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方法部分，首先，本文針對國內現有之文獻加以蒐集，包括相關之教科書、專書、期刊雜誌相關文章、論文，以及一些具代表性的重要外國文獻，目的在整理及分析有關家庭暴力防治法基礎理論之問題，例如為何會有此法的形成、此法的架構及爭議問題何在等等，並進而提出本文之看法。 再者，執行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實務運作機關，最主要為警察機關、社政單位、以及法院。這三個機關間的工作配搭，是否天衣無縫，抑或尚有需改進之處，都是本文中欲探討的對象。筆者並將以能力內所能取得的警察機關筆錄、法院判決書、社工人員意見為資料，一一探討這些實務機關對家暴案件的處理態度，是否切合當事人需要，這些執行人員的性別意識為何、是否有性別偏見，執行人員的性別意識對家暴案件之處理有何影響。至於家暴案件中雙方當事人的觀點，例如受虐者所需救援措施、加害人的處遇計畫，也將藉由理論與實務的文獻資料予以探討。

本文針對家庭暴力防治法中與加害人處遇相關之法規範，進行整理摘要，並透過質性研究的深入訪談法，探討觀護人在家暴防治網絡及加害人處遇網絡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讓防治網絡及處遇網絡更加緊密的修法意見。 本論文之架構分為六章，分別為：緒論、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建構的網絡運作、家庭暴力犯罪理論與加害人處遇模式、從觀護人觀點看加害人處遇計畫及家暴加害人之觀護工作、觀護人在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可能扮演之角色及加害人處遇計畫法規範修訂方向建議、結論與建議，各章節撰寫重點分述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於此章先敘明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限制，並限定研究範圍及研究架構之方向。 第二章是從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精神與內涵出發，進一步探討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建構的防治網絡及處遇網絡，最後聚焦到加害人處遇計畫法源依據的介紹。 第三章為家庭暴力犯罪之理論解釋及處遇模式的介紹。由於有效的處遇模式必定是從犯罪原因理論衍伸而來，但犯罪行為的原因解式理論通常相當多元且百家爭鳴，因此，本章分別就家庭暴力的犯罪循環、社會生物學、心理學〈個人病理〉、社會心理層面〈人際互動〉、社會學、女性主義〈文化情境〉及系統生態觀點所發展出來的犯罪原因論加以介紹，賦與加害人處遇計畫發展之理論正當性。最後，再針對現有的處遇模式加以介紹。 第四章是從觀護人的觀點，透過對於質性研究訪談內容的分析整理，對於家暴加害人的觀護工作，以及觀護人目前在加害人處遇工作上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家暴專股運作情形、與防治網絡之結合情況〉進行描述與討論。 第五章是針對未來觀護人在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上可能扮演的角色、優缺點，提供加害人處遇計畫及觀護工作相關法規範之配套修法的建議，期能讓防治網絡及處遇網絡都更緊密。 第六章為本文之結論。於本章擬做一整合性之歸納摘要，整理出筆者的意見及相關配套措施之建議，期能從實務經驗中提供加害人處遇計畫及觀護工作相關法規範修法之淺見。 本文主要的研究發現有幾大部分。首先，從家暴專股觀護人實際從事加害人觀護、處遇的實務經驗看來，家暴防治網絡及加害人處遇網絡對於觀護人的角色其實是有所期待的，但受限於觀護人的工作執掌缺乏行為作用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中又沒有用特別法的方式，給予觀護人在刑事程序或社區處遇上的法定角色，家暴專股的工作僅能依據著政策的風向球來跑，在法務、檢察系統行政工作資源的相互擠壓下，甚至可能僅採取一些表面校度的作法， 讓觀護人無法發揮、培養其對於加害人監督、輔導的專業能力，相較於受訪者對工作的用心，著實可惜。 再者，目前家庭暴力案件走入司法可能透過民事保護令或刑事程序，加害人處遇計畫目前是屬於民事保護令之一款，處遇前的審前鑑定及後續處遇計畫的執行，目前都是由縣市政府的家暴中心（衛生局）負責辦理、協調各種專業鑑定、處遇的資源。單純走刑事程序進來的加害人，可能沒有機會接受鑑定，也不一定有機會接受處遇計畫。