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援引Hahn and Lee(2006)所制定出來的模型及概念，探討Fama and French(1993)中的市值因子與市淨比因子能否以違約利差及期間利差替代作為投資機會的預測變數，並以經濟意涵試圖去解釋風險與報酬之間的關聯。本文使用的總體經濟變數以及公司基本面因素包括：公司規模因子(SMB)、淨值市價比因子(HML)、市場風險因子(market risk factor)、違約利差(default spread)、期間利差(term spread)。除此之外，本文亦從時間序列到橫斷面股價報酬採相似無關回歸法(SUR)探討規模因子與淨價市值因子對股價報酬的影響，觀察總體經濟變數能否替代公司特徵因子對股票超額報酬產生解釋能力。 本研究以台灣股票市場為研究樣本，資料期間為2006年1月至2014年12月，並排除掉2008和2009年金融海嘯的影響，共84個月的月報酬資料，以上市上櫃公司共752家為研究對象。實證結果可發現：(1)時間序列分析下，本研究的價值型股票(value stock)具有較高的風險溢酬，成長型股票(growth stock)具有較低的風險溢酬，高市淨比的公司因財務困境風險其報酬會比低市淨比的公司來的高；而台灣上市上櫃公司也存在顯著規模效果，小市值公司因違約風險具有較高的風險溢酬，大市值公司擁有較低的風險溢酬。(2)從橫斷面分析，在FF3模型下，市價淨值比因子(HML)與股票報酬呈現正相關，公司規模因子(SMB)及市場風險與股票報酬負相關。在Hahn and Lee(2006)的替代模型下，違約利差、期間利差皆與股票報酬呈正相關卻不顯著，市場投資組合R_m則與個股報酬負相關，與過去研究相反。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 Fama & French 三因子模型中,其所提及之高市淨率公 司相較低市淨率公司的風險貼水(HML), 規模效應風險貼水(SMB)兩因子,究竟可 以用哪一種總體經濟風險貼水來表徵?小公司相較大公司而言,因為其財務體質、 財務槓桿、乃至於信用狀況都普遍比大公司還要來的差,因而產生潛在的報酬差 異,但這個報酬差異,究竟是哪一種風險的風險溢酬?而成熟型股票相對於成長 型股票而言,因其已經處於成熟階段,往往此一階段之公司賬面舉債高,故價值 型股票之公司往往面臨巨額的利息費用,可以想見其獲利能力普遍會比成長型股 票還差,既然獲利能力較差,又因為價值型股票通常舉債程度都相對高的情況下, 到底哪種風險是造成價值型股票必須給予風險溢酬?依據本文的實證發現,上述 兩種狀況分別為成熟型公司相對於成長型公司,存在財務困境風險貼水,因為成 熟型公司是高市淨率(high 市淨率(B/M) ratio)而成長型公司是低市淨率(low 市淨 率(B/M) ratio),所以高市淨率公司相對於低市淨率公司確實存在風險貼水,依照 Hahn & Lee (2006),其發現此風險貼水可以利用期限利差(term spread)來代表, 另外,規模較小的公司相對於大公司而言也必須要給予額外的貼水,此稱為違約 風險貼水(Default Spread)。Hahn & Lee (2006)研究發現,小公司相較於大公司、 低市淨率相較高市淨率確實都存在貼水,本文的研究目的即為探討其在台灣股票 市場的真實性。研究期間為西元 2005 年至 2014 年,研究樣本為此期間上市公 司共六百多間的股票報酬率。 透過本篇研究的實證結果發現,在台灣的股票市場中,在大公司與小公司之 間,確實存在著風險報酬之差異,另外,在高市淨率與低市淨率的公司之間,也 存在著報酬之差異,因此我們可以試著思考,違約風險貼水以及財務困境風險貼 水是否真的存在。

