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兩國國境相毗鄰，關係密切，因其文化交流之頻繁，早己形成一東方文化圈。古來，文化之中心為中國，韓國為中國文化圈之邊緣文化，有人更謂韓國文化及中國文化之一變型。 中國為文化古國，其政治、經濟、社會、學術、宗教等、自然影響及周邊國家，周邊國家吸收之後，又各依其國情而有不同之發展。或不待文化之自然傳播，而逕至該文化中心留學，作深入而有系統之薰習。韓國即受中國文化影響，且大量派遺留學生前往中國，彼等學習之範圍頗為廣，汎自儒學、佛教、朱子學、陽明學、考證學、乃至近代之天主教、西洋文，化皆直接沿襲於中國。 以是，吾人欲探討韓國之文化與學術，則必先瞭解中國之文化與學術，進而研究兩者之相關處。韓國方面，研究韓國文化者綦多，然關心於兩國文化之關係者較少；重以二次大戰以後，鼓吹民族自主性之呼聲甚，高而排擊事大主義之潮流遂風靡學學術界。故韓國學者往往偏重中國文化短處之檢討，而忽略其功能與長處。惟就學術而言，應同時顧及正面與反面，方可得其真相，此本論文所由作也。 為明悉中椲文化交流之真相，本論文特以司馬光之資治通鑑為題，分析其對於中韓學術之影響。資治通鑑問世之後，中國方面，形成通鑑學，自古以來，一直深受學人注意；而韓國方面，通鑑學東傳之後，亦普獲重視。然而，近世以還，韓國學人關心者少之又少，誠憾事也。 故筆者側重於闡發： （１）通鑑精神之變遷過程。 （２）通鑑學與當時政治、學術、思想之關係。 （３）通鑑學東傳以後之演變情形。 其中，尤注重通鑑精神中之正統論與華夷觀；於韓國通鑑學，則著力於通鑑東傳以後，通鑑精神之昇華過程。於通鑑學之考證與訓則非其所及。 本論文所利用之中國資料，以直接材料與通鑑之論著為主；韓國方面之參考文獻，率皆原始資料，又李朝時代之文集中，有相當豐富之相關篇什，亦酌予採用。 本論文，除導論、結論共分四章，前二章論中國之通鑑學，後二章敘述通鑑學東傳之後，於韓國方面之發展。今簡介如左： 導論：考察唐未以後與北宋前期中學術思想之潮流，所以見資治通鑑之著述淵源也。 第一章：研述司馬光撰修資治通鑑之環境，以及時代背景，發現資治通鑑并非單純之史書，而為政治教科書。於彼時政治狀況下，司馬光擁護傳統，以資治通鑑表達其政治理論，反對王安石之急進改革。而北宋皇帝亦皆認定資治通鑑之資治機能，多方關 心，并用為強化君主權之理論依據。 第二章：證明宋室南遷，與金國對峙中，朱子集新儒學之大成，一面樹立道統論，確定學術正統；一面撰著資治通鑑綱目，強調國家之正統，復主張華夷觀，鼓吹民族精神。而後略述元明之通鑑學。明亡，土夫之撰讀通鑑論，檢討中國歷中大之興亡原因，於，此特論船山先生之正統論、華夷觀、未來觀。 第三章：考究資治通鑑之東傳時期，約距資治通鑑初刊完成後三十∼五十年，蓋高麗仁宗時（代南宋初），金富軾已依資治通鑑撰三國史記故也。此後，高麗內憂外亂，資治通鑑不甚為人所重；迄高麗末、李朝初（元末明初），李成桂掌權，崇儒排彿，方大力吸收資治通鑑。既而，朱子學以及其通鑑綱目播遷，亦為李朝所信奉。因李朝熱心推廣通鑑學，於學術、教育、政治、印刷術之等造成極大影響。 第四章：說明通鑑學東傳後，於學術、思想之影響。由元末歷明朝（李朝前期），不獨吸收并模倣通鑑學，而修東國通鑑等書。及明末清初以降，李朝士大夫一者批評明商輅之續綱目，而崇奉朱子學以及朱子綱目，本其綱目凡例，撰修宋、元歷史，確立正統論、華夷觀，發揚朱子之精神。再者，尤強烈維持慕華思想，蔑視滿清之文化不似中華，自謂「小中華」，以中華文化保存者自任，發揮李朝之主體意識。 本論文之完成，蒙熊師翰叔、高師仲華、方師杰人之指導，舉凡資料之蒐集、大綱之擬定、文字之修飾，皆一一加以斧正；羅所長宗濤博士，亦多方校正、斟酌，裁成之德，曷曰敢忘。另有曹愉生、程南洲、王國良學長，梁煌儀、耿志堅同學之連夜校正，俾本論文順利付，梓并致謝忱。由於腹笥誠虛，疏漏之處，所在多有，望大雅大雅君子指教，匡我不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