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由成立金融重建基金，以公共資金協助解決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問題，涉及問題層面廣泛，且此一方式在架構與執行效果上仍有諸多爭議。因此，本文認為有必要對金融重建基金制度，與台灣金融重建基金三年來運作效能作一番評估及研究。 台灣金融重建基金在分類上，因不具回收性質，屬於補償性基金；而其委託代為執行的中央存保公司，則因政策目標與處理方式，具有快速資產處理型與集中處理公營資產管理公司的特色。因此，台灣金融重建基金之優點為能快速且大規模地處理問題金融機構；其缺點為難以隔絕政治力介入的影響。 本文最後從台灣金融重建基金以及台灣金融業不良債權處理之現況，與台灣金融重建基金設立之目的相互檢視，來評估台灣金融重建基金運作三年來之效能。本文認為台灣金融重建基金成立當年金融機構逾放比高達8.16%，其中基層金融更高達16.39%，而金融重建基金成立後立即且大規模的接管動作，即時穩定了當時岌岌可危的金融體系，避免了一場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而隨著高企的拍賣成功，正式宣告台灣金融機構退場機制正式啟動。搭配政府相關措施，降低總體金融機構逾放比。然而因規模不足導致後續未能再採行大規模的接管動作，限制了金融重建基金發揮更大的效能。

不論在台灣或是世界各國，金融業之營業稅稅制皆是個饒富爭議的問題。就我國而論，在短短的七年之內（民國八十八年至民國九十四年），對於金融業所採行的營業稅稅制就已歷經四次重大更動。與國外不同的是，我國之金融業營業稅稅制實富含經濟政策之目的性，亦即我國一方面以減免稅款等稅式支出方式，冀求提昇金融業之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亦以稅款撥充金融重建基金及強制提列壞帳等方式，期能達成金融改革之成效。此等措施使得我國之金融業營業稅稅制，有著與他國不同之特質，而本研究即以此特質為基點，觀察我國歷次稅制變動中所引發之股市反應，並進而探究該股市反應與金融監理政策間之關聯。 研究發現，稅負政策之更動的確會影響金融類股之股價，不過市場之反應方向似乎與稅負效果之預期結果不盡相同。究其原因，可能係因我國金融業營業稅政策所具有之特質使然。以營業稅徵免為手段之金融監理政策主要可區分為兩方面，即金融重建基金之建立（此關係2%續徵部分之營業稅稅款），以及強制打銷或提列呆帳之規定（此關係3%免徵部分之營業稅稅款）。研究顯示，此兩者的確對於市場產生了不等之影響。就前者而言，稅款之續徵提昇了體質不良之金融機構日後獲得救援的機會，使得市場對於稅款之續徵採取了正面評價之態度；而後者則迫使銀行承認其以往所低估之壞帳，並將其呈現予投資大眾知曉，此將使得市場對之採取負面之評價。由於同時存在此兩股方向相異之力量，故市場對於營業稅稅制改變之反應方向將變得極具不確定性。即使在稅負增加之政策演變事件中，市場亦可能考量金融重建基金在未來所可能產生之保障，而未必呈現負面之評價；而在稅負減少之政策演變事件中，市場亦可能因洞悉銀行以往所進行之盈餘操縱，而給予負面之評價。

回顧我國對於問題金融機構之處理經驗，自一九八○年代之第十信用合作社及多家信託投資公司倒閉事件、一九九○年代信用合作社及中小型銀行倒閉、二○○○年代起由金融重建基金介入處理四十八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及至近日主管機關對台東企銀、花蓮企銀、中華銀行、中聯信託、亞洲信託及寶華銀行所進行之接管及標售，已累積豐富的實務處理經驗，而法制架構亦因經驗的累積而逐步建立。惟在歷次問題金融機構之處理過程中，法制上似仍存有若干不明確、有爭議或有待解決之問題，且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已經退場，未來有發生金融機構經營不善情形，將回歸存款保險條例及銀行法清理程序處理。則我國目前實務運作模式是否合理，相關法令制度是否已臻完備，均有加以探討之必要。 為使經營不善之金融機構平和順利退出市場，以消弭金融風暴於無形，政府除陸續修正銀行法增訂問題金融機構之處理規定外，並於九十年七月公布施行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及於九十四年六月修正通過本條例，以擴大基金財源，提高基金運作效能。此外，為強化中央存款保險公司風險控管機制及履行保險責任能力，以加速處理問題金融機構，已於九十六年一月公布施行存款保險條例修正案。同時，為使主管機關於金融機構財務、業務惡化時，得以及早介入干預，並建立以資本適足率為指標之財務標準，主管機關已著手修正銀行法建置立即糾正措施。因此我國對於問題金融機構之相關退場處理機制已漸次完備，惟其中仍涉及相關法律上疑義有深入探討之必要。 本論文以我國目前處理問題金融機構退場之主要法律規範，即銀行法、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及存款保險條例之退場處理規範為基礎，先從制度面說明各項制度之運作方式及處理流程，再進一步分析其中所涉及之相關法律面之疑義，及實務運作所引發之問題。以近距離之觀察結果，對目前法制上及實務運作上之盲點加以檢討剖析，以供日後修法及制度設計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