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章在刑事程序的部分，雖然有課予法務部要負責辦理家暴受刑人之加害人處遇計畫，但對於假釋、緩刑之受保護管束人，甚至是緩起訴的被告所需要的加害人處遇計畫，則漏未規定。雖然法務部有透過政策下達，要求地檢署觀護人每年必須辦理家暴加害人治療小團體，但對於團體的內涵、預期目標成效的要求卻相當鬆散，導致各地檢署家暴專股觀護人各自為政，其中如果是邀請心理師或社工師來帶領類似於加害人處遇計畫中的「認知輔導教育團體」，就可能造成有加害人重複參加民刑事的團體，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卻也可能有另一些加害人完全沒有接受處遇計畫的機會。 最後，本文也針對觀護人在家暴網絡中可能扮演之角色及相關配套修法提出觀察與淺見，期能做為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家庭暴力防治法實施多年，家暴事件數量逐年攀增，保護令是避免家暴事件再度發生的強制力量，而警察機關與社工人員是目前執行保護令的最重要的主體，對保護令實施之探討研究。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式，訪談對象以新北市永和區參與家庭暴力相關勤業務之警察與社工人員及聲請保護令之受暴婦女計10人為主，另增加學者2人之意見，以多面向取得資料。 一、研究發現 (一) 受暴婦女部分：受暴者對暴力行為多半採取隱忍方式承受而 未在第一次受暴後立即報案、受暴婦女直接向社工尋求協助的比例甚少，報案途徑仍以警察為多、婦女在親友的鼓勵與支持下，較會增強求助的動機、婦女因以離婚來結束家暴後，面臨最大的難題是經濟的壓力。(二) 警察人員部分：警察機關的員警以男性成員居多，而家暴案件的被害人又多為女性，在面臨龐雜事務情況下，員警處理家暴案件時態度多趨於保守而不露情緒，反造成不具同理心的誤解、對於家暴法與家庭暴力案件處理內容之瞭解，女性員警較男性員警熟悉流 程且執行態度亦比較積極、警察人員處理家暴案件時，對約制加害人再發生暴力行為具嚇阻成效。(三) 社工人員部分：社工因年輕社會經驗不足有時甚至使受暴者更感到無助、社工人員大多係資淺之聘用人員，家暴事件的複雜性，已超出年輕社工的生命歷練。 二、研究建議 加強宣導保護令的效能、確實執行加害人的「處遇計畫」、簡化處理程序及表格或表單之填寫及提升行政獎勵、安置場所與方式，應符合被害人之期待、建立網絡間聯繫窗口、強化專業程度、縮短審查核發保護令時間及延長保護令的時效。

本研究嘗試以1988年6月24日至2008年6月24日之間，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前後十年，《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親密伴侶暴力新聞為研究樣本，經分層抽樣後共取1,010則新聞，以內容分析法檢視兩報呈現親密伴侶暴力新聞的方式，並觀察此類新聞報導有何特性，而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前後，親密伴侶暴力新聞的報導方式有何轉變？ 　　本研究以責任歸咎方式、消息來源、親密伴侶暴力迷思、主要議題、「社會關注」指標與「廣義親密伴侶暴力」指標檢視1,010則親密伴侶暴力報導，並依新聞分布特性分為「議題醞釀期」、「法案倡議與通過期」、「法案實施初期」以及「法案實施三年後」四個時期。 本研究發現親密伴侶暴力報導主題面向上以「暴力事件與個案」為主，不同時期中的主題分布達統顯著差異，「法案倡議與通過期」及「法案實行初期」為四時期中「防暴落實過程」比例較高者，而「防暴執行阻礙／困境」在四時期的比例均在一成以下。個案導向的新聞報導於社會關注面向上以「立法規範與庇護／援助」、「當事者外的援助與介入」與「議題專家作為消息來源」上有明顯進步；但四個時期皆有90%以上的新聞未提到「施暴者終止暴力的方式」。 在親密伴侶暴力的歸因方式上，「個人框架」以「暴力事件與個案」為議題主軸。「體制框架」的議題較平均的分配在「防暴落實過程」、「相關政策／法令」以及「防暴執行阻礙／困境」。「文化／社會結構框架」超過五成的主題為「防暴落實過程」。「整合框架」中排名第一亦為「防暴落實過程」，其次是「相關政策／法令」。 　　媒體文本中呈現迷思為「責備受害者」，「加害者脫罪」，「美滿家庭價值」與「霧裡看花」。「議題醞釀期」僅近四成未提及迷思，而「法案倡議與推動期」有超過六成五的新聞未提及任何迷思，表現最佳。「責備受害者」在各時期皆為比例最高的迷思。 「未提及迷思」的消息來源以「專家與倡議團體」佔最多數，其次為「官方消息來源（政策層面）」。