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兩性工作平等法於民國91年3月8日開始實施，其中最受矚目的條款之一即是第十六條關於育嬰假規定之部分，本研究意圖探討我國育嬰假對於社會中既存母職制度及女性就業處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研究架構分為兩個脈絡進行： 在育嬰假對於母職制度之影響的部分，本研究發現部分受訪者在育嬰假之後母職意識型態趨向傳統的性別分工意識型態，而造成其母職意識型態改變之主要影響因素為：一、受訪者在請假期間之全新母職體驗的影響；二、家人對於受訪者請假專司母職的正向態度。在研究中可以發現，部分受訪者之母職意識型態在假後有向傳統父權文化靠攏的情形出現，使本研究不禁質疑，育嬰假或許提供了父權文化對於女性實行母職「再社會化」的場域。再者，因「女性期望成為一個母親」的母職意識型態為母職再生產的主要關鍵，故可以進一步推論，若請假者的母職意識型態向父權文化靠攏是育嬰假可能的後遺症之一，那麼在未來集體選擇的情形下，育嬰假將可能回過頭來使社會既存之母職制度更為鞏固，導致女性更加無法自母職的枷鎖中脫出。 在育嬰假對於女性就業處境之影響這一部分，本研究透過「請假者未來之不可預測性」、「職場形象的惡化」及「育嬰假為一個新的烙印」三個層面檢視育嬰假對於女性就業處境所可能形成之影響。研究發現育嬰假之請假者在請假後可能必須面對一些請假前難以預測的困境，以及在請假之後將可能產生職場形象惡化的問題。並且因育嬰假本身與工業社會對於「工作」的定義與要求相互違背，且育兒及女性兩概念長期以來存在著一連結，故在「育嬰假」、「女性」及「重家庭、輕工作之負面形象」三者可能產生緊密連結的情形下，將導致女性未來之就業處境更加不利，再次深陷女性於「次級勞動力」的污名中。

本篇論文採質性研究方法，以非都市地區一個媽媽土風舞班的成員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研究目的在於了解非都市地區中，中老年家庭主婦參與婦女團體同時在社區中現身，其參與過程的經驗與面貌。 研究發現，從一開始成員參與團體的時間點，即凸顯了父權社會僵化的兩性分工，家務與母職被建構為女人責無旁貸的職責，女人在孩子長成母職工作鬆綁之際才獲得走出家門參與社區活動的合法性基礎。而在參與動機上，在田野訪談中歸納出三種動機，是婦女從主體而出發的需求，包括對「跳舞有興趣」、「身體健康因素」以及「走出家庭與他人連結」的需要，破除心理發展理論或社工、成人教育系統一直以來對於家庭主婦在孩子長成離家之際，參與社區活動的單一結論：為了填補時間的剩餘與失落的心理感受，這樣的推論忽略了造成家庭主婦壓抑與失落的源頭，其實是母職與家務工作的社會建構過程剝奪了女性的生命選擇權，而在這樣的推論之下也使得婦女真正需求與聲音消失。 在成員的參與過程中，策略的使用是為了在父權的壓制下爭取具有正當性的空間，策略的此用顯示成員意識到父權的意識形態是走出家庭的阻礙，而所採取的應對方式並非激烈的對抗，而是在保全父權的前提下盡力爭取最大的空間，這樣的策略使用也使得成員有時因為家庭裡的照顧需求而必須離開團體回到家庭。 女人參與社區活動在實質的物理空間裡是跨出了家的門檻，擴大了移動與社區中現身的範圍，人際網絡與生活範圍均漸漸增長。然物質空間的擴展未必在社會空間上也獲得相同程度的進展，在土風舞班中默會的規範是不與父權體制衝突，做好女人本分為優先，再談自己的需要與想望，因此成員們因為參與團體所漸次建立的社會空間是以若隱若現的樣貌存在。但是在團體中與其他女人連結，透過敘說了解彼此有相同的生活與生命處境，成員間逐漸發展的情誼使女人回歸以自我為主體的人際互動，藉由團體互動的過程也逐漸發展關於個人的知識，以團體情誼為後盾發覺自己的需求、興趣，並且在社區中佔據空間。 本文進一步以研究發現為基礎，為提升女性意識、爭取女人更大的社區參與空間尋求切入點。研究田野（媽媽土風舞班）這樣的女性自發性團體，已具備社工論述中自助團體的自助特質，然是否能進一步強化鞏固女人自我與生活空間的進展，端看團體中是否發展出或引進能與傳統父權對抗的女性意識。婦女運動連結自發性女人團體或展開對話，不同女人群體的串連將有助於突破因同質集結而強化傳統主流父權價值的傾向，然婦運論述必將焦點放在日常的生活知識及婦女切身問題上，以提高論述在其中的合法性，達成女性意識覺醒與發展的目的。

傳統台灣社會女性結婚、生育年齡較早；但隨著時代改變，初婚平均年齡隨之升高，年輕媽媽懷孕事件層出不窮，導致年輕媽媽成為現今社會的特殊議題。由於社會及媒體的渲染使得年輕媽媽生育事件引起許多負面觀感，無論今昔社會都需承擔外在輿論、評判及污名化。正值青春年華卻遇到人生衝擊的轉捩點，在抉擇困難下，同時承擔起重大的責任。道德的衝擊與充滿變數的未來不斷拉扯，年輕媽媽所承受的壓力遠遠超乎常人想像。在年輕媽媽懷孕至生育的過程裡，隱藏著許多權力關係及文化背景的操控。 本研究運用半結構訪談蒐集研究資料，檢視年輕媽媽的生命歷程，描繪母職實踐的方式與分析不同母職類型，透過遇到的阻礙與困境，檢視社會對她們的污名，重構年輕媽媽母職圖像。研究個案非透過社福機構及相關單位，乃由研究者周遭同儕、社群網路介紹所取得，共四位年輕媽媽。本研究聚焦的問題及研究發現分為三大類別： 1. 綜觀心路歷程的體悟：年輕媽媽皆在家中感受不到溫暖及關愛，選擇離家，對於愛情的懵懂意外懷孕，最終選擇生育。未婚的年輕媽媽則要承擔起一切的重擔；已婚的年輕媽媽則要適應公婆、迎合新生活。 2. 年輕媽媽的母職圖像：年輕媽媽因事件不同對於母職態度的呈現有積極與消極的區隔，在教育孩子層面以干預程度的高低分為高控制與低控制兩種類型。 3. 母職角色的挑戰：年輕媽媽會以生活經驗、被教養的經歷及子女的個別差異來決定代間傳遞的教養方式；代間傳遞的教養可區分為連續性、不完全性及不連續性代間教養這三種型態。 本研究的發現提供年輕媽媽更有意識地覺知生命歷程的壓迫與突破，並發展出更切合環境脈絡的母職圖像。

