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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認同與鄉土教育——米德與哈伯瑪斯的對話林純英, Lin, Chwen-Yi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究鄉土教育中應具備的教育性思維,凸顯以學習者為主要關懷的教育精神所在。蓋民國七十六年解嚴之後,以重視台灣主體性為主要訴求的鄉土教育逐漸受到重視;甚至在民國八十年代形成討論的高峰,官方亦將「鄉土教學活動」與「認識台灣」正式納入國民教育課程中。然而,在政治意識型態的爭辯中,教育的焦點被模糊了;鄉土教育在政治角力中成為企圖主導學習者認同(identification)的手段。在此背景下,研究者源於對學習主體性的關心,首先探究台灣鄉土教育由被貶抑到普獲重視的過程中,前後影響自我認同(self-identity)的諸多背景因素(包括政治、經濟、教育、社會文化等)。並從相關教育思想(以自然主義、存在主義、批判教育學為主),深化正向「自我認同」在鄉土教育中的核心地位。進一步以米德(G. H. Mead)、哈伯瑪斯(J. Habermas)之社會學理論的探討,瞭解自我認同的基礎條件、歷程、危機、機制與影響,以建構對鄉土教育完整性的理解。希望在「過度政治化」與「忽視符號問題」的兩極論述外,補充兼具微觀基礎與鉅觀批判的、具理論完整性的論述。
本研究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外,第二章分析台灣鄉土教育的潮流。茲分四節,「大中國主義式教育的反動」不僅在內容上爭取台灣主體性的教育,更在制度上反對中央集權式的教育模式。「族群文化的追求」同樣以建立正面健康、具有尊嚴的的自我認同為目標。但除了政治、文化霸權的操控外,族群文化尚受到經濟結構轉變與流行文化的影響。「疏離生活世界的反省」指出了台灣人對於歷史意義斷裂、人際關係疏離與教育活動僵化的檢討;政、經批判之外,尤其展開功利主義的省思。欲重新在傳統精神中、人際互動裡及鄉野自然的懷抱下,拾回作為一個與鄉土緊密聯繫的、完整的「人」。「共同體的呼籲」則強調團結實踐、投入鄉土的重要,與多元鄉土間和平共處的理想。但在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問題牽扯的背後,四個面向應有其一致的教育關懷,即「自我認同」的議題。尤其在實際運作上,主體仍岌岌可危,顯見一般對鄉土教育真正的認識尚有不足。
第三章以「自然主義的關心」、「存在主義的關懷」與「批判教育學的關切」等教育哲學的角度,思考鄉土教育的有機性,使之更具意義與生產性。並以此基礎提出鄉土教育與自我認同的相關性,包括:
一、 危機中的主體
二、 鄉土教育應肯定每一個體
三、 鄉土教育是自我認同的基礎
四、 鄉土教育激發主體能動性
五、 鄉土教育強化自我與社會的聯繫
六、 鄉土教育培養個體對自我與鄉土的責任
七、 異質相處的共同體問題
本章並分析以米德與哈伯瑪斯學說做為自我認同理論探究的幾點後設認知。
第四章以米德的符號互動論為基礎,輔以哈伯瑪斯對於結構性問題的批判。第一節「自我的起源」:米德反對傳統的意識哲學,分析自我形成的社會性,其基礎在於人類可藉「姿勢互動」(gesture interaction)並「自我反省、參照」的能力,達成「主我」(I)與「客我」(Me)的對話。第二節「自我認同的發展」:米德以為自我認同的歷程在於「掌握更廣共同體的態度」。指出在互動經驗中,學習了「角色扮演」或「角色取替」(play a role or role-taking)的能力,並在遊戲的階段(game stage)掌握了「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的概念,因而瞭解自我在社會中的位置而完成了自我的觀念。米德認為自我認同是「主、客我統合」。哈伯瑪斯則強調自我的個別性,主張超越僵化「角色認同」(role identity)的「自我認同」(ego identity)。其實,米德的角色認同是活化而開放的概念,但其理論缺乏對結構性力量的批判,未分析「概化他人」中的宰制因素及其傷害自尊的深層意義。所以第三節「認同的危機與轉機」:先談米德對於「符號」此聯繫與創造媒介的主張。再以哈伯瑪斯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分析,指出(一)自我認同相關趣向(interests)的萎縮,及(二)符號扭曲與無意義感等自我認同的危機。此危機與「合法化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及「動機機制危機」(motivation crisis)息息相關。故要恢復健全而隨境互動的自我認同機制,除了個人層面的「自我反省」與實踐外,尚須在制度面上建立理想的溝通機制。第四節「溝通行動與共同體」:米德認為「理想的社會」有兩個條件,(一)是創造性個體的充分表達;(二)是被其他成員所理解。故米德認為溝通(communication)是人類的理想,能協助社會的進步與個人的成長。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不僅得力於米德對生活面的互動、活動的關注,更進一步以其「理想社會」的特徵,建構溝通行動與論辯的條件。其中,集體認同必須建立在「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尊重,允許不同意見與立場在開放的溝通空間中彼此參與。米德認為,我們必須選擇讓人類「一體感」的凝聚力導向於「溝通互動」,而非內部團結卻對外暴力相向的非理性運作。至於溝通的結果與共識,米德反對教條式的宣稱,如同所言「We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but we know we are on the way.」