其他四種迷思「責備受害者」、「加害者脫罪」、「美滿家庭價值」與「清官難斷家務事」中，「官方消息來源（執法層面）」皆為最主要消息來源。不同框架間的迷思分布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體制框架」、「文化／社會結構框架」與「整合框架」皆超過九成未提及任何迷思。「個人框架」中有超過四成的迷思為「責備受害者」，其次為「加害者脫罪」。 　　消息來源方面，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不同，且達顯著差異。「議題醞釀期」前三名消息來源依序為：「官方消息來源（執法層面）」、「受暴者」與「專家與倡議團體」。而「法案實施三年後」排名第一轉為「受暴者」，其次為「官方消息來源（執法層面）」與「專家與倡議團體」。「法案倡議與通過期」及「法案實行初期」裡「專家與倡議團體」消息來源引用較其他二時期明顯提升。四個時期的「當事者人際網絡」比例均極低。 　　「個人框架」前兩大消息來源為「官方消息來源（執法層面）」與「受暴者」。「體制框架」中以「專家與倡議團體」（45.5%）排名第一。「文化／社會結構框架」中有超過五成的消息來源為「專家與倡議團體」，其次是「官方消息來源（政策層面）」，「其他與純粹記者描述」排名第三。「整合框架」中排名與「文化／社會結構框架」相同，且比例分佈亦類似。 基於上述結果，本研究嘗試對對媒體實務工作者與社政專業提出建議：在媒體報導上須延展報導的廣度與深度，與社政團體配合定期製作專題報導，引用暴力倖存者的現身說法，輔以專家或倡議團體的評論或意見以供參酌，以達到引發讀者興趣與教育知識兼具的成效。在報導暴力事件時，避免擷取與事件本身無關的敘述，並與社會新聞路線之外的其他記者整合，搭配相關議題進行報導。社福團體在近用媒體時可尋求另類發聲管道，並成立專業小組，及時回應媒體需求。並與媒體保持合作關係，定期提供其專業領域的各項資訊，適時提出澄清，掌握議題的定義與解釋權。

本論文研究的起點，始自我實習時聽到一位家暴社工抱怨參加「安全網」的網絡會議就像是去「演一場戲」。由於大學時代所學到的「家暴安全網」，是一個將家暴高危機案件篩選出來，藉由網絡會議進行工作交流與服務整合的方案。理想上，「家暴安全網」是將有限資源提供在需要密集服務的案件上，不解為何這樣提升服務效能的美意，卻淪為社工實務場上的「演戲」。於是，為了探究「社工為什麼要演戲」，我決定採用建制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並站在一線家暴社工的立足點上，解構這個「演戲」經驗如何在建制中被形塑。 當我實際投身成為一名家暴社工，與婦女工作的經驗，揭露了當前國家是如何治理「家庭暴力」，並以一種「安全至上」的意識形態，支配著整個網絡人員的工作。當各種建制的文本啟動，定義著婦女的「安全」，婦女的多元經驗便在「安全」的單一視框中被排除，以致「安全網」時常聽不懂婦女的需要，而網絡的資源也難以「投其所好」。 然而，一線的家暴社工，一面鑲嵌在「安全至上」的流程中，受到各種表單、指標與會議的規訓，一面又要與婦女的自主性並肩前行，在「建制最佳利益」與「案主自決」的角力下，「演戲」便成為社工在這場拔河下的生存方式。只要社工按照安全網所期待的安全劇本演出，婦女就有機會從安全網中「解除列管」。屆時社工就得以從各式的流程、指標中解放，讓工作回歸到相對低度建制的狀態，找回與婦女工作的彈性並減輕行政工作的負擔。 研究結果讓家暴社工看見自己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因著建制的流程為自己戴上了一副「安全」的眼鏡，產生了一連串權力關係所建構的知識，藉此看清楚社工所處的權力位置，進而長出抵抗的可能。 / The inspiration for my thesis came from a domestic violence social worker who complained that attending “Safety Network” conference is like acting in a show. From my understanding of “Domestic Violence Safety Networks” in college, these are programs for “high-risk” domestic abuse victims who are subsequently referred to the network conference. At this conference, the domestic violence network work together to explore possible safety options and coordinate resources for the victims. Ideally, the “Domestic Violence Safety Network” uses limited resources effectively.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a social work field, it becomes a “show act”. Based on this disjuncture, I decided to examine these conferences from a social worker’s perspective, using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the analytical approach, to clarify the issue of why social workers are acting in the Safety Network. I started my fieldwork as a social worker. Through my working experience, I found that nation's adhering to the ideology of, “Safety is the top priority” with regard to domestic violence, tended to control how network members nanny battered women. When texts are activated in the institution, high-risk classification typically centers on a battered women's “safety” need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others. Eventually, these “safety networks” fail to understand the multifaceted needs of abused women, and this, in turn, makes network resources more difficult to access. As a domestic violence social worker, safety and autonomy for abused women must be balanced. As a tool to mitigate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client’s best institutional interest” and the “client’s self-determination”, “acting with the safety script” appears to be a solution for social workers. In this way, battered women were able to remove their high-risk label while social workers were liberated from various processes and regulations. Hence, “acting” is the way by which social workers overcome this contradiction, bringing social work back to a less rigid set of working conditions, and increasing their overall flexibility in dealing with clients. The research maps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Safety Network,” determining where social workers stand with respect to this framework institution, how their “safety lens” are activated, and what aspects of it dominate their work. Once social workers understand how this framework functions, it may increase their potential for constructively opposing it.