從Fama and French(1993)提出三因子模型以降，便持續有質疑的論點認為三因子仍然不夠完整且不夠有說服力，除非能夠找到更多潛藏的風險因子。這樣的批評是因為SMB、HML是依照「規模(size)」、「淨價市值比(bm)」等『特徵』分類之投資組合的報酬，而這卻和系統風險沒有足夠經濟意涵上的關聯。Hahn and Lee(2006)研究認為違約利差(default spread)、期間利差(term spread)兩種利差可以替代規模 (size)、淨價市值比 (bm)的角色去解釋風險與報酬抵換的關係，因為違約利差(default spread)、期間利差(term spread)已為眾人所知可以預測總體股票市場報酬，甚至這兩個變數已經長期被視為信用市場狀況以及貨幣政策效果的指標，也就是說這兩個變數可以捕捉市場報酬對於信用市場狀況、利率的變化。 故本文採用Hahn and Lee(2006)的研究方法，探討違約利差與期間利差是否能夠解釋SMB、HML兩個變數與景氣循環的關聯，如果可以解釋，代表利差可以進而代替SMB、HML成為資產報酬的解釋變數，甚至更富總體經濟意涵。 實證結果發現，違約利差的變動Δdefault spread對SMB顯著，兩者為正向關係；期間利差的變動Δterm spread對HML顯著，兩者為正向關係。小規模公司由於資訊不對稱的緣故，對貨幣政策以及景氣循環都有不對稱的反應，面對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小規模公司的信用條件惡化、暴露在違約風險之中，迴歸實證結果亦發現此時小規模公司的表現較差，故SMB下降。同樣地，在景氣不好的時候，期間利差縮小，高淨價市值比公司的股票報酬較低，故HML縮小。

在本篇文章中我們希望能建構一個以NDF貨幣為主的利差交易最適交易策略，並將以往使UIP無法成立的各種因素利用羅吉斯迴歸模型及線性迴歸模型融合成一個平倉指標，用以適時地結清部位甚至反向操作，並審視各種變數進入平倉指標對於報酬的預測能力，以期此交易策略能夠達到更高的報酬表現。 而實證結果顯示反映資本控制程度的受拋補利差(Covered Interest Differential)與市場流動性風險指標之一的泰德價差(TED Spread)能有效捕捉重大虧損的發生，投資組合利差(Carry)對於報酬也有顯著影響但程度不如受拋補利差。此外也發現使用多頭策略(Long-Netural)相對於多空策略(Long-Short)能到更高的夏普值，而利用所選變數在每周針對逐一貨幣篩選也會比單純判斷每周是否進行利差交易得到更好的夏普值。

本文引用Petkova(2006)所制定出來的模型及概念，探討Fama-French因子是否能作為投資機會的預測變數，並分析台灣股票市場風險溢酬(risk premium)與總體經濟變數間的關係。本文使用的總體經濟變數包括：規模效果因子(SMB)、淨值市價比效果因子(HML)、市場因子(market factor)、違約利差(default spread)、期限利差(term spread)、一個月期定存利率(RF)及股利收益率(dividend yield)。除此之外，本文亦以VAR系統表達每個狀態變數的動態特徵，討論公司治理因子與總體經濟變數(macroeconomic variables)間的關聯，並比較總體經濟變數與公司治理因子分別對股票超額報酬的解釋能力。 本研究以台灣股票市場為研究樣本，資料期間為2005年11月至2014年4月，共102個月的月報酬為研究主體。實證結果可發現：（1)本研究的價值型的股票(value stock)具有較高的風險溢酬，成長型股票(Growth stock)擁有較低的風險溢酬；而台灣上市公司也存在顯著規模效果，小市值公司具有較高的風險溢酬，大市值公司擁有較低的風險溢酬。（2)在大市值的分類下，期限利差(term spread)與淨值市價比因子(HML)呈現正向變動。在小市值的分類下，期限利差(term spread)與淨值市價比因子(HML)呈現反向變動；違約利差(default spread)則與規模效果因子(SMB)呈現正向變動。 / We use the model and concept that Petkova(2006) formulated to discuss if Fama-French factors can be the predictable variables of investment opportunity and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premium an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on Taiwan stock market. There are many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in the article：Size factor(SMB)、book-to-market factor(HML)、market factor、default spread、term spread、one-month deposit interest rate and dividend yield. We capture the dynamic characters of every variables through VAR system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French-French factors an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Furthermore, we compa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B and default spread, HML and term spread through the first step of Fama-MacBeth way. We can make two important conclusions through empirical evidence：(1) The risk premium is higher in value stocks than in growth stock, which means there is prominent book-to-market effect on Taiwan stock market. Moreover, the risk premium is higher in small firms than in large firms, which means there is magnificent size effect on Taiwan stock market.（2) The behavior that default spread has is the same as SMB factor in any book-to-market ratio criteria. However, the behavior that term spread has is the same as HML factor only in big capitalization criteria.

