏於神韻派的審美取向。明清二代主性靈的詩論家有袁宏道、吳喬、袁枚、趙翼、洪亮吉等人。神韻與格調派詩論家在評賞柳詩時，大致符合了各自的審美追求與原則，相形之下，性靈詩論家在求真的審美原則下，反而都未從「情真」的角度去評賞柳詩。蓋「詩為心聲」，不能真實傳達心聲的，大概也成不了歷史上的詩人，是故「情真」似乎不是此等詩派據以與其他二派崢嶸的藝術鑑賞法則。此等詩派的詩論家在評賞柳詩時，顯示了評賞角度的駁雜性－－袁宏道指出柳詩的儒者風貌；吳喬評述柳詩「鍛鍊」的語言風格及「構思精嚴」的創作心理；洪亮吉評述柳的人品與胸襟。凡此，皆顯示此等詩論家在評述柳詩時不自覺地陷入了格調派的思維裡。大概只有袁枚、趙翼二人，純粹從性靈層面之「才份」角度去評賞柳詩。肌理詩派論詩講究「義理」與「文理」的統一，簡言之，此派以為，完美的詩歌是「內容」與「形式」的兼具，比起其他詩派，肌理詩派是比較接近格調詩派－－呈現了重學與爬梳史料的鑑賞特質。肌理詩派崛起於清代乾嘉時期，主肌理的詩論家有翁方綱，翁氏弟子梁章鉅以及肌理餘緒陳衍。翁方綱闡發了元好問關注的柳詩面向，深入挖掘柳詩承繼大謝「醞釀神秀」的語言風格，而陳衍則更細緻地深論了柳詩「縈青繚白」的語言風格與詩境。而梁章鉅則是從「才份」角度去評賞柳詩。 大致而言，詩論家評賞柳詩時大約不出流派本身審美追求的範疇。一旦出現相離情況，或受個人境遇轉折的影響，或受時代文風的影響，或受詩學本身後出轉精的趨勢所左右。直言之，接受與鑑賞，本屬極端個人與複雜的行為，雖有法則可循，卻又不全然依樣畫葫蘆，在在顯示了它的靈動性與豐富性。

本文以明清詩學批評論著中對韓詩的詮釋與評論為基軸，針對明清詩學對韓詩所提出的多面向議題加以歸納析探；同時兼及明清詩學理論與背景之探討，以呈現韓詩在明清詩學中之評論的各種樣貌，並評述其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第一章緒論中先將晚唐至宋代的韓詩評論加以分析。本文第二到四章是主要部分，所要處理的內容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是「韓詩」各項議題的評論，另一部份是著重在明清詩學的評論之意義。第二和第三章針對韓詩的在明清詩學理論的評論中所提到的議題，分為兩大類來整理與探討，第一類是關於韓詩創作體製方面的議題，第二類是關於韓詩風格特色方面的議題。在這一方面的評論中，詩評往往表現詩人及其詩派之詩學主張。第四章將明清詩學中的韓詩評論放置於明代，乃至清代初期、中期、末期的文學批評史中，加以分析比對，以期檢討出明清詩學中的韓詩評論在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19451号 / 法博第185号 / 新制||法||153(附属図書館) / 32487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寺田 浩明, 教授 伊藤 孝夫, 教授 服部 高宏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論文以明清才子佳人小說「好逑傳」一書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主題情節、人物性格及創作技巧等相關內容。經本論文的析論，其能對「好逑傳」在總體明清才子佳人小說中作一評價并試著為其尋找出合適之定位。 全文凡六章。 第一章緒言，述本文撰述本論文的研究動機、研究方法、研究範圍及「好逑傳」的作者、版本、譯本及其背景研究。 第二章為「好逑傳」的情節分析，本章介紹結構的一般定義及「好逑傳」十八回的情節。 第三章為「好逑傳」的主題意識，本章探討「好逑傳」的主題及其作者要表達的實事求是觀念，倫理的觀念（忠、俠義、名教）等主題思想，并陳述作者主題思想的優、缺點。 第四章為「好逑傳」的人物塑造。第一節陳述「好逑傳」的正面人物，如鐵公子、水冰心。第二節陳述「好逑傳」的反面人物，如水運、過公子。分析上述人物在作品中所擔當的角色性格與生命氣質。 第五章為「好逑傳」的寫作技巧。第一節分析「好逑傳」所用的口語、成語、歇后語、諺語及其非情節因素詩詞等韻語。第二節主要探究「好逑傳」中「伏筆」手法運用。第三節主要考察「好逑傳」中「對比」等寫作技巧之表現。 第六章為結論，探討「好逑傳」寫作表現之缺點及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