家庭暴力已是我國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受暴母親往往被期待能夠照顧、保護子女，受暴母親不單要對抗暴力，更要努力扮演母親的角色。然而，受暴母親較少獲得到社會的支持，且社會普遍對她們抱持批判、缺陷的觀點；研究也甚少探究受暴婦女的母職經驗，絕大多數均著重在暴力對母親的負面影響與困境，忽略受暴母親堅強的母職能力。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深入訪談的方式，企圖瞭解在暴力情境之下，母親正向的母職經驗展現，並且探討受暴母親如何不受暴力摧毀，依舊能夠積極、持續地扮演母職角色。研究最終訪談十位受暴母親，研究結果發現： 1.受暴母親在父權文化下，其母職經驗面臨到許多的挑戰，但母親得以突破許多困境，她們在經濟、照顧、子女目睹暴力特殊議題以及發展保護策略上均有正向經驗。母親即使遭受暴力，依舊可以理性評估環境、進一步從中反思、學習與成長，展現出正向且積極的能力。 2.激發母親正向經驗的相關因子共有六項，包括：「個人因素」、「過程因素」、「子女因素」、「環境因素」、「配偶因素」以及「社會文化因素」。因素與母職展現有關聯性，隨著各因素的影響程度，母親的母職展現亦有所不同。 3.整體而言，環境支持的穩定、持續與適切最為重要。受訪者母職展現可分為四類型：「忍辱重負」、「學以致用」、「突破重圍」以及「自立救濟」。受暴母親的母職展現會隨因素的消長而在各類型中交替變動。 研究結果證實受暴母親並非不適任或沒有能力，相反的，她們是相當有智慧與勇氣，實務與學術界應該重視她們的努力，減少以缺陷觀點對待之。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實務上和學術上的建議。

對於社工,一般大眾的瞭解不深,常伴隨著「做好事」、「幫助窮人」、「有愛 心」等刻板印象;或是負面的「拆散家庭」、「多管閒事」、「官僚」;甚至有許多 人以為社工就是志工,是不支薪而樂於付出的一群。創作者自幼長期接觸社工與 其工作環境,盼透過影像創作方式,呈現台灣社工所面臨的某些現實。 《標準量表》從一兒虐案出發,以類紀錄片的方式帶出相關人事物,討論案 中每個角色所面臨的困難與心理衝擊,以及案發後所有人如何適應、回歸、繼續 生活。特別將視角集中在負責本案的基層社工,以她為敘事中心,講述一個社工 與家暴家庭的互動故事,呈現社工在個案服務工作中的心情轉折,讓觀眾有機會 認識這些心理負擔與壓力。並期待透過本片,建構一個兩難的世界,畢竟真實社 會中的習題,往往不是結束在一個定點,而是事情發生後,人們怎麼繼續走下去。 /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social workers, who sometimes been thought of “doing things good”, “helping the poor”, “kind and compassionate”; or accompanied with some negative thought, “destroy families”, “make uncalled-for meddling”, and “officialdom”. Even some people think social workers are volunteers, who are happy and willing to help people without salary. The writer of this story has contacted with social workers since she was a child and tries to show some reality of them by visual productions. Standard Scale of Humanity is a story of a basic level social worker and a child-abused family, and produced by skills of mockumentary. The film lets every character in the case talks about her stories, feelings, and how to back to the normal life after the tragedy, so the audiences have chance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pressure, load, and difficulties of social workers and offenders. Moreover, the production hopes to create a situation of dilemma, because things not always stop at a particular point in the real world, after all,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know how to live after something bad happened.

「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服務」乃是透過社工人員協助，在確保安全之前提下提供高衝突家庭親子會面。本研究旨探討家暴相對人進入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服務後，接受服務的經驗及改變內涵，並分析其中影響相對人改變之因素。本研究運用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採用半結構式訪談大綱，訪談了五位參與服務之家暴相對人及四位社工。運用主題分析法進行資料之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1.接受服務之經驗：相對人明確指出了會面服務的助益及社工協助的重要性，正向經驗的累積成為循環；負向經驗來自會面中的挫折，也看見相對人面對家暴指控及社工預設立場的掙扎與無奈。 2.家暴相對人的改變內涵：相對人自述的改變包含人際互動、復原力、自我成長及親子互動的提升；社工則觀察到親子關係提升、與同住方關係提昇、專業關係提昇、自我成長等改變內涵。子女和同住方也因會面而受益。 3.影響改變之因素：影響因素可分為兩大類：促進改變與阻礙改變。分析相對人訪談資料，促進因素為社工專業關係及維繫親情的動力；阻礙因素為聚焦於衝突及怨懟、父母雙方衝突及司法訴訟。社工則認為促進因素為社工專業關係、維繫親情的動力、相對人狀態的改變及支持資源；阻礙因素為過度聚焦於負面想法、同住方的阻礙、司法訴訟及自身侷限。 研究結果證實會面服務有助於相對人同理心及親子關係的促進且利於復原力的發展，形成正向循環。維繫親情的情感連結及身為父母的責任感是激發改變的基礎，社工的工作技巧運用在改變過程中佔有一定的影響力。過度聚焦於衝突及怨懟則阻礙改變動力的形成。最後，研究者依據本研究之結果提出實務與政策上之建議。 / The Supervised Visitation Program (SVP) provides parent-child meetings for high-conflict families with social workers’ help to ensure safety on the premises. This study addressed batterers’ experiences with SVP services and the changes they experienced because of the SVP service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ose changes. In-dept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five batterers and four social workers involved in SVP were conducted using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schedul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nterview data in a thematic analysi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Experiences receiving the SVP services. The batterers explicitly pointed out the helpfulness of the SVP servic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cial workers’ assistance. Positive experiences were cyclically accumulated. The negative experiences were accumulated from the sense of frustration present during the meetings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struggles and helplessness related to the accusations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the perspectives and opinions of the social workers. 