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篇論文，筆者著手寫它開始的時間可以說甚早，但是卻一直拖延到幾乎整整一年後才完成，並且其內容與字數均有極不令人滿意處，這除了責怪筆者求學態度之欠紮實與資質之愚魯外，似乎不能有更好的託辭。筆者在此謹問所有關心這篇論文的師長、同學、友好致衷心的歉意，並深願以後有機會得能補過。 在此，筆者所樂於陳述的是關於這篇論文中所刻意提出的若觀念的問題，由於筆者畢業於政大歷史系，從而進入東亞研究所攻讀。就個人而言，他乃是希望能在這段時間中補足其歷史學習中自民國十五年以後的中國歷史知識上的空白。應該感謝的是東亞研究所確實滿足了這項要求。筆者在研究中國近代史過程中，發現這段歷史所具有的幾點特色，那就是中國之進入近代世界乃是在一種不平等與暴力屈辱下達成的，就世界史觀點看這個現象，就可以知道中國的企求進步或所謂現代化，其與若干歐洲國家之最大差異乃是在各自的目的上。嚴格地說，中國的目的由於客觀與主觀條件之影響，始終無法具較長期的考慮之性質；更嚴格地說，中國的企求現代化是陷入了方法論的難局中，他不免地使用了相當多的求一時之濟的手段而適足妨礙了他的真正目的。雖然歷史的步伐匆匆地由清季通過了民國初後而至於今，而且其間歷史的外觀面貌亦多有改變，但以身為一名歷史的學習者，筆者竟然以為前述難局的陰魂仍然在作出祟。中國的問題環繞在目的與手段的難能諧調上。 中共之得能坐大以至於竊奪了對中國人民的控制權何嘗不然？筆者甚至認為中共這顆惡果之能夠在中國的樹上長出，就是前述那種不良精神所造成。近代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源自求國家的富強上，富強是一個早經指出的遠程目標，隨後吾人所能看到的都是追逐該項目標之各種方法的運用，這些構成了民國史的主要格架，同時，對有效手段的狂熱追求，只造成了擔負追求富強直接責任的革命者們道德的敗壞，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狂潮，幾乎很難有一具體補救的方法可以扼止它，尤其在當代中國，但是歷史學習者的良知卻不能不使筆者指出此一事實——正如在此論文之第一章第一節中所云——因為這是一必要的求自知過程，可能有助於中國較合理的前途之追求工作。 在這篇論文中，中共是被判有罪的，但是並非出於狹義的仇恨，而是通過歷史責任的考核，因此顯然地，如果不能否認中共是一個由中國人所組成團體，這個責任便自然地落到每一中國人，尤其中國的生代肩上。筆者堅信中國自中共竊取了政權後，就走到了一條必須審慎目求檢討並重新起步的路口，吾人的責任是同前走去。歷史所可能帶來的最大功用是使□起的人們能夠較理智地避免前人所犯的錯誤，全民族的前途方是吾人的唯一前途。 這篇論文經過，曹主任伯一老師在章節與內容的結構上的細心指導與批改，筆者在此謹致最高的謝忱，應該慚愧的是筆者除了學識之淺陋外，並常犯主觀主義的錯失，所以要向曹主任表示由衷的歉意。另外，筆者也要感謝東亞所的前兩位主任吳師俊才，郭師華倫，以及鄭師學稼，在他們的教誨下，不只是筆者個人，而是全體東亞的的同學，在求學與生活上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樂與滿足，筆者的靈魂經常在感激的衝動下而從自我的軀體中奔出而擁抱他們。筆者也要感謝王健民，他是筆者從事中共問題研究的啟蒙者。筆者也要感謝國際關係研究所匪情組召集人朱文琳先生，筆者在組實習的近一年時間中，他與組中諸前輩先生與學長們直接、間接地幫助了筆者對中共問題各方面，尤其是動態情況地了解。筆者不方，但是及願繼續這方面的努力，希望將來能有稍稍成就以為誠敬的報謝。 最後，謹以這篇論文獻給苦難但偉大的中國以及我的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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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時代之前的日本與臺灣，幼兒教育被認為是家庭教育；明治維新後，日本才出現幼稚園，日本統治臺灣後，臺灣也模仿日本國內制度而開設幼稚園。 明治維新後，日本開始推動近代化，明治政府為了早日被承認為近代國家，加快近代化的腳步，除各種器械之外，開始引進歐美的制度、思想。為了產業、軍隊的近代化，需要具有基本學力的勞動者和軍人，於是積極推動新教育制度。 日本統治之前，臺灣沒有幼兒教育機關，幼稚園制度剛引進來時，不只民眾沒有需要，且對統治者有反感，排斥日本式教育。1897年，在臺南開設第一所幼稚園，但沒有得到當地臺灣人的理解，開設不久就變成專收日人幼兒的幼稚園，其後不得不關閉。日人官吏比較多的臺北，由於在臺日人的需要，國語學校校長和一些官員合辦私立幼稚園，但官員常調動，因此缺乏幼稚園管理者。1905年，私立臺北幼稚園轉為公立，臺灣總督府發佈針對公立臺北幼稚園法規，其內容引用日本國內的幼稚園法規，但鑑於1900年臺北幼稚園的失敗，於是放寬有關保姆的條件。 1921年發佈「臺灣公立幼稚園規則」之前，除了1905∼1907年臺北幼稚園轉為公立之外，其餘的幼稚園都是私立的。本文以1920年的地方制度改正為界，分為前、後兩期，探討各地幼稚園設立者、普及概況、師資來源、經費來源、教學、設施等課題。 臺灣有關幼稚園的法規大部分是比照日本國內的法規，幼稚園的設立和廢除都是經過州知事或廳長的許可才能辦理，幼稚園以富裕家庭的子女作為招收對象，其目的是讓幼兒有良好的發育，以便銜接小、公學校的課程。 整個日治時期，臺灣的幼稚園設立目的始終是以普及日語為主，儼然是實行同化的機構之一，沒有改善合適臺灣本土化。所以幼稚園經費、人事設備等各方面均較幼稚園簡單的「國語（日語）保育園」、「國語（日語）講習所」所取代。但另一方面，日治時期沿用自日本幼兒教育機構的教材、師資、保育方式等，對戰後臺灣幼兒教育亦留下不小的影響。

