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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1894年藉由朝鮮「東學黨事件」發動中日甲午戰爭，並於1895年與中國簽訂「馬關條約」，迫使中國割地賠款。本文即在從「國際談判」之角度探討馬關條約談判。 本文以哈比等五位學者對於國際談判之相關論點為基礎，經由歷史研究途徑，採用文獻分析研究方法，分由馬關條約談判之談判背景、談判結構、談判過程等方面分析此兩國間之戰爭媾和談判。 在談判背景上，中國在軍事上節節敗退之下，希望列強出面調停，但日本為確保在談判中達到其最大目的，故遲至1895年3月，在中國願意派遣有割讓土地畫押之全權大臣後，才在美國居間協調下，接受中國的談判要求。在談判結構上，中國在談判前的靜態資源中，可藉以在馬關條約談判中增加談判權力的就是廣土眾民的商業利益與第三國干預，但仍須依靠有效的戰術運用，方能於談判中增加談判權力。 在談判過程中，中國放棄堅持之議題選項，故極力爭取第三國之幫助，而日本也努力於排除第三國干預介入談判中，雖然有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日本仍成功地將其與馬關條約談判切割處理，不使其產生議題聯繫，而列強在各自利益考量下，最終無法及時提供中國談判權力，迫使中國不得不接受日本之談判條件。 中國在馬關條約談判中最在意之割讓領土次議題，實乃十九世紀中外戰爭媾和之慣例，然中國政府決策人士昧於國際知識，一再於此次議題上討論爭辯，喪失較佳之談判時機。而中國於1900年之辛丑條約談判中仍重蹈覆轍，接受各國談判條件。日本則於1905年與俄國之樸茲茅斯條約談判中，面對不同於中國的戰敗國，俄國採用堅持選項之戰術，迫使日本於談判中只能達到分文未取之「絕對必要條件」。 本文運用哈比等學者之談判論點，綜合為本文之研究架構，可供研究國際上戰爭媾和之不對稱權力談判之分析架構。

在李鴻章的外交生涯中，聯俄政策為最主要部分，也最為後人所詬病。因此 本文以 李鴻章的聯俄外交為研究主題，藉以說明李氏對清季外交問題的體認，以及中俄同盟 的成立及影響。全文包括導論及結論共計五章。正文大要如下： 第二章討論甲午戰前李鴻章對以夷制夷策略的運用，以及和戎的外交主張，藉此探討 李氏早期的外交治術。至於甲午戰前對俄國態度，本章亦專節論述，以說明在确立聯 俄方針前對俄國的認識。 在甲午戰爭爆發，李鴻章一直有引俄介入的想法，直到俄國干涉還遼，朝野形成了一 股聯俄熱，終而有中俄密約簽訂，這是清季聯俄外交的一個關鍵時期，李鴻章一直扮 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第三章中將討論這些問題。 從德國佔據膠州灣以後，俄國對華的陰謀已經暴露無遺，但直到庚子事變俄國藉機佔 據東北，李鴻章仍深信俄國的「友誼」，終因俄國藉撤兵多方要挾，聯俄政策乃告徹 底失敗。從此清廷也未再有聯俄之議。第四章主要在探討中俄密約所造成的影響，以 及俄國毀約後中國朝野的態度。 本文在資料運用方面，除了一般所較熟悉的中、英、日文資料外，並儘量顧及俄文史 料，以深入了解俄國在某些問題的立場。另大陸方面陸續整理出版的《李鴻章全集》 ，收集了一部分李氏未曾公開的史料，對本文的撰寫提供了不少意見。

本論文《明清小說倭患書寫之研究》係以異域書寫為核心，有別於過去聚焦於長城或四裔，展現明清以降的海洋視野，並以日本（倭）形象探究「內／外」、「我／他」、「新／舊」交纏之敘事特色。日本在明清兩朝皆曾成為中國沿海的勍敵，其中包括「嘉靖大倭寇」、「萬曆朝鮮戰爭」、「甲午戰爭」、「乙未戰爭」，皆催生了相關的小說創作。過去在研究相關議題時，多趨於斷裂式的考察，但筆者認為由明至清，日本作為「倭寇」形象之特色是深入人心的，舉例而言，晚清李鴻章曾如此向朝廷宣說防範日本之必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雖然作為自強運動之領袖，對於涉外事務亦有一定之認識，但是李鴻章仍以明朝倭寇的破壞來比擬現代化之日本，可見時人的倭患記憶貫串明清兩朝。 本論文即以此議題出發，以歷時性方式討論明清小說的日本記憶，發現到不同時期有不同時期的關注。第二章處理「嘉靖大倭寇」相關小說中的「烽火」與「離亂」。在早期文本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胡少保平倭記》，多傾向於使用抗倭將領及其幕僚之見聞，敘事上較為樸實，有「補史」的時事意義；但由於平倭名將胡宗憲與權臣嚴嵩有一定程度的依附關係，也有被視為反派的情況，如《綠野仙踪》、《玉蟾記》等，相對地「嘉靖大倭寇」中佔據領導主體的中國人盜魁徐海、王直等人（假倭），也退居二線，由日本人（真倭）擔任領導，可謂模糊史實。另一方面，包括《雪月梅》、〈楊八老越國奇逢〉等，則敘述了中國人作為「奸細／俘虜」的雙重身份。 論文第三章以「王翠翹故事」和世情小說為主。「嘉靖大倭寇」中還有為國捐「軀」的女諜粉墨登場，那就是以「公私兼盡」而作為型世楷模的「王翠翹故事」，從傳奇體、擬話本體到章回體，訴說著官方話語以外的集體記憶，也強化了性別「邊緣」對於道德「中心」的板塊擠壓，其關注亦為嚴肅。然而，隨著傷痛的遠去，「倭患」成為才子佳人小說中的娛樂資本，包括〈風月相思〉、《玉樓春》、《雪月梅》、《綺樓重夢》、《玉蟾記》、《繡球緣》以及《玉燕姻緣全傳》，在兒女、英雄的小說類型整併下，強化了才子「文武全才」的不俗身手，平倭成為取代科考以外的功勛，可見小說家不拘史實的想像力拓展。 第四章則討論「萬曆朝鮮戰爭」下，沿海編氓視「倭」為「魍魎不可知之物」，促成了神魔化的敘事傾向，有跨海擊殺敵酋的情節產生，代表作品以〈斬蛟記〉、《野叟曝言》為主，豐臣秀吉不僅被想像為中國出身的孽龍，同時帶有異端之傾向，渡海之戰映射著一場「宗教的戰爭」。另一方面，對治「非常」之物亦須有「非常」的方法，翻江倒海的鬥法於焉成為抗倭戰爭中的熱點，包括《升仙傳》、《玉蟾記》、《雪月梅》等作，出現了劍仙、玄女、黃石公，然其由「殺」到「生」的慈悲之念，則又反面訴說著中國面對倭患的「望洋興嘆」。 第五章析論甲午戰前的清代小說，以遺民之思及殖民帝國的登場為主題。