2.Changes experienced by the batterers: The batterers stated that the changes they experienced included improve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bility to recuperate, personal growth, an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The changes observed by the social workers included the batterers’ personal growth and improvements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relationship with roommates, and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The batterers’ children and roommates also benefited from the SVP. 3.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 chang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classified as promotive factors or obstructive factors. The analysis of the batterer interview data found that the promotive factors included the social workers’ professionalism and motivational influences on maintaining family affections. The obstructive factors included overemphasis on conflicts and resentments, inter-parental conflicts, and judicial litigations. In the social workers’ opinions, the promotive factors included the social workers’ professionalism, their motivational influences on maintaining family affections, changes to the batterers’ states, and their supportive resources; the obstructive factors included excessive negativity, obstructions by roommates, judicial litigations, and the batterers’ personal limitation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SVP was beneficial for promoting the batterers’ sense of empath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for developing the ability to recuperate, thus creating a positive cycle. Family affections and a sense of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were the basis of stimulating the batterers’ changes, and the social workers’ professional expertise exerted an influence on the process of the changes. In contrast, overemphasis on conflicts and resentments obstructed the formation of motivational influences for change. Suggestions for practice and policy are presented based on the study’s results.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家庭內殺人案件不論是因為不堪家庭暴力殺夫，或是出於忌妒憤而殺妻，抑或是不滿叨唸而砍殺父母，不僅係為家庭暴力事件，亦屬發生於家庭成員間最嚴重之暴力犯罪事件。在家庭暴力事件層面，不乏從家庭暴力加害人、被害人或兩造互動關係等觀點，探討家庭暴力加害人實施或家庭暴力被害人身處家庭暴力環境之原因，然以家庭暴力刑事案件層面，則聚焦於刑事司法如何評價犯罪行為人殺害家庭成員之行為，特別是兩造間具有親屬關係、犯罪動機與被害人之行為具有密切關連，或是犯罪行為人犯罪行為時受有被害人挑撥或刺激等。 惟據衛生福利部針對家庭暴力事件通報總數，法務部對於家庭暴力刑事案件新收案件、起訴率之計算，以及司法院關於家庭暴力刑事案件裁判結果等統計數據，尚無法有助於掌握我國家庭內殺人案件發生情形或犯罪情狀，是本文透過整理我國90年至104年之實務判決，以發現我國家庭內故意殺人案件之被害人參與或促發的成分，透過整理歸納家庭內殺人案件存在之被害人刺激因素之行為型態，分析現行法院面對或評價犯罪行為中之被害人刺激因素有待檢討或釐清之處，進而借鏡外國立法例關於被害人激怒抗辯規定、學說文獻對於被害人激怒抗辯部分免責理論基礎之探討，輔以外國法實務判決適用被害人激怒抗辯情形之觀察，以求立證家庭內殺人案件中關於被害人刺激因素應有利於犯罪行為人量刑。 / According to the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Act, the domestic murder cases, whether or not because of unacceptable domestic violence or jealousy to kill his or her spouse, o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slaughter of parents, not only for domestic violence, also occurred in the most serious violent crime among family members. Aspect of domestic violence, many scholar pay attention about the injurers of domestic violence, or the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o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injurers and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On the other hands,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concerned about the behavior of defendants who kill family members, especially those who have a kinship relationship, the motive of the crim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ictim's behavior, or the defendants provoked or stimulated by the victims. Based on Government agencies publish statistical data, it still can not help master about domstic homicide cases or crime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In order to find the factors of victims in sentence, so that we try to search the judgment of domstic homicide cases upon 1991 to 2015, and figure out the short of these judgment about the evaluation of the victims’ behavior. Further more, through the foreign legislation on the defense of provocation, and the theory about the reason of the excuse of partial defens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fense of provocation,it could be proved that the defense of provocation from victims in domestic homicide cases should be conducive to defendants’sentencing.

