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兩國國境相毗鄰,關係密切,因其文化交流之頻繁,早己形成一東方文化圈。古來,文化之中心為中國,韓國為中國文化圈之邊緣文化,有人更謂韓國文化及中國文化之一變型。
中國為文化古國,其政治、經濟、社會、學術、宗教等、自然影響及周邊國家,周邊國家吸收之後,又各依其國情而有不同之發展。或不待文化之自然傳播,而逕至該文化中心留學,作深入而有系統之薰習。韓國即受中國文化影響,且大量派遺留學生前往中國,彼等學習之範圍頗為廣,汎自儒學、佛教、朱子學、陽明學、考證學、乃至近代之天主教、西洋文,化皆直接沿襲於中國。
以是,吾人欲探討韓國之文化與學術,則必先瞭解中國之文化與學術,進而研究兩者之相關處。韓國方面,研究韓國文化者綦多,然關心於兩國文化之關係者較少;重以二次大戰以後,鼓吹民族自主性之呼聲甚,高而排擊事大主義之潮流遂風靡學學術界。故韓國學者往往偏重中國文化短處之檢討,而忽略其功能與長處。惟就學術而言,應同時顧及正面與反面,方可得其真相,此本論文所由作也。
為明悉中椲文化交流之真相,本論文特以司馬光之資治通鑑為題,分析其對於中韓學術之影響。資治通鑑問世之後,中國方面,形成通鑑學,自古以來,一直深受學人注意;而韓國方面,通鑑學東傳之後,亦普獲重視。然而,近世以還,韓國學人關心者少之又少,誠憾事也。
故筆者側重於闡發:
(1)通鑑精神之變遷過程。
(2)通鑑學與當時政治、學術、思想之關係。
(3)通鑑學東傳以後之演變情形。
其中,尤注重通鑑精神中之正統論與華夷觀;於韓國通鑑學,則著力於通鑑東傳以後,通鑑精神之昇華過程。於通鑑學之考證與訓則非其所及。
本論文所利用之中國資料,以直接材料與通鑑之論著為主;韓國方面之參考文獻,率皆原始資料,又李朝時代之文集中,有相當豐富之相關篇什,亦酌予採用。
本論文,除導論、結論共分四章,前二章論中國之通鑑學,後二章敘述通鑑學東傳之後,於韓國方面之發展。今簡介如左:
導論:考察唐未以後與北宋前期中學術思想之潮流,所以見資治通鑑之著述淵源也。
第一章:研述司馬光撰修資治通鑑之環境,以及時代背景,發現資治通鑑并非單純之史書,而為政治教科書。於彼時政治狀況下,司馬光擁護傳統,以資治通鑑表達其政治理論,反對王安石之急進改革。而北宋皇帝亦皆認定資治通鑑之資治機能,多方關
心,并用為強化君主權之理論依據。
第二章:證明宋室南遷,與金國對峙中,朱子集新儒學之大成,一面樹立道統論,確定學術正統;一面撰著資治通鑑綱目,強調國家之正統,復主張華夷觀,鼓吹民族精神。而後略述元明之通鑑學。明亡,土夫之撰讀通鑑論,檢討中國歷中大之興亡原因,於,此特論船山先生之正統論、華夷觀、未來觀。
第三章:考究資治通鑑之東傳時期,約距資治通鑑初刊完成後三十∼五十年,蓋高麗仁宗時(代南宋初),金富軾已依資治通鑑撰三國史記故也。此後,高麗內憂外亂,資治通鑑不甚為人所重;迄高麗末、李朝初(元末明初),李成桂掌權,崇儒排彿,方大力吸收資治通鑑。既而,朱子學以及其通鑑綱目播遷,亦為李朝所信奉。因李朝熱心推廣通鑑學,於學術、教育、政治、印刷術之等造成極大影響。
第四章:說明通鑑學東傳後,於學術、思想之影響。由元末歷明朝(李朝前期),不獨吸收并模倣通鑑學,而修東國通鑑等書。及明末清初以降,李朝士大夫一者批評明商輅之續綱目,而崇奉朱子學以及朱子綱目,本其綱目凡例,撰修宋、元歷史,確立正統論、華夷觀,發揚朱子之精神。再者,尤強烈維持慕華思想,蔑視滿清之文化不似中華,自謂「小中華」,以中華文化保存者自任,發揮李朝之主體意識。
本論文之完成,蒙熊師翰叔、高師仲華、方師杰人之指導,舉凡資料之蒐集、大綱之擬定、文字之修飾,皆一一加以斧正;羅所長宗濤博士,亦多方校正、斟酌,裁成之德,曷曰敢忘。另有曹愉生、程南洲、王國良學長,梁煌儀、耿志堅同學之連夜校正,俾本論文順利付,梓并致謝忱。由於腹笥誠虛,疏漏之處,所在多有,望大雅大雅君子指教,匡我不逮。
Identifer | oai:union.ndltd.org:CHENGCHI/B2002008190 |
Creators | 權重達, Quan, Zhong-Da |
Publisher | 國立政治大學 |
Source Sets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ies |
Language | 中文 |
Detected Language | Unknown |
Type | 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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