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以及西方文物制度與民主潮流的輸入，提供了 晚清知識份子學習模仿的對象，刺激其新思想的產生，加上對時局的覺醒與反省，啟 發了新的觀念，由於這些因素相互激盪與影響，激起了近代中國思想的劇烈轉變，而 唐才常（一八六七－一九○○）即是處於這樣的環境。本文之作，在探討才常思想的 產生、形成與發展，以及其各種救世主張與自立軍起義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全文 計分六章，十餘萬言。 第一章唐才常之平生。就其青少年求學經過、推動湖南新政、及領導自立軍起義三個 時期分別闡述，以期瞭解唐才常的一生，並由其交往師友來瞭解何人對其思想的形成 有啟迪之功。 第二章唐才常思想之背景與淵源。思想是時代環境的產物，有主觀因素與客觀背景， 若不察其過去及當時的社會狀況和環境，則無法窺見思想之來源。為了根究唐才常的 思想，必須先認識他所生存的環境，以明瞭其思想之脈絡，本章就滿漢種族的衝突、 清連內政的腐敗、外患頻仍的刺激，以及中國固有思想的啟發、清季今文經學的影響 與歐美思潮輸入的澎湃六個面向加以探討。 第三章唐才常思想探微。唐才常感於外力的刺激，蒿目時艱，就其認識所及，提出改 變中國政法制度結構的主張，企固有效的適應外來的挑戰，雖然他的主張與看法未必 正確，但已盡其時代使命，且對清末民初有著深遠的影響。 第四章唐才常與湖南新政運動。自甲午喪師，湖南一隅展開了啟發民智的運動，唐才 常即為當時新政運動中積極的核心人物，設立學堂學會，創辦學報刊物，設立保衛局 ，無不親身參與，開啟風氣，傳播新思想，影響當時人心甚鉅。 第五章唐才常與自立軍。對自立軍之興起、經過、以及失敗之原因都有所說明，自立 軍起義雖然失敗，卻促使革命勢力代興，造成改革派的分化，由分析自立軍的影響來 明瞭自立軍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歷史意義。 第六章結論。特別指出唐才常的各種救世主張雖有不切實際之處，但已使國人的眼光 由尊古崇古而轉向前瞻未來，所領導的自立軍起義雖然失敗，但其影響甚為深遠。

清代是小說開花結果的時代，而晚清大量出現的狹邪小說卻因為內容敷寫豔情，文學技巧的不足，常遭受到被忽視的命運。一般研究者皆以能否反映「社會現況」，深具現實意義，來論定晚清小說的價值，如胡適與《晚清小說史》作者阿英即由此觀點出發，認為狹邪小說的內容無足可觀，缺乏文學的藝術價值與義蘊內涵，頂多只是「嫖界指南」，讀時無所用心，讀過毫無餘味。這樣的評價似乎不足以解釋狹邪小說大量出現的現象，也忽略作者的創作動機與讀者的閱讀心理。在晚清的狹邪小說中，有四部作品採用道教的謫仙神話，這是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透過道教謫仙框架與神話的角度，應當有許多待發掘的部分。期望透過本論文的研究過程，提供看待狹邪小說的多元視角，並試圖為其找到新的定位。 四部採用謫仙結構，即「溢美型」狹邪小說《青樓夢》、《花月痕》、《繪芳錄》、《海上塵天影》。歷來「溢美型」皆被認為是承「才子佳人」小說的寫作模式，來敷寫文士與青樓娼優間的情愛故事。然而，為何不單純的只以「才子佳人」模式敘寫，卻要扣上謫仙框架，這究竟是巧合，或只是描襯輪廓的裝飾手筆，還是作者的有意之作？ 本論文包括緒論、結論總共有七個章節。第二章 謫仙、謫凡故事的出現與演變，第三章 晚清狹邪小說中謫仙、謫凡結構出現之背景，第四章 四部謫仙、謫凡小說的敘事架構，第五章 四部謫仙、謫凡小說的義理架構，第六章 「狹邪文學」的顛覆性與性別意識的反思。 有罪謫降的仙人，為了償其罪過，必須到人間接受種種的試煉，並且在限期內完成任務，在人間的考驗乃是一種道行的修煉，因為，仙人犯過乃是因為其修行不足、道行淺薄，所以經由一切的試驗，悟得真性，德行臻於圓滿，則可重新回反天界。謫仙人相對於凡人，有其非常性，故通常有「非常人」的神異表現，或顯法術神通，或精於曆算，或有預言能力，此些能力乃便於度脫有緣或完成任務。但為了達到懲罰的效果，謫仙必須隱藏身份，以卑賤之身擔任賤役。 兩漢與南北朝階段，是道教剛形成的時期，此時的謫仙故事是以「筆記」的方式呈現，篇幅較短，描寫素樸，但將各篇歸納，謫仙故事的基本特點皆已出現。包括：「非常」人特質（仙緣、好道、特異能力）、謫降之罪（失職、失儀、殺人）、點化者、升仙過程、對天界的描寫與對人間（臭濁）的看法。唐朝立道教為國教，因此謫仙的傳說更加豐富。雖然仍是筆記式的短篇，卻增加許多特點。如「非常」人的描寫上有「異生譚」的模式，對女謫仙的儀容以特寫方式鋪陳，這應與唐朝狎妓風氣有關。此外，謫降之罪加入「思凡」一項，並衍伸出具有宿命思想的「情緣說」。對天界觀的描寫更加具體、鮮明。此些特點，讓唐朝的謫仙故事呈現濃厚的趣味性、庶民性與浪漫情懷。宋朝的謫仙故事，著重在試煉歷程的描寫。元代道教中的全真道盛行，以度化情節為主的度脫劇，成為此一階段謫仙故事的代表。戲劇的四折結構，讓謫仙故事的篇幅加長，內容更加複雜。度脫者形象鮮明，普遍使用「惡境頭」的度化手法。並出現渡江、渡船、船夫等「渡」的觀念，表現出「彼岸」的天界觀。 明朝到清朝《紅樓夢》以前的章回小說，有八部可視為謫仙故事。此一階段是謫仙故事的成熟期，由於章回小說往往長篇巨著，情節上除承繼前代謫仙故事的特點外，花費較多筆墨在敘述謫仙的非常人特質，最精彩的是人間試煉歷程的鋪寫，可能佔據幾十回的篇幅，是小說高潮所在。並有天榜、集體謫降模式的產生，顯現定命思想。謫仙故事從兩漢以來歷經各代不斷的發展，到了明清階段可說是進入開花結果的豐收期。 