約自一九八六年中起，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開始在學院中興起；一九八七年台灣宣布解嚴，政治鬆綁；而台灣的婦女運動，歷經長時期的醞釀，一直到一九九○年以降被稱為「台灣婦運的成長、成熟期」。在社會風氣逐步開放、女性主義興起以及婦女解放運動的影響之下，透過文學創作展現女性意識的作品數量漸多，女性作家對於婚姻或母職的思考，也漸漸擺脫了父權文化中的刻板觀點和傳統模式，因此，本論文將研究的時間點鎖定於解嚴之後、婦運漸趨成熟的九○年代，以「一九九○年以降台灣女作家散文中母職經驗」為研究主題。但一九九○年以後至今橫跨近二十年，散文創作繁多，故選擇較具代表性的作家為主要研究對象，計有李黎、廖玉蕙、龍應台、周芬伶、張讓、朱天心、簡媜、利格拉樂‧阿烏八位女作家。散文書寫貼身的個人經驗與生命實踐，相較於規格、制式化的專家育兒教養書來得親切和生動，再者，其深刻記錄與描繪從女性成為母親的心路歷程，也有不同於專業教養書籍的細膩思維和值得探討的議題。本論文計分五章： 第一章「緒論」：概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相關研究成果、論文架構等。 第二章「台灣女性散文母職經驗書寫概述」：首先整理五○年代至九○年代間台灣女性散文母職經驗書寫的脈絡，其次簡介李黎、廖玉蕙、龍應台、周芬伶、張讓、朱天心、簡媜、利格拉樂‧阿烏八位女作家及其書寫母職經驗的相關作品。 第三章「女作家母職經驗的歷程」：母職經驗的歷程包括妊娠與哺育為女性獨享的生命經驗，還有照護幼稚期的孩子、和青少年時期的孩子互動等，最後母親必須學會放手，讓孩子單飛。 第四章「女作家母職經驗的思索」：從母職經驗中思索婚姻的意義、自我與母職的掙扎如何平衡，又親子相處中可以觀照自我往昔的生命，亦即回顧自己童稚時期與母親的相處經驗，進而重新連結母女的生命。 第五章「母職經驗中對文化與社會的思考」：分析女作家散文母職經驗中與文化、社會相關的思考，如：荒涼的女性學、女性的生育醫療經驗、對女性與孩子不友善的大環境、男性的親職參與等等。至於原住民因其特殊的文化及其邊緣化的處境，使得原住民母親有別於一般母親的經驗與心聲，所以一併列入本章探討。 第六章「結論」：總結全文，並提出研究心得及日後可以繼續探索的方向。女作家身負母職，孕育生命長河，踏著母親後塵相繼鮭魚還鄉的艱難使命，前仆後繼，不可迴避的衝擊。走向婚姻、生育兒女，母職生涯無論長短，每一位母親的經驗都是獨一無二不能複製的基因工程，在DNA的驅動程式裡翻轉與擺蕩。我父、我夫、我子，相對也是女兒、妻子、母親，交錯在傳統母職與現代職業婦女的氛圍，企圖對生命有一帖說法，下個定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育嬰假之設立對於既存母職制度及女性就業處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並對我國育嬰留職停薪政策所產生的政策問題意涵加以分析討論。為有效達成上述目的，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訪談 8 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職業婦女及 3 名事業單位人資代表，並將所得結果詮釋及賦與意義，歸納研究發現如下： 1. 請假者在申請意願方面，除了受到兩性薪資所得差異影響之外，在其潛意識裡仍有傳統性別分工的意識形態，使得她們被限制於家庭內部，扮演生育者和家庭照顧者的角色，育嬰假的設立反而使社會既存之母職制度更為鞏固，導致女性更加無法擺脫母親軌道的枷鎖。 2. 請假者在請假後必須面對一些請假前難以預測的困境，以及在請假之後將可能產生職場形象惡化的問題。因「育嬰假」、「女性」及「重家庭、輕工作之負面形象」三者產生緊密連結的情形下，將導致女性未來之就業處境更加不利，再次深陷女性於「次級勞動力」的污名中。 3. 育嬰假的設立反而使女性成為申請者的最佳代表，透過文獻探討及研究結果建議政府應加強政策的宣導，漸進地誘導男性參與家庭來改善，制定只能由父親申請的親職假，並應建全托育制度及規劃育嬰留職停薪的相關配套措施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問題。

