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一）探討社區參與學校教育及學校效能現況。（二）探討不同背景之教師所知覺到社區實際參與學校教育以及學校效能之差異情形。（三）探討社區參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之相關性。（四）探討社區參與學校教育對學校效能之預測力。（五）綜合研究結果，提出具體結論與建議，以供教育行政機關、桃園縣國民中學校長及教育人員作為改善行政領導、增進與社區互動、提高社區參與學校教育以提昇學校效能之參考。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半結構式訪談為輔，以自編「桃園縣國民中學社區參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調查問卷」為工具、桃園縣54所國民中學教師（含校長、主任、組長、導師和專任）750人為施測對象，回收正式問卷665份（回收率89﹪）、有效樣本601份（可用率80﹪）。所得資料以SPSS/PC10.0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加以分析與解釋，所獲得的主要結論如下： 一、 社區參與學校教育整體言，現況為中等以下程度，尚不普遍。 二、 社區參與學校教育以「教學活動」、「校務發展」層面較多，而以「人事遴聘」層面最少。 三、 學校效能整體言，現況評價為很高程度，大致很好。 四、 學校效能在「學校氣氛」、「教學品質」、「學校環境」、「學生表現」等各層面評價為很高，為中等以上程度，而「社區支持」仍排最末。 五、 校長、鄉鎮地區學校教師，對社區參與學校教育整體的知覺上，有顯著較高的傾向。 六、 男性、年長、校長、服務資深、大型規模學校以及鄉鎮地區的教師對學校效能整體的知覺上，有顯著較高的傾向。 七、 正向的社區參與學校教育，可提升學校效能。 八、 社區參與學校教育各層面對整體學校效能有預測力，其依序為「校務發展」、「校園建設」、「教學活動」、「活動與經費支持」及「人事遴聘」等五層面。 九、 依據訪談結果，國中社區人士與校長（或教師）雙方的看法若有不同時學校的處理態度有四種：（一）家長向學校反映、抗議或訴諸媒體（二）尊重學校做法（三）共同討論與溝通（四）彼此不相推託，有同理心的心態。 十、 學校可主動研擬適當的策略，以提昇社區參與學校教育。 十一、 「社區參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關係的探討」的研究結果，可作為學校經營的重要參考。 依據研究結果，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如下： 一、 訂定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法，使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於法有據。 二、 訂定全國家長日，以落實社區參與學校教育的意義。 三、 訂定社區參與學校教育的獎勵與監督措施。 四、 校務評鑑的「學校與社區關係」指標，增加其比重，加強學校重視與社區關係的互動與經營。 五、 校長培訓課程中涉有「學校與社區關係」、「社區參與與學校效能」等主題，以提昇校長與社區互動的認知。 依據研究結果，對桃園縣國民中學的建議如下： 一、 學校多舉辦有關「學校與社區關係」、「親師合作方案」、「溝通技巧」等教師成長課程，以加強教師與社區互動的認知與技能。 二、 學校多舉辦學生學習成果發表、藝文活動等，以提昇社區參與學校教育的意願。 三、 學校多舉辦有關「學校行政」、「教改政策」、「教育原理」、「親職教育」、「人際互動」等成長課程，以培養家長對教育有正確的理念。 四、 訂定家長契約，以明定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有關的各項權利與義務。 五、 主動研擬社區參與學校教育的計劃，並設有專人，負責推動與執行。 六、 學校應積極重視社區參與學校教育之「教學活動」、「校務發展」等層面，以提昇學校效能。 