《紅樓夢》以前的這八部謫仙小說，奠定謫仙故事的典型，如：謫仙降生為 道教祖師，或降生為歷史上的名將、名臣、名僧，或降生為綠林好漢，或降生為才子佳人。這些素材將謫仙主題幾乎寫窮了，在文學創作求新求變的原則下，遂有將狹邪小說與謫仙故事融合的典型出現，也就是謫仙謫降為青樓中的名妓。這種「仙」、「妓」身份合一的典型，並非憑空出現，而是在唐朝敦煌曲辭中已有的聯想。唐朝文士狎妓風氣盛，將青樓中交遊的名妓想像為仙娥，表現在書寫語言中，以仙來隱喻娼妓，逐漸成為一種慣例。這樣的書寫模式，除了標榜自身的品味外，更富有誇豔的性質。以仙來隱喻娼妓，乃是因為娼妓是非常女性，有別於一般女子的外貌、才能、情感、命運，其美艷的容貌，傲人的才華，與豐富的情感思想，乃是狎遊士子眼中的理想女性，於是以仙取譬，不但顯示妓人之美好世間少有，更是狎遊者滿足自我心理的一種投射。 於是自唐朝以來，仙與妓的形象緊密相連，而謫仙的形象，更符合妓人的神秘性與命運多舛，於是晚清狹邪小說中便有這四本謫仙降生為妓的作品出現。這四本小說不但以謫仙為框架，在小說主角遊狹邪的過程中，更加入「遊仙窟」式的遊仙模式，運用遊仙的「觀」、「覽」書寫傳統，表現名妓與妓院的「非常」性，在語言與技巧的操弄下，遮遮掩掩地說出不足為外人道的狎遊經驗，達到「欲彰彌掩」、「欲掩彌彰」的效果，引起讀者對禁忌的好奇與遇豔的渴望。 狹邪小說在晚清相當興盛，但其與謫仙結構結合，並非偶然。也非只是單純的「溢美型」唯美寫法，或者如魯迅說的是才子佳人小說的餘流。因為以青樓為背景的狹邪小說，具有獨特的敘事結構與敘事語言，不可單純如是觀。狹邪小說與謫仙結構的融合有其出現的背景。晚清處於外患內亂，動盪不安，新舊交替的混亂局面下，政治黑暗，官逼民窮。廣大民眾的內心必定是惶惶不安，此時道教的謫仙思想便有流傳的空間與需求，人民的願望藉由閱讀謫仙故事的投射而得到滿足。謫仙說的思想隨著道教的傳播，其隱含的宗教思維，已潛藏在廣土眾民的心中，成為一種集體文化心理，足以撫慰亂世中的心靈。 此外，晚清妓業、狎妓風氣興盛，一般人對不易接觸的上層名妓產生嚮往與好奇，而透過謫仙框架的美化，塑造出神秘、動人的仙妓形象，與富麗、風雅的妓家風月，滿足讀者的窺視慾望。這是小說作為一種商品之後，市場需求與讀者接受對作者的寫作影響。但不能忽視的是作者本身的經歷與創作旨趣，才是真正影響寫作題材與內涵的主要原因。 本論文所討論的四部小說，除了《繪芳錄》的作者西野冷樵，生平不詳以外，其餘的三位作者的共通點是：皆具有遊狹邪的經歷、皆為仕途不順遂的失意文人。在作者的生平資料與友人所著的書序中，皆可發現作者要闡揚的是「情」的深意，所以在小說中的主角皆被塑造為「情癡」，以「真情」的獲得為人生最高目標。這是在傳統觀念下被定義為失敗者的作者，企圖將功名利祿邊緣化，對傳統價值提出反動的創作概念。透過謫仙的框架與敘事語言，可表現青樓中見聞的「非常」性。而這幾部作品帶有自敘傳的意味，作者透過創作將自我投射為謫仙，具有治療與激勵的作用，且畏於越禮，經由謫仙框架的轉化，將自我經歷「陌生化」，不但有更自由的書寫空間，且能規避衛道人士的撻伐。 四部狹邪小說中的謫仙結構，可分為三個部分：罪譴與謫降、贖罪與試煉、劫盡與回歸。此結構類似西方神話理論中英雄歷險的「啟程---試煉---回歸」歷程，因此以西方啟悟理論與神話歷險歷程，輔助謫仙結構意涵的解讀。 四部小說中的謫仙人因罪而謫降人間，這跟西方英雄歷險歷程的開啟一樣， 都是源於一次大錯，而錯誤是慾望與衝突受到壓抑的結果。小說中謫仙犯的錯承襲謫仙故事中的謫因，分別為思凡、失職、起妄心。這些都與慾望有關，仙人動了慾念便是道性的減弱，須到人間歷練。 在第一部份（罪譴與謫降）著重謫降前因與謫仙「非常」人特質的分析。男謫仙的「非常」特性是有不凡的品貌、才華，不屑於仕進，滿腹不合時宜的思想，並以「情癡」自許。這些天賦與傾向都是謫仙的特質，讓謫仙到凡間受苦，接受試煉。謫仙謫因與情有關，承繼唐朝「情緣說」的慣例，需人間完成未了的塵緣，所以試煉以「情」的追求為主，這樣狎遊歷程的展開便具有合理性與浪漫性。情癡自許的男謫仙，非好色之徒，極其珍重女子。在他們的眼中，青樓中的女子有如仙姝一般的高雅動人，而進入妓院，彷彿入仙源一般的舒暢。作者在謫仙的框架中，加入「遊仙窟」式的遊仙模式，在語言操弄與遊仙「觀」、「覽」動作的敘述中，表現妓人的神秘性，讓讀者心生豔羨，達到作者的誇豔目的。透過謫仙框架讓這些青樓女子具有雙重的「非常」性，第一層是妓女本不同於一般女子，有著「非常」的命運，再者，仙人非凡人，更增加一層神異性。這種前提之下所塑造的仙妓形象，滿足讀者對上層名妓的想像慾望，與對「非常」女性的渴求。 第二部分（贖罪與試煉）著重在人間試煉的分析。謫仙的試煉，來自於謫仙本質所帶來的衝突，如謫仙不屑仕進，滿腹不合時宜的思想，及以情為主要價值的生命追求，是其在人間受苦的前提。謫仙為了了結情緣的主要任務，受盡許多痛苦，以受苦作為贖罪的過程。在這個「非常」的人間，「非常」的青樓的「情」的世界，接受考驗。不管結局圓滿與否，謫仙終將有人生無常，良辰不再的色空感嘆，這是非常試煉中所得到的道性上的成長，開啟回歸「正常」的道路。第三部分（劫盡與回歸）著重分析謫仙如何了悟人生，與回歸天界的過程。為使謫仙能不迷於人間虛像，順利回歸，試煉歷程中會有仙人多次的度化。最關鍵的一次便是升仙前的度化，通常謫仙會大病一場，經歷生死關頭。或在病中、夢中遊歷地獄、天界，了悟色相皆空的道理，堅定向道決心。 謫仙結構，是一種「啟程（天界）---試煉（人間）---回歸（天界）」的圓形 歷程，也是「正常（天界）---非常（人間）---正常（天界）」的循環規律。謫仙觸犯天律，違反了「正常」的修行定律，必須謫凡，經歷情劫，完成婚戀，了斷塵緣，始能回返。