2010年蘋果推出iPad後，台灣也跟著掀起平板熱潮，並快速普及到中高年齡層使用者。平板現在已經是中年家庭主婦重要的家戶休閒之一。本研究結合休閒領域和性別傳播科技領域探討中年家庭主婦的休閒，分析形成婦女「休閒阻礙」（Leisure constraint）的原因，並觀察平板融入主婦的生活後主婦休閒體驗的變化、平板使用複製過去女性用資通科技進行休閒的特性與限制。 本研究結合使用者日誌與深度訪談探索中年家庭主婦的平板休閒經驗。結果顯示本地中年家庭主婦認為的休閒包含心理閒暇感受，外出活動，社交等，這也反映在她們對於平板休閒的感知。與過往休閒研究歸納的女性休閒特性相似，本地中年主婦的休閒特性包含休閒時間碎片化，習慣多工等，反映她們的休閒受到阻礙。而與其他生命週期的女性不同，步入空巢期的中年主婦因為照顧子女的責任減輕，使她們開始積極追求休閒，休閒意識提高。中年主婦也因為擁有多年家務經驗，使她們發展出抵抗休閒阻礙的策略，獲得更多的休閒機會。 中年主婦的平板使用時機融入她們的生活韻律，因為平板的體積與未連網之故，主婦一旦外出，反而少攜帶；平板之為行動載具的行動性(mobility)未見發揮，平板成為居家休閒的重要裝置。獨自在家時主婦用平板看劇、玩遊戲，主婦也會在此時一邊看電視，一邊用平板，採取「雙螢」休閒模式，極大化休閒體驗。家人同在的晚間家庭時光，主婦平板不離身，陪伴家人、履行情感勞動，透過平板上的社交媒體同步與自己友人聊天，或看喜歡的劇集，沉浸在自己的虛擬空間。 平板為主婦過去透過其他科技物中介的休閒帶來新的意義。然而雖然平板使主婦擺脫不擅電子遊戲的刻板印象、也因平板而掌有觀影權，鬆動過去丈夫主導的家庭觀影秩序，本研究發現母職腳本形成主婦的平板休閒阻礙分別顯現在平板擁有權、使用平板瀏覽資訊、平板的社群通訊軟體使用上。中年家庭主婦休閒受到「妻職」影響，即便主婦用平板休閒受到丈夫中斷，她們也將其視為理所當然，因為經過與丈夫多年的相處磨合，中年婦女大多都能接受與容忍配偶的行為。 / After Apple introduced the iPad in 2010, the tablet quickly earned many middle–aged users' attention in Taiwan. Nowadays, the table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ousehold leisure devices for middle-aged housewives. This study adopts diary stud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explore how the tablet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middle–aged housewives' lives. Additionally, it examines what kinds of leisure constraints housewives confront when they use a table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leisure of Taiwanese middle-aged housewiv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aiwanese middle-aged housewives have varied definitions of leisure which include relaxed mental state, outdoor activities and social activities. Those definitions reflect on housewives' feeling about tablet use. What’s more, a number of leisure researchers have indicated fragmented leisure time and multitasking characterize women's leisure. Taiwanese middle-aged housewives' leisure shows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aiwanese middle-aged housewives feel a sense of entitlement with regards to leisure since they no longer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care-taking as their younger peers still carry. Besides, middle-aged housewives have developed strategies to resist and transform leisure constraints imposed on them along the way. The timing of tablet use of middle-aged housewiv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lifestyle. The finding suggests that the mobility of a tablet is limited. Tablets are heavy and lack network access, which is why housewives reserve their use for domestic leisure. Housewives who are alone at home usually use a tablet to play games or watch dramas. They also watch TV and use