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介紹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文獻回顧；第二章，探討歷年來台灣公共部門的規模 ，並且觀察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兩者間的關係，對於台灣公營事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上 所扮演的角色亦給予探討；第三章，我們將致力於建立一個動態的投資、儲蓄和成長 模型，去導引公共投資影響私人投資的途徑；第四章，將民國四十二年至七十年間的 台灣資料代入本文的模型來作實證分析及應用說明；第五章，我們將以動態的模擬模 型來探討公共投資影響私人投資時間過程的反應；第六章，扼要的說明由本文所得到 的發現以及討論它們在經濟政策上的涵義。 所得到的主要結論如下─台灣公共剖門投資的擴張在長期下不但不利於私人部門投資 ，甚且對於我國整體的經濟發展亦是不利的。因此，今後我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似應減 少公共部門投資，而將有限資源讓私人部門來利用，如此才能發揮資源利用效率繼 續追求經濟的快速成長。

購屋與生育同為家庭生命周期重大事件，在高房價低生育率時代，家庭行為的改變，受到政府機關及社會、經濟學者的關注。過去研究指出，購屋及生育行為的連結建立在對家庭的資源與需求，彼此不僅存在資源競爭關係，亦因家庭生命周期的穩定效果，而提高家庭對另一事件的需求。考量家戶對於擁有房子與孩子的次序偏好相異，其家庭資源分配及需求亦不盡相同，故本研究從家庭資源、需求及家庭偏好探討高房價背景下家戶購屋與生育行為的關係；運用中央研究院調查之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PSFD)，針對1934~1984年出生之受訪者資料，建立存活模型進行分析。 探討主題有三：一、探討資源排擠效果與生命周期穩定效果對於購屋及生育行為的影響以及影響程度隨時間變化的情形。二、探討購屋對家戶生育行為的影響途徑。三、探討家戶生育事件對購屋年齡影響之世代差異。實證結果，家庭資源及需求對購屋及生育事件的影響為一動態過程。在高房價時期，先生育家戶婚後購屋機率增加，卻有較年長的男性購屋年齡。而先購屋家戶有較年輕的男性購屋年齡，生育機率卻較低。購屋年齡存在世代差異，先生育家戶的購屋年齡隨世代先提前後增加，先購屋家戶的購屋年齡則呈年輕化趨勢。 本研究成果有助於瞭解家庭購屋及生育行為的關係，作為住宅及衛生福利單位於制定獎勵生育、安親托育或住宅福利政策參考。為讓家庭安心培育下一代，建議政策研擬制定應考量家庭偏好差異性、住宅政策及獎勵生育政策關聯性等，並使房價回歸合理及健全安親托育制度，以有效解決高房價、低生育率的社會問題。

為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伴隨的污染問題，常可見到政府和私部門一同投入防治工作，Pearce and Palmer (2001) 發現OECD國家隨著經濟成長，政府逐步提高公共防治支出，而且各個國家私部門的防治投入仍然佔有相當比重。Seldon and Song (1994)、Antle and Heidebrink (1995) 和Komen et al. (1997) 等實證文獻曾提出「倒U字型」EKC成立的原因可能來自環境財為奢侈財，使得經濟成長過程中公共防治投入快速增加，污染才會逐步減少。雖然Pearce and Palmer (2001) 實證OECD國家公共防治投入的所得彈性確實大於1，可是Kriström and Riera (1996) 發現許多國家對環境品質改善之願付價值的所得需求彈性值介於0到1之間，環境品質實為正常財而非奢侈財。鑒於相關實證資料的矛盾，本文從政府公共防治決策過程，了解環境品質所得需求彈性與公共防治投入所得彈性大於1的關聯，以連結環境品質所得需求彈性與EKC成立的關聯。本文證明無需奢侈財的偏好條件，而僅需環境品質偏好為正常財，以及防治技術滿足規模報酬遞增或固定，平均所得提高，消費者對環境品質的主觀願付價格高於客觀代價，模型預期政府將不斷提高防治費率，平均所得水準和防治費率同步增加，公共防治投入的所得彈性必定大於1，污染量終會減少並趨向於零。 實證研究指出並非所有種類污染物的污染水準與平均所得關係，一定呈現「倒U字型」關係，而過去理論模型單從消費者對於環境品質偏好條件，或是單從污染物防治技術是否具備規模報酬遞增，仍不能完全解釋不同污染物與所得關係的差異性。本文強調必須將經濟成長帶動所得分配變化對污染的間接效果納入，有助於釐清不同種類污染物與所得關係的差異性。首先，所得分配固定不變而平均所得提高，只要滿足環境品質偏好為正常財，以及防治技術滿足規模報酬遞增或固定，平均所得對污染的直接效果為「倒U字型」。再則平均所得固定不變時，只要消費者對環境品質的偏好為正常財(而非奢侈財)，所得分配改善，經由多數決投票決定均衡費率反而調降，污染隨之增加。考量高所得國家經濟成長帶動所得分配改善 (即顧志耐曲線存在) 的間接效果，不同污染物面對相同的所得分配變化，唯一的差異僅是防治技術的不同。防治技術之規模報酬遞增並不保證平均所得對污染的淨效果為「倒U字型」，而必須該污染物防治技術之規模報酬指數很高，直接效果大到足以抵銷間接效果，淨效果才可能為「倒U字型」。 另外，本文探討為何世界各國普遍有公私部門同時投入防治的現象，以及研究公共防治支出對私人防治投入產生排擠或排入效果的機制。模型發現無論政府和私部門的防治要素是否為互補要素 (complementary inputs) ，政府和私部門的最適防治投資都不為零。假若私部門增加設備無關乎提升公共防治設備之效能，公共防治增加，將對私人投資產生排擠效果。假若私部門增加設備可以提升公共防治設備之效能，公共防治對私部門防治投資可能產生排擠效果或排入效果，端看該國對於環境品質的重視程度。 政府環境政策制定與私部門防治投資決策的互動息息相關，環境政策的成效實有賴私部門是否願意配合投入防治設備。一旦公共支出對私人投資具排入效果，政府傾向事前宣布較高費率，期望刺激私人投入防治，待事後私人已經投入防治設備，政府則有誘因調降費率。反之，假若公共支出對私人投資具排擠效果，則政府傾向事後再調高費率。只要政府落實事前宣布政策，在符合實證支持的技術條件，污染與平均所得的關係為「倒U字型」的環境顧志耐曲線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以下簡稱EKC) ，若缺乏機制督促政府落實事前宣布政策，且消費者理性預期政府背離意向，當動態一致性 (dynamically consistent) 費率低於事前宣布政策的費率，則執行動態一致性費率所對應的EKC將高於政府確實執行事前政策之EKC；若動態一致性費率高於事前宣布的費率，環境政策的動態不一致反而使得EKC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