相對於天界，人間是一個「非常」的夢，歷險者以「非真非假」的人間新身份，接受試煉，待其掙脫夢境，悟得本真，可說其修養層次獲得提升，如此才能回歸「正常」。 從作者的創作旨趣、內涵與讀者閱讀的「接受」過程，加上謫仙神話反射出的廣土眾民內心底層的集體潛意識，即共同的文化心理。可以解讀狹邪小說中的謫仙結構，應該具有以下的義理意義： 一、社會向度： （一）對塵世的不滿：謫仙說將人間視為「臭濁」，將人生當成是一種懲罰，反映出對塵世的不滿，對人生的失望。在現實生活中「懷才不遇」、「鬱鬱寡歡」的作者，藉由謫仙說，表達塵世遭遇的無奈與塵世生活的不滿。動盪不安的局面下，讀者透過謫仙小說的閱讀，投射自我的願望並撫慰恐懼的心靈。期望從謫仙神話中尋求解脫，彌補現實人生的不足。 （二）情慾需求的不足：在禮教束縛之下，人們的自然情感受到禁錮，期待在虛幻的小說世界中得到情慾的滿足。四部狹邪小說中的男女，對於情慾的表達皆較為熱情、直接。尤其，男女主人翁都是鍾情之輩，將感情視為生命中的重要大事。讀者在閱讀小說時，投射自我為小說主角，得到情慾想像的滿足。 （三）理想女性的塑造：傳統「正常」女子在禮教束縛下，遵循「三從四德」、「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缺乏才華、情趣的呆板形象，甚為無味。謫仙架構下的青樓女子，具有「非常」之容貌、才華、情韻，活潑有趣，且兼有品德。這種融合「正常」與「非常」的女子，應是理想女性的典型。 （四）理想人生的典型：小說創造的主角能與名妓相戀，得到真情的滋潤，這是美好的「非常」生活。但這是在現實中失意的作者，期望透過創作為自己找到開脫的出口。作者真正希望的是「正常」生活能功成名就，「非常」生活能豐富有情。人們渴望出入「正常」與「非常」生活，於其中得到一個平衡點，既能功成名就，又能吟風玩月，盡情享樂，這樣才是圓滿的人生。然而，人生無常，引人恐懼，若能求得「永恆的保證」，才是至福。 二、文化向度： （一）命定論：謫仙歷程有一定的發展模式，事有前定，處處反映著定命思想，透過謫仙說所傳遞的定命思想，廣土眾民在面對人生命運時，都能秉持超然客觀與自我激勵的態度來面對。 （一） 色空觀：謫仙最後必須回歸天界，才算成功。以成仙的人生觀言之，人生 就是一場虛幻中的考驗，色相空空，只有成仙才是「終極真實」。 三、宗教向度： （一）仙界觀：四本小說反映的仙界觀中介概念清楚，仙界的描寫多為「名山洞府」，亦有天界，層次相當分明。仙界是人間秩序的折射，具有奇美的景色，且是人類慾望得以達成的地方。 （二）罪與解罪的觀念：四本小說中反映道教的罪意識是意志敗壞，道性減弱，貪情動欲就是罪。帶罪的謫仙，來到人世就是要藉由歷難而贖罪。謫仙說的解罪觀是將整個人生的經歷，視為解罪的過程。 從小說反映的義理內涵，顯示謫仙說反映出人們集體心理中已有「泛宗教意識」，指出宗教生活對人們的意義，也就是對修道生活的欽慕與終極真實的渴求。神話反映的是對信仰的需求與對永恆的嚮往，這種需求不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消失。謫仙神話的流傳，正反映出人們的「泛宗教意識」。 狹邪文學屢受壓迫，且被排拒於正統文學之外，但不應只將之視作情色文學，在狹邪文學流傳不輟的現象中，可反映出嚴肅的意義：對禮教與「正常」生活的顛覆。四部小說對「情」的追求，是對禮教的反動。 在小說世界中，讀者能暫時擺脫生活的壓力與禮教的壓抑，滿足「非常」的需求。小說可視為一種娛樂，補足正常時間的缺陷，取得心理上需求的平衡。由「非常」心理的滿足中，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如此，使得謫仙在道教傳統意義上，又多了「顛覆」的形象。 四部小說的作者皆為男性，而讀者也多為男性，在以男性需求為主的創作中，有可能產生性別意識上的偏差。檢討這四部作品，出現幾個問題。首先是「紅顏薄命」的概念，同樣是謫仙，女謫仙的命運較男謫仙悲慘甚多。在描寫名妓身姿儀容時，女人彷彿是被觀看的「物」，為滿足男性的窺視與想像而存在。名妓「儼如士人」的形象與妓院文人化的空間設計，都可看出女人的形象是男性的理想投射，女性形象的塑造是權力關係下的產物。在「男性書寫」中，女性的自覺意識尚未完全覺醒。 以下提出幾點綜合式、觀念式的研究感想： 一、晚清狹邪小說中的四本謫仙小說，在謫仙文學的書寫脈絡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其豐富地吸納各個階段謫仙故事的元素，並融合「仙妓合一」與「遊仙窟」式的遊仙模式，將謫仙與遊仙合而為一，這些文學情節的仿擬、承繼，讓小說內涵具有「互文性」，提升閱讀的深度。 二、謫仙框架與遊仙的合一，表現出遊狹邪的合理性、神秘性。謫仙為完成「情」的任務，進入仙妓所在的青樓---彷如仙源的「情」的世界，間接肯定青樓中「情」的價值，並對禮教產生顛覆作用。遊仙的語言與情節，遮遮掩掩地洩露狎遊的美好，這種「欲彰彌掩」、「欲掩彌彰」的手法，滿足作者的誇豔與讀者的窺秘心理。但是這些創作的技巧與視點，卻顯露出性別上的偏差。男性掌握社會權力，也掌控神話的詮釋，這個觀點在此得到鮮明的驗證。 三、四本謫仙小說可視為宗教文學的世俗化，反映出潛藏在廣土眾民心中的泛宗教心理。這是謫仙文學得以不斷流傳的條件，也是宗教對文學的影響。