對日美安保體制的成立與變遷的過程，以史研究法及內容分析法，對中共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使一整體的剖析。

無

本論文探討戰後初期日本對華政策，從日本外交檔案及其他文獻等來分析到中日和平條約締結的經過。本論文不但說明國外環境的變化，而且著眼國內因素進行研究，顯示日本對華政策的形成過程。 在美國對日佔領時期，日本與美國合作而恢復獨立，且被編入美國圍堵政策的體制中。但因為筆者懷疑日本是否因美國的唯唯諾諾決定了中國問題和安保問題等，本論文驗證其問題。依據這樣的分析，本論文顯示中日和平條約締結經過的事實目的。

二次世界戰後，由美國為主所建立起的世界戰略平衡格局已無法滿足「中國崛起」現實環境，在新戰略框架尚未建構此時，各國、區域間相互衝撞、利益衝突及權力轉移等折衝戲碼不斷發生，特別是圍繞在中共四周的亞太區域；近期世界金融危機，給予中共成為全球經濟復甦原動力絕妙時機，不僅提升了中共國際地位、增加外交籌碼，同時也衝擊現有世界戰略格局、地緣政治結構及區域安全保障環境，讓中共輕易獲取順利發展國力與美抗衡之絕佳機遇期。 亞太地區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大國政治角力展現舞台，特別在東亞地區內，中共、美國及日本等強權間一直存在著矛盾；然而隨著中共軍事、經濟快速崛起，日本將外交戰略重心轉移至亞太事務後，美國也突然驚醒般的強調「重返亞洲」。而日本一直把中共視為在亞太地區爭取領導地位主要競爭對手，巧妙利用美日安保關係、臺灣問題等箝制中共；現階段日本與中共為東亞區域二大強權，東亞地區政治穩定、軍事平衡、經濟增長及科技提昇與否等，均與兩國有密切關係；近期雙方雖因政治、歷史及領土等因素關係發展巔波，但在經貿合作上，已形成相當程度競合作用及相互依存。 中共刻正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對外以「和協外交」為主軸，但隨著經濟及軍事等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美國已重新思考，願意於亞太地區與中共分享權力，更進一步拉升中共國際地位；面對嶄新世界格局，日本外交選擇空間已無法任其僅考量美國事務而簡單下定論，日本過去經濟優勢不再，未來外交何去何從須認真反思與決定；在此複雜格局中，臺灣可以認真思考以日本發展為鑑，跳脫惟美國如是的政策格局，善用彈性及中性的地位發揮影響力，才可爭取最大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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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CT is a global social enterprise dedicated to transforming low-income and vulnerable communities through education. Our business model involves branding and selling locally sourced products and investing the profits into a proven intervention to break the poverty cycle. Weekend Playcare is a case study of IMPCT Taiwan’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ogram. This case study will illustrate the early education problems of aboriginal children that IMPCT discovered and identified. Additionally, IMPCT developed a business model to solve social issues. At the end of the case study, it will present the evaluation outcome of the Weekend Playcare project.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19799号 / 人博第770号 / 新制||人||185(附属図書館) / 27||人博||770(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32835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文明学専攻 / (主査)教授 田中 雅一, 准教授 石井 美保, 教授 松田 素二, 准教授 堀江 宗正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