了解影響匯率報酬的因素不論在交易、避險或是投機方面，皆是非常備受關注的議題。本文研究目的是為探討同時運用市場超額報酬、利差交易和動能策略是否更能解釋外匯市場的超額報酬，即表示在實證分析上應用三因子模型有更佳的解釋力。 而本文中使用OLS迴歸及 Fama-Macbeth 兩步驟橫斷面迴歸分析，結果發現皆顯示相較於 Lustig, Roussanov, and Verdelhan (2011) 論文裡的兩因子模型，加入動能策略因子形成的三因子模型在未包含交易成本及考慮交易成本的情況下皆應該是較適切的模型。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為驗證三種長短期利差模型：當地長短期利差、美國長短期利差及同時考量兩者，預測股票市場空頭發生之有效性；以及依這些模型進行擇時投資策略模擬，看是否能為投資人帶來比買入持有策略更好的報酬率，以下即為本研究實證結果所獲之結論： 1.當地長短期利差對於當地股票市場空頭發生多不具顯著的預測能力。 除了在已開發國家中的加拿大，樣本點內實證、樣本點外模與 Hendriksson-Merton擇時有效性檢定的結果都一致說明該國當地長短期 利差對於股市空頭發生具有顯著的預測能力外，其他國家皆不能顯示當 地長短期利差具有有用的擇時資訊。這個現象不論對當地投資人或是台 灣投資人而言，結論沒有不同。 2.美國長短期利差對於當地股票市場空頭發生多具顯著的預測能力。 以當地投資人的觀點，美國長短期利差作為擇時指標之模擬，除了在剛 剛提到已開發國家的加拿大、開發中國家的馬來西亞以外，在其他研究 標的的國家中表現往往超越其他兩種利差擇時策略並打敗買入持有策略 ，且在大多數國家也具統計上之擇時有效性。這些結果和過去學者所作 的實證顯示美國股票市場領先其他國外股票市場相符合。然而以台灣投 資人的角度而言，美國長短期利差對於預測開發中國家股市空頭的成效 則不甚理想。 3.同時考量當地及美國的利差資訊，並不能有效增進對股市空頭之預測。 這個結果不論是依當地投資人角度或是台灣投資人角度結論皆相同，在 樣本點外的模擬中，同時考慮兩種利差資訊，在大多數的國家往往僅能 比單獨使用美國長短期差指標多增加一些報酬，這個現象隱含了當地長 短期利差鮮少具有比美國長短期利差更多的資訊。

本研究探討國際投資人是否能夠藉由總體經濟指標、泰勒法則、以及匯率資料，捕捉無拋補利率平價假說的成立時間，以及判斷市場多空轉換的時間點，做好相對應的利差交易投資策略來獲得持續的超額報酬。利用時序變動型馬可夫轉換模型，分析2002年9月到2013年9月，共133個月之匯率資料，將樣本區間內的超額報酬資料根據資料特性利用模型分為兩個情境，再加入總體經濟指標變數、泰勒法則、以及匯率資料分析比較情境轉換因子對利差交易之超額報酬的關係。 經過實際驗證後的結果，發現泰勒法則雖然在文獻中扮演捕捉總體市場趨勢的變數，但在本研究之實證結果中，與利差交易之超額報酬的關係並不明顯，推測泰勒法則的合成過程可能隱瞞或消弭原始資料之資料特性。此外，觀察樣本區間內實證測試結果，發現實質匯率之資料，在景氣繁榮的金融穩定期時，能夠扮演預警的角色，因為根據二情境時序變動型馬可夫轉換模型之情境轉移機率矩陣估計的估計結果，發現實質匯率在多頭市場的情況下對於情境轉換有顯著的影響力，因此國際投資人能夠將實質匯率作為捕捉市場反轉與否的信號，建構相對應之投資策略，將情境因子列為考量，藉由預測下一期之情境使得投資人對於投資產生擇時機會，不論是發現市場將從多頭轉空，提早出場、或是預期市場會從空頭轉多，開始布局，都有助於增加利差交易之超額報酬。