本論文由作者／編輯群、文本、文化三大脈絡切入，以此觀察晚清四大小說之一的《月月小說》。藉由此環環相扣三者，以考察《月月小說》作為一本小說、文學刊物之主體性，及其在文學史、小說發展史上的意義。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相關文獻回顧，以及研究方法與步驟，以此作為本論文之基礎；第二章討論《月月小說》聚合的作者／編輯群體，探討其小說觀、知識狀態及編輯行為，我們可從中了解，《月月小說》除了「啟蒙」的重責大任外，更具備了小說休閒、趣味、通俗的本色。而小說家們選擇了融合新舊的文化道路，以此回應當時社會的諸多問題。 第三章討論小說敘事的轉變，透過對傳統小說技巧挪用的考察，以及對「譯」、「述」的梳理，可知《月月小說》對於「小說」文類具有高度的自覺與嘗試；第四章為小說題材類型論，將《月月小說》的小說文本分為趣味、道德、啟蒙三大部分考察，即便就表面看來十分不精準且雜亂的分類，仔細探究後，仍可見其中各自的特性與相互對話之處；第五章討論小說的時事與社會關注，以文本世界為中心，考察小說如何重寫時事。可以發現，《月月小說》雖揭露、陳列許多問題，但卻用小說的幽默、趣味筆調消解了當中的重量，用笑聲翻轉了政令、美德的價值。 第六章著眼於《月月小說》其他文類的作品，由此我們發現，《月月小說》透過多種文類去支撐、呼應其刊物主旨，但在隨筆、燈謎等文字背後，卻折射出了知識遊戲的光芒，凸顯了對啟蒙的質疑，以及其中休閒的可能。 第七章為結論，總述先前論點，並提出本論文之觀察：《月月小說》在近、現代小說史上，正巧連接了「新小說」（文學啟蒙）和「禮拜六」（文學休閒）兩者，並為充滿啟蒙、現代性智識體驗的晚清小說，開啟了其他面向的風景。 / I attempt to analyze The All-Story Monthly(《月月小說》) which is one of the 4 modern times novel magazines in 3 ways that are authors-editors, text and culture. I attempt to derive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All-Story Monthly from these 3 ways, and elucidate its meaning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iction history. The first chapter is an introduction of this essay. In second chapter, I discuss the authors-editors. I conclude that in addition to enlightment,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gist of The All-Story Monthly . In third chapter, I discuss the transition of narrative skills. To study the using of traditional narrative skills and analyze the texts of translations, we could comprehend that the authors tried various methods to vary narrative skills with highly conscientious of “novel”. In forth chapter, I discuss the classified catalogues of The All-Story Monthly. In my opinion, there is a distinct theme of each catalogue and they all rely on the gist of the magazine. In fifth chapter, I stud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ovels and essays which using same social materials. It is clear to perceive that authors using an interesting way to “rewrite” news or histories. In sixth chapter, I deliberate about the texts of other literary genres. There is a leisure literary phenomenon in these texts. In seventh chapter, the conclusion, I present that The All-Story Monthly is a significant magazine of Chinese modern times literary history. It is a transition stage between Xin Xiao Shou(新小說) (literary enlightment) and Li Bai Liu(禮拜六) (leisure literature).