本論文《明清小說倭患書寫之研究》係以異域書寫為核心，有別於過去聚焦於長城或四裔，展現明清以降的海洋視野，並以日本（倭）形象探究「內／外」、「我／他」、「新／舊」交纏之敘事特色。日本在明清兩朝皆曾成為中國沿海的勍敵，其中包括「嘉靖大倭寇」、「萬曆朝鮮戰爭」、「甲午戰爭」、「乙未戰爭」，皆催生了相關的小說創作。過去在研究相關議題時，多趨於斷裂式的考察，但筆者認為由明至清，日本作為「倭寇」形象之特色是深入人心的，舉例而言，晚清李鴻章曾如此向朝廷宣說防範日本之必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雖然作為自強運動之領袖，對於涉外事務亦有一定之認識，但是李鴻章仍以明朝倭寇的破壞來比擬現代化之日本，可見時人的倭患記憶貫串明清兩朝。 本論文即以此議題出發，以歷時性方式討論明清小說的日本記憶，發現到不同時期有不同時期的關注。第二章處理「嘉靖大倭寇」相關小說中的「烽火」與「離亂」。在早期文本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胡少保平倭記》，多傾向於使用抗倭將領及其幕僚之見聞，敘事上較為樸實，有「補史」的時事意義；但由於平倭名將胡宗憲與權臣嚴嵩有一定程度的依附關係，也有被視為反派的情況，如《綠野仙踪》、《玉蟾記》等，相對地「嘉靖大倭寇」中佔據領導主體的中國人盜魁徐海、王直等人（假倭），也退居二線，由日本人（真倭）擔任領導，可謂模糊史實。另一方面，包括《雪月梅》、〈楊八老越國奇逢〉等，則敘述了中國人作為「奸細／俘虜」的雙重身份。 論文第三章以「王翠翹故事」和世情小說為主。「嘉靖大倭寇」中還有為國捐「軀」的女諜粉墨登場，那就是以「公私兼盡」而作為型世楷模的「王翠翹故事」，從傳奇體、擬話本體到章回體，訴說著官方話語以外的集體記憶，也強化了性別「邊緣」對於道德「中心」的板塊擠壓，其關注亦為嚴肅。然而，隨著傷痛的遠去，「倭患」成為才子佳人小說中的娛樂資本，包括〈風月相思〉、《玉樓春》、《雪月梅》、《綺樓重夢》、《玉蟾記》、《繡球緣》以及《玉燕姻緣全傳》，在兒女、英雄的小說類型整併下，強化了才子「文武全才」的不俗身手，平倭成為取代科考以外的功勛，可見小說家不拘史實的想像力拓展。 第四章則討論「萬曆朝鮮戰爭」下，沿海編氓視「倭」為「魍魎不可知之物」，促成了神魔化的敘事傾向，有跨海擊殺敵酋的情節產生，代表作品以〈斬蛟記〉、《野叟曝言》為主，豐臣秀吉不僅被想像為中國出身的孽龍，同時帶有異端之傾向，渡海之戰映射著一場「宗教的戰爭」。另一方面，對治「非常」之物亦須有「非常」的方法，翻江倒海的鬥法於焉成為抗倭戰爭中的熱點，包括《升仙傳》、《玉蟾記》、《雪月梅》等作，出現了劍仙、玄女、黃石公，然其由「殺」到「生」的慈悲之念，則又反面訴說著中國面對倭患的「望洋興嘆」。 第五章析論甲午戰前的清代小說，以遺民之思及殖民帝國的登場為主題。明清鼎革，明遺民基於對「倭患」的痛惡及對「日本乞師」的不信任（此三桂之續也），有反寫乞師者為奸佞的文本，如《女仙外史》、《水滸後傳》，乞師者由效秦庭之哭的孤臣，變成「燕藩」及「奸臣」，小說家以「妖婦」、「賊寇」的反反者不為反，控訴滿清入關的不正當性。此外，在甲午戰爭以前的歐洲列強，也在海防經驗的因襲之下被寫成「逆倭」，象徵著中國人面對時代變遷的遲鈍，代表作品為《花月痕》，書中「逆倭」與「太平天國」及西北回亂的勾結關係，不啻為清朝版本的「北虜南倭」。 第六章介紹乙未戰爭相關小說。