以家庭暴力或親密關係暴力為主題的相關文獻相當豐富，但關於互為相對人案件的探究仍屬少數，因此，本研究以互為相對人案件的處遇模式為題，希望能更加瞭解互為相對人案件的情況，以及整理出社會工作者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會運用到哪些資源，以及透過哪些服務方式滿足互為相對人個案的需求。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訪談了八位分別在被害人服務單位以及相對人方案任職的社會工作者。研究結果如下： 社會工作者在提供互為相對人案件服務時所面臨的價值議題包含： 1.互為相對人案件的樣貌差異：社會工作者必須面對互為相對人案件中的兩造，在權力彼此抗衡下所呈現出的樣貌，包含「被害人不再弱勢；相對人不再強權」以及許多「工具性的通報進案」。 2.相對人社工角色的衝突：受訪的相對人方案社工在以被害人為服務主體的家暴體制之下，在提供互為相對人案件服務時必須面對的便是與被害人體制的衝撞，以及「要以誰為案主」的價值選擇議題。 在提供互為相對人案件服務時所運用的處遇觀點則包含 1.選擇能夠接受的處遇觀點：受訪社工在提供互為相對人案件服務的過程中，最常以女性主義觀點、優勢觀點以及系統觀點等三個處遇觀點作為提供服務的依歸。 2.服務方向：整理出社會工作者在提供互為相對人案件的服務過程中包含了六個面向，包含釐清哪方為相對人、保持中立超然立場、評估的面向依對象而異、促進兩造達成共識、轉介相對人服務以及夫妻協談，每一個面向都是受訪者在提供互為相對人案件服務時所會運用到的。 最後，研究者結合上述研究結果以及受訪社會工作者的建議，在最後提出本研究的限制與建議，提供實務工作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未來研究者參考。 / Since past till today, there has a great number of family violence or intimate violence literature and analyses, but mutual violence. Consequently, this research is studying with the intervention model for couples with mutual violence, in order to much more understood the situation of mutual violence cases, and sort out how social workers use resources or service model to meet service user’s need. This research interviewed 8 social workers vi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ho were worked in victim service organizations or batterer program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issue about personal value will be met when social workers provide mutual violence cases services include: 1.The different pattern between mutual violence cases: social workers need to face the both side of mutual cases, and have to figure out the pattern of power contention. These conditions includes ” victim no more weakness and batterer no more powerful” and a lot of “ instrumental purpose report”. 2.The conflict of batterer social worker’s role: under the family violence system, the batterer program social workers need to fight with the victim system, and deal with the issue of “who should be the service user?” The intervention perspective including: 1.Choose an intervention perspective can be accepted: Feminist perspective, Strength perspective and System perspective are the most often used in mutual violence service process. 2.The service orientations: clarify who should be the batterer, maintain neutrality, different service user with different evaluation, promote the consensus between both side of service users, referral to batterer program services and couple counceling. These six orientations were applied in social workers provide mutual violence cases services process. At last, this research lists out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and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which are according to all of the results and social workers’ advises to social workers, policy maker and researcher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