七、 設計多元化溝通管道，以滿足不同社區家長的需求。 八、 加強學校、家長與社區的互動關係，可提昇學校效能。 九、 鼓勵導師與專任教師擔任行政工作，加強與社區的互動。 依據研究結果，對社區人士的建議如下： 一、 強化學校、鄉鎮市與全縣性各層級之家長會組織運作與功能的發揮。 二、 配合各學校及社區之條件與特色，以漸進與多樣化方式參與學校教育。 依據研究結果，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如下： 一、 在研究對象方面－擴大施測範圍至北區或全國。 二、 在研究方法方面－採個案研究法。 三、 在研究工具編製方面－編製更為完善的「社區參與學校教育與學校效能量表」。 四、 在研究內容方面－探討社區參與學校教育的困難。

本篇論文採質性研究方法，以非都市地區一個媽媽土風舞班的成員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研究目的在於了解非都市地區中，中老年家庭主婦參與婦女團體同時在社區中現身，其參與過程的經驗與面貌。 研究發現，從一開始成員參與團體的時間點，即凸顯了父權社會僵化的兩性分工，家務與母職被建構為女人責無旁貸的職責，女人在孩子長成母職工作鬆綁之際才獲得走出家門參與社區活動的合法性基礎。而在參與動機上，在田野訪談中歸納出三種動機，是婦女從主體而出發的需求，包括對「跳舞有興趣」、「身體健康因素」以及「走出家庭與他人連結」的需要，破除心理發展理論或社工、成人教育系統一直以來對於家庭主婦在孩子長成離家之際，參與社區活動的單一結論：為了填補時間的剩餘與失落的心理感受，這樣的推論忽略了造成家庭主婦壓抑與失落的源頭，其實是母職與家務工作的社會建構過程剝奪了女性的生命選擇權，而在這樣的推論之下也使得婦女真正需求與聲音消失。 在成員的參與過程中，策略的使用是為了在父權的壓制下爭取具有正當性的空間，策略的此用顯示成員意識到父權的意識形態是走出家庭的阻礙，而所採取的應對方式並非激烈的對抗，而是在保全父權的前提下盡力爭取最大的空間，這樣的策略使用也使得成員有時因為家庭裡的照顧需求而必須離開團體回到家庭。 女人參與社區活動在實質的物理空間裡是跨出了家的門檻，擴大了移動與社區中現身的範圍，人際網絡與生活範圍均漸漸增長。然物質空間的擴展未必在社會空間上也獲得相同程度的進展，在土風舞班中默會的規範是不與父權體制衝突，做好女人本分為優先，再談自己的需要與想望，因此成員們因為參與團體所漸次建立的社會空間是以若隱若現的樣貌存在。但是在團體中與其他女人連結，透過敘說了解彼此有相同的生活與生命處境，成員間逐漸發展的情誼使女人回歸以自我為主體的人際互動，藉由團體互動的過程也逐漸發展關於個人的知識，以團體情誼為後盾發覺自己的需求、興趣，並且在社區中佔據空間。 本文進一步以研究發現為基礎，為提升女性意識、爭取女人更大的社區參與空間尋求切入點。研究田野（媽媽土風舞班）這樣的女性自發性團體，已具備社工論述中自助團體的自助特質，然是否能進一步強化鞏固女人自我與生活空間的進展，端看團體中是否發展出或引進能與傳統父權對抗的女性意識。婦女運動連結自發性女人團體或展開對話，不同女人群體的串連將有助於突破因同質集結而強化傳統主流父權價值的傾向，然婦運論述必將焦點放在日常的生活知識及婦女切身問題上，以提高論述在其中的合法性，達成女性意識覺醒與發展的目的。

研究發現在台北市方面,若要實現福利社區化,仍有結構上的障礙,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在行政體系與運作上,從未將社區概念落實在實施或推動層面. 在萬芳社區方面,發現:1.福利需求無社經地位差異,且定義傾向包括生活需求與福利需求2.福利資訊網路以社區為單位有其可行性 3.應以社區福利作為社區參與凝聚的目地與手段 4.居住時間,居民同質性及活動內容為參與的基礎5.社區中的少數更應被關心6.社區認同應被強化7.社區組織的重要8.女性力量的發揮9.社區內各區域的分離影響社區中各區域的關係10.善用社區居民'購物行為'與'休閒行為'的公共空間11.既有公共空間的維護與管理12.社區內出租國宅疏離來自居民對其環境無自主能力13.地緣影響參與與認同14.善用社區特殊資源.