甲午一役由於大陸戰場乏善可陳，反而是臺灣在劉永福坐鎮之下，拖延住了日軍的接收行動，鼓舞中國大陸人民，有「劉永福」系列小說（《劉大將軍平倭戰記》、《臺戰演義》、〈劉大將軍平倭百戰百勝圖說〉）及《臺灣巾幗英雄傳》的誕生，寫出了「滅倭必矣」的樂觀想像，可謂時事小說之異調。而特別的是，《臺灣巾幗英雄傳》由孤臣遺孀克紹夫志，延續著臺島對抗倭寇的堅決意志，映襯的是淮軍「和倭」的妾婦之容，小說家在「邊疆」、「女性」、「布衣」等不同身份上尋求重振中華乾綱的秘訣，使得「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位置，再度出現充滿張力的辯證。 最後是第七章，甲午戰爭相關小說的理性檢討。早在甲午戰後不久，書坊主即重新刊刻《蜃樓外史》，該書實作於牡丹社事件前後，以嚴嵩、趙文華勾結島夷故事，影射李鴻章父子對日的卑躬屈膝，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再度問世，其諷刺易味不言可喻，卻非直指核心的檢討。在經過時間沉澱以後，小說家方能理性反省中國何以戰敗，日本如何強盛？代表作品為《中東大戰演義》（又名《說倭傳》），透過「中」、「東」的並置，標誌著中國由「天下」到「萬國」的醒覺，至此明清小說「倭患書寫」亦劃下句點。綜合來看，由明至清，「倭患書寫」之相關敘事，除了輻射出海洋視野的社會學材料外，更能映照著不同階段的小說發展，並帶給我們總結歷史教訓的省思。

位處江西的青原山淨居寺，自唐代以來便是禪宗的祖庭，至明代中葉又成了心學的重鎮；明朝覆亡以後，明遺民方以智為了彰顯遺民心志，於是便在其精神導師覺浪道盛以其獨特的莊學論述寄託「學術救國」之意的深切期盼之下，決心以「藥地愚者」的身分入主青原山，透過其方氏易學累代相承的象數思想為根柢，而在明清之際掀起了一股藉由「三教歸易」的學術主張以傳播「反清復明」的心志趨向的一種相當具有遺民性格與時代特徵的青原學風。 　　從遺民心志的角度來看，明清之際的青原學風乃具有四個方面的思想內容：一是以「托孤」說勘破生死行跡的困境；二是以「遊息」說解脫身心性命的束縛；三是以「炮藥」說強調苦心善世的權救；四是以「藏火」說傳承隱忍復明的寄託。至於這四個成分的遺民論述，相當有機地組合成以「托孤」、「遊息」為自我安頓的「內聖」修己之學，而以「炮藥」、「藏火」為實踐學術救國志業的「外王」治人之道的一種圓融周備的理論規度，而這也正明白地體現出方以智晚年思想中最值得後人加以深心推闡的遺民精神。 　　不幸的，清康熙十年（1671），清朝當局開始發動對青原學風的整肅，方以智在史稱「粵難」的政治案件中橫遭逮捕，不久後即自沈身亡；而在一片風聲鶴唳的寒蟬效應□，青原學風從記載中璀璨一時的學術榮景，最後竟如流星般迅速隕落在歷史長河的浩浩洪流之中。時至今日，三百餘年，摭拾片瓦，發為此論，亦但望不歿斯人之志於地下，且為明清之際的時代全象彌補一段歷史缺憾而已矣。

明代女性詞介於宋、元與清代之間，於女性詞史上呈現出「單一詞家」與「詞人群體」兩種不同女性創作型態之過渡。本論文以午夢堂家族為範圍，午夢堂家族女詞人之酬唱詞為討論之核心，探討其家族「婦姑姐娣，更唱迭和」之現象對女詞人、家族乃至於文壇之多種面向影響，並透過明清女性群體創作之共相與個殊的分析，追尋明代女詞人創作對清代女性群體創作影響之線索，釐清詞學史上明代女詞人創作之所以不同於宋、元與清代之緣由，並且梳理明代女性詞於詞學史上之承傳地位。 　　午夢堂家族女詞人在明清女性文學創作群體／女詞人群體上，屬於初放啼聲之先驅，其家族女詞人之酬唱以「婦姑姐娣，更唱迭和」為主，酬唱之目的在於娛樂生活、情感慰藉、交流情誼以及抒發情緒，相較於明清其他女性創作群體而言，其創作並無統一之核心精神，而其酬唱與交往對象仍以閨閣為主，少有閨閣外之創作與對象，屬於相對封閉性的閨閣酬唱，此皆昭示其於女性群體創作之發軔地位。而由午夢堂家族與其他女性詞人家族之對照可發現，明清女性詞的發展脈絡是由親族而向外延伸之歷程、由封閉而轉向開放之發展，是以可將明代女詞人群體創作視為清代女性詞繁盛之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