明清鼎革，明遺民基於對「倭患」的痛惡及對「日本乞師」的不信任（此三桂之續也），有反寫乞師者為奸佞的文本，如《女仙外史》、《水滸後傳》，乞師者由效秦庭之哭的孤臣，變成「燕藩」及「奸臣」，小說家以「妖婦」、「賊寇」的反反者不為反，控訴滿清入關的不正當性。此外，在甲午戰爭以前的歐洲列強，也在海防經驗的因襲之下被寫成「逆倭」，象徵著中國人面對時代變遷的遲鈍，代表作品為《花月痕》，書中「逆倭」與「太平天國」及西北回亂的勾結關係，不啻為清朝版本的「北虜南倭」。 第六章介紹乙未戰爭相關小說。甲午一役由於大陸戰場乏善可陳，反而是臺灣在劉永福坐鎮之下，拖延住了日軍的接收行動，鼓舞中國大陸人民，有「劉永福」系列小說（《劉大將軍平倭戰記》、《臺戰演義》、〈劉大將軍平倭百戰百勝圖說〉）及《臺灣巾幗英雄傳》的誕生，寫出了「滅倭必矣」的樂觀想像，可謂時事小說之異調。而特別的是，《臺灣巾幗英雄傳》由孤臣遺孀克紹夫志，延續著臺島對抗倭寇的堅決意志，映襯的是淮軍「和倭」的妾婦之容，小說家在「邊疆」、「女性」、「布衣」等不同身份上尋求重振中華乾綱的秘訣，使得「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位置，再度出現充滿張力的辯證。 最後是第七章，甲午戰爭相關小說的理性檢討。早在甲午戰後不久，書坊主即重新刊刻《蜃樓外史》，該書實作於牡丹社事件前後，以嚴嵩、趙文華勾結島夷故事，影射李鴻章父子對日的卑躬屈膝，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再度問世，其諷刺易味不言可喻，卻非直指核心的檢討。在經過時間沉澱以後，小說家方能理性反省中國何以戰敗，日本如何強盛？代表作品為《中東大戰演義》（又名《說倭傳》），透過「中」、「東」的並置，標誌著中國由「天下」到「萬國」的醒覺，至此明清小說「倭患書寫」亦劃下句點。綜合來看，由明至清，「倭患書寫」之相關敘事，除了輻射出海洋視野的社會學材料外，更能映照著不同階段的小說發展，並帶給我們總結歷史教訓的省思。

日本自古以來便自外於中華朝貢制度，為東亞之異例。至明治維新後，中日兩國外交糾紛不斷。近代中日間最初之外交衝突為台灣事件。中國因此事件察覺到日本之野心，開始提防日本。其結果，反刺激日本國內之強硬論者，兩國開始步向衝突。日本面對中國此一大國，不論是作為競爭對手，或是侵略對象，開始積極關注中國政治發展之動向。特別在引發中日甲午戰爭的朝鮮問題上，日本著力最多。本論文想一探甲午開戰前日本人對中國觀點的變化。 當時日本發行多份報紙。各家報社有其不同政治立場，其社論亦各有趣旨。筆者認為由報紙研究日本的對中國觀點，確有其價值。因此，本論文主要使用之史料為明治時期之報紙，以學界先進之研究為基礎，想由新聞報導中找出當時日本之對中國觀，再將報導中的對中國觀與當時日本政府之對中國政策比較分析，藉以探究日本政府之對中國觀。 本論文之研究範圍由1873年起，至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為止前後共21年。清日修好條規並未為中日雙方帶來長久的和平，隨即兩國外交關係日漸惡化，到甲午戰爭之時互相敵視終至無法挽回。本論文之目的是想探討日本輿論、政府與知識份子從清日修好條規到甲午戰爭這段期間，他們對中國觀點之轉化，究竟對兩國關係起了什麼樣的影響；關鍵何在？ / Japan was a unique state in East Asia because it kept away from the Chinese tributary system. Therefore, Japan had diplomatic issue with China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The first diplomatic issue was the Taiwan problem. After this affair, China noticed Japan’s ambition of oversea expansion and began to take keen interests in Japan’s ambitions. On the contrary, this result leads to conflict between both countries by the motivation of the Japanese domestic debaters. Consequently, Japan also viewing China as such a powerful country begun to observe it as a competitor or a target for invasion. Especially due to the Korea problem, which caused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lasted for a period of over 20 years. And it is this situation and period that I want to conduct my research on by viewing the Japanese view of China during that period. A lot of newspapers were published in Japan at that period. And each one had different political positions and editorial intent. And I think Japan’s view of China as portrayed as in the newspapers of that time has its own value. So I intend to use the newspapers of the Meiji era as the primary sour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use