En prenant le concept de la « translated modernity» comme point de départ, cette thèse a pour but d’étudier la relation entre la traduction et un des aspects de la modernité chinoise : la nation à la fin de la dynastie Qing. Nous nous engageons dans cette thèse à scruter les relations complexes entre la traduction, et l’imagination et la construction d’une nouvelle nation à la fin de la dynastie de Qing. Josephe Levenson observe que le changement le plus remarquable dans la pensée chinoise dans l’histoire moderne de la Chine est une transition de « tianxia » (toutes choses sous le ciel, le monde, l’univers, Tout-ce-qui-est-sous-le-Ciel) à « guojia » (état, nation ou état-nation ). Cette thèse confirme que la transition de « tianxia » à «guojia» est facilitée par la traduction des savoirs modernes occidentaux à la fin de la dynastie de Qing. La thèse se base sur l’école du constructionnisme social dans les recherches de la « nation » et du « nationalisme ». Une « nation » est envisagée comme un « construit social», c'est-à-dire une entité créée, objectivée ou institutionnalisée. En s’appuyant sur l’analyse de Benedict Anderson sur l’émergence de la nation comme une communauté imaginaire et l’essor du nationalisme partout dans le monde, et en empruntant la méthodologie de « translingual practice » proposée par Lydia Liu, cette thèse a pour objectif de répondre aux trois questions suivantes : Comment la traduction de l’époque de fin de la dynastie Qing contribue à la genèse des conditions cognitive et psychologique favorable pour la conception de l’état-nation ? Comment la conception de l‘état-nation a-t-elle été traduite, diffusée et acceptée? Comment les intellectuels de l’époque se servent-ils de la traduction des romans étrangers comme soutien technique ou matériel pour imaginer une nouvelle nation ? / T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approaches translation as an important site for producing meaning and knowledge, so as to highlight the essential role translation plays in human history, especially to br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nation. By adopting as a research model Benedict Anderson’s analysis of the rise of nation as an “imagined community”, and by employing Lydia H. Liu’s “translingual practice” 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this doctoral thesis aims to explore how translation practices contributed to Chinese people’s imagining of a new “nation” in late Qing era.This dissertation claims that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Qing