the tablet at the same time. Using this “double screen” model, housewives can broaden their leisure experience. During family hours in the evening, housewives bring their tablets to the living room so that they not only show their emotional support to be there with their family but also enjoy their personal tablet at the same time. The nature of leisure and the related images which housewives obtained in the past by using other technology have undergone great transformations. For example, instead of non-gamers or incapable gamers, housewives have proven themselves to be the ones who also enjoy game play. Moreover, the tablet has become housewives' “second screen” with which they can watch any program they like instead of being forced to watch the programs chosen by their husbands. However, the findings suggest the scripted motherhood affects housewives' tablet use, and it reflects on their tablet’s ownership, their use of social media and the web-browsing. The scripted wife- hood also affects housewives' leisure. For instance, their husbands often interrupt their tablet use, but housewives see interruptions as the way things have always been.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市國民中小學的女性家長在參與學校事務時表現出哪些行為特徵？這些行為特徵背後可能存在什麼樣的影響機制？這些參與行為又為女性家長自身以及整體家長參與生態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本研究係採質性研究方法，主要以深度訪談為分析資料之來源，並輔以訪談情境之觀察與相關文件之蒐集。依據這些資料，研究者試圖從女性主義的觀點來描述及詮釋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現下面貌，並回答上述問題。 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因素包含了「傳統性別角色分工」、「民間社團的興起」、「學區社經地位」、「學校成員對家長參與之接受度與認可範圍」、「社區中的政治脈絡」、以及「女性特質╱個人特質」等遍及文化、社會、社區、學校與個人層次的諸多因素；這些因素對女性家長的參與行為產生重要影響，使得女性家長參與行為表現出若干種明顯的行為特徵，例如以「家庭優先、孩子第一」為原則、「從基層做起」、扮演「輔助者、執行者的角色」、抱持「只要做事、不要頭銜」的心態、以及兼重「開源與節流」的管理策略等等；而具備這些特徵的女姓家長參與行為又為她們自身以及家長參與生態帶來種種不同於以往的改變。從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動態性歷程來看，研究者發現媽媽們不斷在進行自我賦權甚至賦權他人的工作；就其改變的內涵而言，女性家長個人的自我價值感與學校事務參與能力均獲得提昇，關懷範圍逐漸擴大、社群及公民意識亦逐步發展，在整體家長參與方面則可窺見「女性家長正名風」、「務實風」、以及「團隊風」的產生。 研究者建議：婦運可以「學校事務」作為鼓勵女性跨入公領域的起點，並將「母職關懷」作為推動女性家長踏進校園的訴求，以收「借力使力」之效；在教育實務方面，教育行政、學校、及家長會三方應共同合作以改善整體家長參與條件/環境，使之趨向更合理；研究者最後並對後續研究提供若干建議。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9 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11 第一節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的理由………………………11 第二節 研究設計…………………………..……………..…… 13 第三節 研究者的角色與關照角度…………..……………..