第五章「結論」,第一節以理論所得,從歷史的角度詮釋與反省台灣鄉土教育中自我認同議題。第二節則以理論的角度,試圖描繪鄉土教育中應有的思維與考量,使自我認同的教育更具周延性。研究結果如下:
一、 關於認同的基礎與界線:確切、獨特與無限的時空
二、 關於自我認同的機制:個別化「符號」與「互動」兼顧
三、 關於批判:兼及「系統」與「生活世界」的反省與重建
四、 關於他者與共同體:多元並存也力求溝通
五、 自我認同與鄉土認同的永恆辯證
六、 自我肯定、共創願景的鄉土教育
最後第三節以「歷史與理論的交會」,談鄉土教育問題和相關論述的發展脈絡,及與本研究的關係。並分析鄉土教育由熱烈討論到逐漸沈澱的過程。希望鄉土教育一詞的熱潮消退之後,教育對自我認同的基礎仍能持續關心與重視。讓鄉土教育最初的關懷:學習者主體性的追求,能夠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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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性的追尋:台灣鄉土教育理念的實踐與發展 / In search of subjectivity:王雅萍, Ong, Nga Pi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台灣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教育從教育權的角度思考,可分個人主體和國家主體,台灣過去的教育面臨個人主體和國家主體的雙重主體模糊。
台灣在解嚴後的22年內,一共換了9位教育部長,除了是教育改革問題外,也呈現了在台灣教育領域中台灣的國家想像(nation image)與國族主義(nationalism)之間的複雜糾葛。
二次大戰後,鄉土教育在台灣的發展,分成六個發展階段,從台灣的主體性追尋的角度來看,「九年一貫制」實施前後,是本研究討論與觀察的重點。
本研究全文有五章,先整理鄉土教育政策發展歷程,再討論「師資」、「教材」、「施教老師與受教學生」三個面向,發現「台灣主體性」教育哲學的建構,展現解嚴後在「人的主體性」和「國家主體性」在教育領域的辯證互動。 / From the aspect of education rights, the education with Taiwan as the subject is involved with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national subjectivity. In the past, education in Taiwan blurred both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national subjectivity.
Since the Martial Law was abolished, there have been nine ministers of education, in part because of issues on education reforms. Moreover, it underlines the complex twist of nation image and natoionalism in Taiwan’s education system.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angtu education, education about neighboring communities and the land we live on, in Taiwan has entered the sixed stage. In the prospect of in search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aiwan, the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9-year integrated curriculum are worth making observations on. Thus, this thesis looks deeper into these periods and discusses them.
There are five chapters in the thesis. First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angtu education policy presented. Then come the discussions in the aspects of “teacher resources,” “material,” and “those who teach and those who are taught.” That results in the possible ways which may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philosophy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aiwan.” The debates in the education field about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national subjectivity” after the abolishment of the Martial Law are also shown in the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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