era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people’s imagining of a modern and new nation: Firstly, translation of western geographic sci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s reshaped the world view of people in late Qing era, thus prompting Chinese people to reposition China in relation to the “Other”. Secondly, the western concept of "minzu guojia"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late Qing era, and was quickly integrated into political thoughts and popular discourses in China. Constructing a new and strong nation was a common goal and has fostered solidarity in the community. Thirdly, foreign fiction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had strong impacts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late Qing era, making “fiction” a critical site for the imagining of nation. The future narrative first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rough foreign fiction was quickly adopted a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imagining new China in various literary works. Besides, foreign fictions were very often rewritten for the purpose of enlightening the peopl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nation. / 本文以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为基础，结合刘禾提出的“跨语际实践”研究方法，试图考察晚清中国语境中的翻译实践如何促成了近代中国人士的民族国家想象。全文除导言外共由四个章节及结论组成。第一章为理论基础、研究思路陈述及随后各章具体研究问题的设定。本章首先指出，翻译对社会、文化、历史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备受关注，翻译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是其中一个重要研究问题。在众多有关民族国家兴起历史的研究当中，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专注于从社会、文化条件的变迁的角度来解释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为我们考察翻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提供了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参考。笔者根据Anderson的理论分析思路，结合中国晚清语境的历史情况，确定了本文考察的三个方面的内容：晚清时期的翻译实践在民族国家共同体兴起之前的文化与认知条件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翻译如何促成了“民族国家”概念与原型从西方向中国的传播和扩散，以及经由印刷媒体所传播的创作小说以及翻译小说如何承载了近代中国人士的民族国家想象。第二章指出晚清时期的翻译实践影响了近代中国人士的认知和心理，为民族国家想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首先，西方地理、西方各国知识的翻译促成了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的崩塌。晚清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和体系已经不再适用，而接纳了以西方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构建起来的“世界万国”体系，为晚清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提供了他者的对比参照,促使晚清中国人士对中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国际地位进行重新定位。