the senior researcher’s study as background. I hope therefore, that I can find out Japanese view on China in the newspapers. In this case, I want to compare the newspaper’s view of China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view to analyze the whole Japan’s view of China. This thesis looks at the period from 1873 to 1894, which is from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Qing Empire and Japan Empire to first Sino-Japanese war. Though a treaty has been signed, peace was still limit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two countries’ emotions to each other were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Finally the two countries antagonized to a situation that could not be repaired.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how the Japanese newspaper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highbrow’s view of China changed in those 21 years between the treaty of amity between Qing Empire and Japan Empire and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本論文探討臺灣在中日締結馬關條約被割讓予日本之際，由清廷臺灣巡撫劉銘傳時期所鋪設完成的閩臺海底電線，如何讓售日本的過程。在1895年6月馬關條約規定中日兩國應於締約後的2個月時間完成臺灣之移交，然而日方全權代表樺山資紀卻突然向中方全權代表李經方提出閩臺電線一併移交日本的要求，因此展開中日交涉閩臺電線歸屬之外交問題，使得閩臺電線問題成為甲午戰後中日之間遺留下來的臺灣問題。1898年12月7日，中日訂定閩臺電線讓售合同，解決閩臺電線之歸屬問題。從此以後，閩臺電線才正式屬於日本所有。 　　本研究之結果發現，閩臺電線之中日交涉問題與甲午戰後東亞國際情勢之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當時居於弱勢的中國聯合英國大東電報公司與丹麥大北電報公司，讓日本無法將新得到的閩臺電線進一步向福建內陸延長，確保中國對外電報之自主權。最後就是1904年2月爆發日俄戰爭，臺灣總督府為了搶修受損的閩臺電線，不顧中國福州海關的意見，將閩臺電線修復，差點引發另一場中日糾紛。從日俄戰爭到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以閩臺電線為中心，臺灣成為日本海外電信的樞紐據點。 / In 1895, the Qing Dynasty was forced to sign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馬關條約) and cede Taiwan to Japan after los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中日甲午戰爭). According to agreement to transfer of Taiwan all question relating to the submarine cable between Fuchow and Tamsui(福州到淡水的海底電線：閩臺海底電線)are to be settled afterwards by both Government. In 12.7,1898, to signed a Convention of the submarine cable between Fuchow and Tamsui(閩臺電線讓售合同)by China and Japan, the submarine cable belonged to Japa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the thesis,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upon the submarine cable between Fuchow and Tamsui correspond to the situation of North-East Asia after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Finally, from the Russo-Japanese War to Surrender of Japanese in 1945, Taiwan became the hub of Japanese Overseas telecommunications with the submarine cable between Fuchow and Tams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