經濟預測一直是學界所非常重視的問題，舉凡失業率、消費者物價指數、貨幣供給量等等，都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預測力。而本篇研究所探討的預測指標為違約利差。這個指標自1983年被Bernanke所提出來後，諸多學者在此概念下對其定義做改造，像是商業本票與國庫券間的利率差、Baa評級債券與國庫券之利率差、高殖利率債券與國庫券之利率差都屬於違約利差的一種。而我們這篇使用twA評級六個月期債券與六個月期國庫券之利率差和六個月期商業本票與六個月期國庫券間利率差去預測經濟成長率，我們發現此預測力並不彰顯。探究其原因可能是twA評級六個月期債券與六個月期國庫券之利率差變數不只包含了與經濟活動有關的違約風險部分，還包含了流動性風險、預付風險、稅務貼水、營運系統性風險等等。而商業本票與國庫券間利率無預測力的原因可能是金融替代品的增加、投資者對市場感知不正確或國庫券供需量可能會因政策施行(非景氣相關之政策)而變動所造成。最後我們將所有台灣的預測變數的預測值做簡單平均，再算出平均平方誤差。我們發現預測能力相較於自我迴歸模型來得差，但這相比於其他單一變數預測式所估計出來的預測誤差來得穩定。本研究中未能像Stock and Watson般使用上百條式子再做加權，因此這可能會是加權平均在台灣市場的例子中，預測能力輸給自我迴歸模型的主因。

經過2008年金融海嘯影響後，台灣壽險業帳列資產價值大幅縮水，整體 壽險產業淨值下跌。加上國際會計準則 (IFRS) 及資本監理標準 (Solvency II) 之修正，具體呈現於歐洲保險子公司在台股權移轉交易，紛 紛退出台灣市場，突顯集團母公司必須遵循母國標準，必須將資產負債移轉給 相對寬鬆資本規範之本國公司。當金融產業不穩定下，監理機關採取暫行措施 可以穩定金融市場運作，對於降低金融監理標準之作法稱做監理寬容。持續低 利率環境造成過去壽險公司在1990年代高利率時期，發行之長期性過高利率保 單產生利差損問題。尤其在接下來預定實施國際會計準則第四號公報 (IFRS4) 後，壽險公司需依照「市場實際利率」提存準備金，預估整體壽險 業將至少須增提10%到15%的資本，此增資壓力龐大，利差損問題益加嚴重。 本研究主要回顧過去之保險負債評價文獻，並且引用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IASB) 針對保險合約會計之討論稿，整理IFRS 4中對於保險負債評價的部 份，IASB希望以「現時移轉價值」來衡量保險負債，其中現實移轉價值包括現 金流量、時間價值、風險邊際、服務邊際四個部份。此外，本研究將透過主成 分分析檢視台灣壽險公司的資產與負債結構，從結果可得知，在資產部分，可 以大略歸類出四種不同的投資性質；而負債部分，除了兩家外商公司以外，其 他壽險公司在各險種的經營上仍有些許差異。資產負債結構相似的公司在資產 負債管理及風險管理上較為相近，在面對利率波動及其他市場風險時，可作為 決策之借鏡。最後，在國際財務會計準則第四號公報實施後，利差損問題會益 加嚴重，本研究試著提出由政府成立「政府再保險公司」，透過風險轉換，也 許可以減緩台灣壽險公司的增資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