其次，翻译促成了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衰退。甲午战争以后，在亡国灭种危机的沉重压力下，维新派人士纷纷建言，提倡翻译和学习西方、学习日本。译书强国话语逐渐驱散了华夏文化中心主义，进一步促使晚清中国人士在心理和认知层面重新定位中国文化。第三章着重考察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如何被译介到在晚清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写作中“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他们一致追求的目标，取代了“天下”与“王朝”成为了晚清人士认同的对象。而通过对晚清时期出版的英汉-汉英双语词典的考察，笔者认为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经历了两个步骤，首先是“国家”概念的转型，其次是“民族”概念的译介。“主权”的译介推动了古代国家观念的转型，而作为现代国家观念核心的“主权”概念主要是通过国际公法译介到中国的。“民族”概念则是从日本转口输入到中国的，梁启超在这个这个概念最初引介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第四章：近代外国小说的翻译活动影响了晚清中国的小说的社会地位以及创作情况，可以说晚清小说翻译还为晚清中国人展开民族国家想象创造了重要的场域和手段。首先，翻译促使近代中国小说地位的提升以及小说创作局面的更新，使之成为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场所。其次，翻译为晚清小说家提供了想象民族国家的叙述手段。具体而言，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百年一觉》对晚清士人的影响非常深远，该小说中的未来叙述很快被中国小说家所接受并广泛运用到了他们的写作之中，借以展开他们对未来新中国的想象。再次，晚清的翻译小说也成为了开展民族国家想象的一个重要的场所。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考察。本论文糅合了翻译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研究以及民族国家理论三个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试图对近代中国史上的翻译实践对思想观念、历史与社会的影响，尤其是近代翻译如何促成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进行考察，将焦点放在“跨语际实践”过程中，这个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近代中国历史的面貌。其次，本文关注的翻译实践是比较宽泛的翻译，除了备受关注的晚清小说翻译实践以外，还考察了国际法、双语词典等近代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翻译文本。晚清翻译被视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高潮，但是对这个时期的翻译实践的历史性考察大多关注与文学翻译活动，而忽略了其他如社科书籍、字典、地图、法律文献等的翻译实践，而实际上后者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更加深远，因此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拓宽和丰富了近代中国翻译史研究。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創刊於西元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由普魯士傳教士郭實獵所編。該刊為中國近代第一份發行於廣州的中文期刊，長久以來在晚清報刊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開往後中國報刊之先河。本篇論文主要是以《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為研究對象，就刊物的內容作細密的爬梳與分析，欲從宗教刊物的書寫中探討文字的底層意蘊，突顯傳教士在書寫的過程中，如何運用既有的西方現代化知識與基督宗教教義相互結合，藉由嫁接、挪移、拼貼的書寫方式，自成一套帶有基督教觀點的知識體系傳遞給中國讀者，並顯示出當時中、西文化交流時，相互涵化、翻譯、轉譯與融合的過程。最後，筆者欲還原宗教報刊的宗教本質，針對早期海內外學者在報刊史上多將《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定位為從「宗教轉變到世俗」的一份刊物作檢討與修正，試圖對宗教報刊的研究開創新的研究面向與研究途徑，並對此份刊物的定位重新評價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