男性長期掌握並支配規劃空間的權力，忽略了兩性在生活經驗上的差異，使女性公平享有空間的權利受到剝奪。近年來由於女性社會地位的提升、女權運動的出現，要求重視女性在規劃中地位的聲音逐漸浮現。女權者認為女性若想改變在規劃中的弱勢地位，除了消極的批判外，更應積極自我賦權，以行動主動介入環境規劃。 但是父權體制經過長年的發展，早已在社會中構成牢不可破的網絡，婦女若僅憑個人力量，很難在父權統治下爭取規劃權力，利用婦運團體方式進行規劃體制的改革確有其必要性。榮星花園改造案即為主婦聯盟以集體形式參與社區空間改造的賦權行為，因此本文希望藉由分析主婦聯盟的參與動機、過程與結果，了解台灣婦運團體自我賦權行動所帶來的行動效益。 根據分析結果，主婦聯盟參與社區環境改造的行為，對促成婦女成長、提升社區意識頗有貢獻，但在改善婦女規劃地位的成效卻不如預期。首先，主婦聯盟並未提出真正屬於女性的規劃訴求，僅是為男造環境提出女性角度的改造建議；在面對地區環境改造計畫的缺失時，主婦聯盟也只停留在消極批評，而非展開改革行動的階段，從這些分析結果來看，主婦聯盟並未完成真正的賦權行為。 造成主婦聯盟參與困境的基本原因，包括主婦聯盟並未思索「女性經驗」與「女性空間需要」的定義，在規劃過程中，也未採多元化的發聲方式，以致無法取得真正的女性經驗。此外，在本案例中，主婦聯盟在政治參與及團體定位上，都出現了激進與溫和性格的兩相矛盾，使得主婦聯盟在面對女性規劃困境時，失去了婦運團體應具備的組織力量。因此，主婦聯盟應重新思考女性的發聲方式、及其對女性經驗的定義，並在團體定位上進行抉擇，在政治參與上貫徹自我賦權的行為，婦女才有獲得平等規劃權與建立女性認識論的可能性。

本研究之問題意識為消費主義與公共事務涉入之關係。藉由消費主義轉化公共事務涉入的相關論點，分析中國大陸城鄉白領青年在感染相異消費主義的程度後，進而解釋他們對公共事務涉入的態度和行為；透過此，以闡述中國大陸兼蓄併存的城市消費個人主義與農村集體主義的價值體系差異。 研究發現，消費主義的確抑制個人對公共事務涉入的程度。其中，透過本文假說進而涵蓋三組不同層次的意義：首先，城市白領青年高感染消費主義，因此對城市公共事務涉入消極；其次，農村白領青年低感染消費主義，致使對農村公共事務涉入積極熱情；第三，農村白領青年低感染消費主義，但因非我家園之故，導致他們疏離城市公共事務的涉入。 城市白領青年對公共事務低涉入的原因體現在生活即消費的個人本位思想，並藉追求與他者的品位區隔和消費符號以突顯自我，致使他們對經濟穩定的現狀有著較高需求，因此不會出現反抗、異議或關於改變政治情況的訴求。此外，城市白領青年對群體的身分認同訴求亦透過消費達成，並出現諸如攀比、競逐消費等情形。另一方面，當物質條件不足以融入某群體的消費方式時，便會出現被排斥在外、或納入其內的群體身分認同現象。當城市白領青年考量如何兼顧、維持自身的社會資本網絡時，他們多數會投注時間關切自身所認同或歸屬的團體，最終導致對公共或社區集體事務涉入的冷漠回應。 另一方面，農村白領青年高涉入家鄉公共事務的原因，主要來自於農村的集體主義特色。出生、成長於農村集體主義環境的白領青年，由於低感染消費主義，所以對公共事務有著較高的熱情。無論是村事務抑或國政相關的討論均賴以農村群體網絡頻繁往來的特色，以及因集體主義所創造出的集體價值信念。 再者，當農村白領青年在城市工作時，卻因仍受集體主義思維所影響，使他們對消費少有符號性追求或無節制的購買行為。此外，由於生長於經濟匱乏的內地農村，所以他們會將自己在城市工作所得部分匯回家鄉以維繫、改善家鄉父母兄弟的生活環境，並同時將消費限制在理性的購買之上。同時，從外地省份大舉遷入城市工作的農村白領青年，由於其在人口意義上仍呈現流動性質，再加上多透過租賃的方式居住，因此他們最終不一定會在城市落戶或常住久居。這便致使他們沒有動因涉入小區的公共事務，因而出現農村白領青年在城市低涉入、農村高涉入公共事務的情形。然而，他們亦可將對集體的熱情轉移在國政事務的關注上，透過此際以排解他們對於公共事務的熱情追求。 / The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sumerism and the involved in China’s local governance—the residents’ committee and the owners’ committee of young middle class came from city and the rural area. Through discovering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infecting consumerism explaining how the young middle class’ origins from city and the rural area have divers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in public affairs respectively. Based on several case studies, I defined that the three hypotheses explaining my arguments given above. First of all, the urban young middle class has been infected more consumerism that they rather pay attention to consume than involve in public issues. Secondly, the rural young middle class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Chinese collectivism from traditional village; consequently, they take notice of public matters in their hometown. On the other hand, despite the rural young middle class has been infected the lower consumerism in contrast to the urban one, however, living and working in the city where not their hometown but only a temporary residence is. Therefore, the rural young middle class lacks for the reasons to involve in public affairs in the city; nevertheless, they transfer their passion and positive behaviors in collective matters to take more care of political issues of the nation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y stay on in the city. In conclusion, after being infected the higher level of consumerism, the urban young middle class involves negatively in public affairs of their own communities which is a common phenomenon. Furthermore, conversely to the urban one, the rural young middle class puts their positive convictions of involved in public matters into action.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rmer and the latter; indeed, the two types of young middle class came from distinct regions have been infected diverse consumerism leading their involved in public affairs to proceed in opposite dire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