…20 第三章 影響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因素 25 第一節 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男主外、女主內………..……..25 第二節 女性特質？個人特質？……………………………….48 第三節 民間社團的興起—社團的啟蒙與充電………………62 第四節 學校所在社區之社經地位…………………………….68 第五節 學校成員對家長參與之接受度與認可範圍…………71 第六節 社區中之政治脈絡…………………………………….81 第四章 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之行為特徵 87 第一節 原則：家庭優先、孩子第一……………….…………87 第二節 方向：從基層做起…………………………….………90 第三節 角色：輔助者、執行者—有責無權…………….…...96 第四節 心態：只要做事、不要頭銜…………………………103 第五節 管理：節流與開源…………………………………….108 第五章 女性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所帶來的改變 117 第一節 改變的歷程……………………..……………………..117 第二節 改變的內涵……………………………..……………..140 第六章 結論、討論與建議 171 第一節 結論…………………………………………………….171 第二節 討論 ………………………………………….……...185 第三節 建議…………………………………………………….189 參考書目 195 附錄 205 一、致台北市家長協會函………………………………………205 二、訪談大綱…………………………………………………….206 三、台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207 圖表 表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14 圖一 研究結果摘要圖………………………………………..172

家庭暴力已是我國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受暴母親往往被期待能夠照顧、保護子女，受暴母親不單要對抗暴力，更要努力扮演母親的角色。然而，受暴母親較少獲得到社會的支持，且社會普遍對她們抱持批判、缺陷的觀點；研究也甚少探究受暴婦女的母職經驗，絕大多數均著重在暴力對母親的負面影響與困境，忽略受暴母親堅強的母職能力。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深入訪談的方式，企圖瞭解在暴力情境之下，母親正向的母職經驗展現，並且探討受暴母親如何不受暴力摧毀，依舊能夠積極、持續地扮演母職角色。研究最終訪談十位受暴母親，研究結果發現： 1.受暴母親在父權文化下，其母職經驗面臨到許多的挑戰，但母親得以突破許多困境，她們在經濟、照顧、子女目睹暴力特殊議題以及發展保護策略上均有正向經驗。母親即使遭受暴力，依舊可以理性評估環境、進一步從中反思、學習與成長，展現出正向且積極的能力。 2.激發母親正向經驗的相關因子共有六項，包括：「個人因素」、「過程因素」、「子女因素」、「環境因素」、「配偶因素」以及「社會文化因素」。因素與母職展現有關聯性，隨著各因素的影響程度，母親的母職展現亦有所不同。 3.整體而言，環境支持的穩定、持續與適切最為重要。受訪者母職展現可分為四類型：「忍辱重負」、「學以致用」、「突破重圍」以及「自立救濟」。受暴母親的母職展現會隨因素的消長而在各類型中交替變動。 研究結果證實受暴母親並非不適任或沒有能力，相反的，她們是相當有智慧與勇氣，實務與學術界應該重視她們的努力，減少以缺陷觀點對待之。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實務上和學術上的建議。

本文以貫時性的描述，探討日治時期（前）至今台灣哺育知識變遷。研究者根據官方對於母乳哺育率的調查資料以及田野研究，將台灣哺育型態分為三個時期：母乳哺育期（~1970）、配方奶粉哺育期（1971~1990）和混合哺育期（1991~）。本文企圖分析哺育型態的轉折，以社會學的角度，將哺育知識的變遷帶入歷史時空架構和社會文化脈絡之中詮釋，並突顯行動者的角色及位置，描繪行動者與結構之間互相形塑的樣態。 　　從歷史的意義考察，本研究發現哺育型態的轉變和產程的質變聯結在一起。傳統時期的哺育知識（或母職建構）與生命歷程密不可分，存在於女性的「私相授受」之中，與女性的生活經驗交織在一塊，本文以「母性互助系統」稱之。然而隨著醫院生產成為主流，在產後病房中，則是應用兒科醫學的科學知識作為哺育指導方針。定時定量的哺育知識與配方奶粉的瓶餵實作，成為此時期的主流哺育知識，形成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工哺育時代。而在當今的混合哺育期，則由於母乳哺育訴求與固有產科結構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引導出哺育者對「新哺育專家」的需求，並詳細介紹國際認證泌乳顧問（IBCLC）目前在台灣的發展和執業狀況。 /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whereby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bout infant feeding have changed in Taiwan from the Japan-ruled period to recent years. By analyzing how the transition occurred in patterns, it highlights the role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within which the structure of feeding knowledge, along with construction of motherhood, has shaped and been shaped by social actors in different positions. Focusing 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we find that feeding knowledge has varied with the qualit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cess of birth-giving.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feed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urse of life of females,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rivate life, interwoven with their life experience. As in-hospital birth-giving becomes the mainstream, the “medicalized” and therefore “scientific” parenting authorities serve as guidelines for feeding and nurturing. Nevertheless, the idea that mothers should breastfeed their children remains unchallenged nowadays. It brings about the conflict between appeals for breastfeeding practices and obstetrics structure. Under this trend, new expert systems in feeding teaching, such as International Board Certified Lactation Consultant (IBCLC), emerge.

本論文旨在從心理分析和女性主義的立場探討女性的母職對兩性人格發展 及其再製產生的影響，主要根據Nancy Chodorow的論述為依歸作此主題的 推演。發軔於十九世紀的女性主義經歷第一波、第二波婦運的洗禮及經濟 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的衝擊，發展出各類因應時代變遷及婦女需求的理 論，由政權參與、經濟獨立、法律權利、婚姻自由、身體自主等議題一路 行來，歷經重重險阻，女性的母職始終是婦女排徊猶豫的十字路口，成為 今日女性主義者關注的焦點，因為它深刻地影響了女性的人格特質及兩性 關係的互動。 Chodorow以對象關係的理論基礎出發，佐以女性主義及社 會學的相關理論，融貫為其個人獨到精闢的見解。她由質疑女性母職的合 理性起始，詳細闡述女性的母職如何深植於人們的意識與潛意識之中的過 程及其對兩性人格發展及關係形成的影響。由於女性母職的排外與獨佔、 母親對兒子、女兒不同的態度，使得兩性在前伊底帕斯時期、伊底帕斯時 期的對象關係有不同的發展，其解決伊底帕斯情結的程度亦有所差異，此 導致日後兩性迴異的人格特質及感情關係。最顯著的差別是男性面對女性 時趨於防衛的態度，不善表達感情且將精力集於工作領域。女性則有在關 係中建立自我的需要，但是男性的封閉妨衛無法滿足女性的感情需求，若 轉向同性又有觸犯社會禁忌－同性戀之虞，女性惟有試圖由自己的孩子身 上尋得感情關係的滿足。由此，母子間密切的聯結再度形成，兩性的人格 特質及女性的母職便依此模式代代複製，循環不已。Chodorow認為解決之 道在於由兩性共同擔負撫育下一代的職責，使兩性孩童在均衡的親職中培 養相同的能力及平等的人格發展，以打破女性母職獨佔、再製的代代循環 ，創造嶄新、開闊的兩性關係。本篇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為前言，第二 章介紹女性主義興發的時代背景及各主要派別的基本論述；第三章說明心 理分析派女性主義的主要論點及心理分析與女性主義二者間的牽連；第四 章闡述Chodorow對女性母職產生、再製過程及其影響的詳細推演；第五章 為結論，評析Chodorow母職再製理論的貢獻和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