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經濟體系下，勞工問題與經濟發展是息息相關的，政府於民國四十五年開始施 行基本工資以來，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但國內對於基本工資對於經濟層面的效果甚 少深入探討，故本文以實證分析為重點。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約有三萬伍仟字。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研究好象與實證分析所採行的估計方法以及 本文架構。 第二章：探討我國基本工資的起源與實施的經過，自實行至今有七次的調整，期間有 逐漸縮短的跡象。其適用產業的涵蓋範圍是完全的，佔製造業的每人每月平均工資的 比例不及二分之一有偏低之現象。 第三章：為國外的最低工資的研究，介紹最低工資對於經濟體係的衡擊效果，可歸結 為三大主流：ぇ對失業、就業的效果，其研究方向已由傳統的簡單供需模型、獨買模 型、震撼效果轉變為對兩部內模型的探討，え對工資結構的影響－因有工資比較效果 存在，致使提高一般工資，ぉ對不遵循誘因的探討。 第四章：台灣的實證分析，雖然基本工資的衝擊效果是多層面的，由於資料的限制， 故只針對就業、失業與勞動參與的探討，所採用的資料為未季節調整的季資料，是以 普通最小平方法為估計過程，實證結果：對於15∼19歲與20∼24歲的女性組群來說其 就業會增加但不顯著，失業效果不明顯，對男性則勞動參與會顯著減少。 第五章：結語與建議，我國廠商對於遵循法令意願並不是很高，應配以嚴格的檢查與 處罰以達到保護勞工的目的。由於各產業的勞動品質並非齊一的，對大多數勞工來說 低基本工資並無實質意義，也許可依各產業之性質設立不同之合理基本工資以達到提 高勞工之福祉。

有關基本工資調整幅度之決策過程，在民國86年7月時，產生了重大的變革，以往之基本工資調整幅度都是由勞委會組織—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依據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率及二分之一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力指數上升率，做為每次調整基本工資的依據，然後報行政院院會核定，但自民國八十六年起，勞委會決定開放勞資團體進行協商，如協商不成最後的核定權在行政院，所以行政院可以視為勞資雙方利益團體投入其遊說支出以產生政治影響力的地方。 　　本文即考慮勞資團體在基本工責制定的協商過程中，存在著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並且進行協商和遊說的過程，當給定政府在遊說過程中的最適策略後，可以去求得勞資團體在協商過程中的最適策略，在文中採用訊號賽局理論的分析方法，最後產生一個separating equilibrium，說明勞方可以根據資方所傳送的訊號去正確的猜測到資方所擁有的私人資訊，結論為如果政府在求社會福利極大化的目標下，可以藉由勞資團體減少其投入遊說的成本而達成，因此政府應該在社會福利函數中給予資訊弱勢團體較大的權數，或是限制政府取得資訊的來源，預期將可以減少利益團體投入遊說的成本而減少社會資源的浪費。

經濟發展與財富分配一直以來是國家所面臨的兩難處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產生財富集中於特定階級的現象，所得極化產生的弊端使得歐美國家不得不採取公共政策介入工資協商。其一是制訂最低工資迫使資方給付此等數額以上之工資，其二則是以一組工資政策制度設計令勞工能以集體力量就工資與資方進行協商（或連同政府形成三方對談），此二政策皆是在避免分配問題惡化造成社會不安，同時兩者皆是試圖對市場工資進行規制，因而在效果上有重疊的部份，功能上也相互影響。最低工資政策與工資政策或分由國家與勞資雙方各別制訂，或皆在勞、資、政三方協商下形成，並沒有一固定模式出現，端視該國工業關係而異。 基本（最低）工資政策在我國則因特殊的工業關係與強勢的國家機關有著截然不同的發展。早期台灣的國家機關傾向追求經濟發展，在相對弱勢的社會團體（包含勞資雙方）之前對工資議題採嚴密控制的態度，避免工資受政治力量影響而造成台灣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利益優勢受損，因而在基本工資政策上採取謹慎調整、甚或不調整的策略。同時在工資政策上因工會的低度發展，工資協商只出現在少許產業，這使台灣的市場工資長期維持在一相當低的水準，具議價功能的工會如此發展更是因為國家機關政治動員與經濟動員策略對工會功能造成的扭曲。因而在早期台灣基本工資政策的效用不彰，團體協商也受到普遍的漠視。 然而1980年以後巨幅變遷的國際與國內政經環境迫使國家機關必須調整其在工資議題上的態度。首先在國際間來自主要出口貿易國對貿易條件的異議使得台灣不能再以低工資為其發展策略，這使得國家必須正視勞動基準與工會發展的問題；其次，後進亞洲國家與台灣在國際市場上競價的結果使得低工資產品的獲利空間日益縮小，因而台灣面臨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這使得國家機關毋需再刻意維持低市場工資的局面，反而需要制訂出較高的勞動基準迫使勞力密集產業自然淘汰或遷往海外，加速國內的產業升級；再者，國內政治民主化改變了國家-社會間的關係，蓬勃的勞工運動與變遷的政商關係使得工業關係也有了與以往不同的發展。在1988年基本工資審議辦法通過後，基本工資政策便進入了逐年審議調整的制度化階段，政府試圖將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利益與勞工分享，降低發展過程中日益惡化的分配問題。但政院通過之基本工資與審議機制議定結果往往有相當大的差異，在制訂過程間不但各方在認知上有極大的落差，對制訂結果也是爭議不斷，這使得原先欲降低分配爭議的基本工資調整反而成為另一爭議的起源。 其中經濟部門不只一次表達廢除基本工資制度的看法，但我們可發現自1988年以後政府非但沒有廢止基本工資的跡象，其還是在爭議不斷的聲浪中逐年進行調整。我們認為政府對基本工資積極調整的態度與基本工資所連動的勞保投保工資有極大的關係。由於勞工保險在1980年代中期突然出現大幅虧損，同時人口結構老化、職業工會投保者日眾等結構性問題亦難以克服，逐年調整的基本工資便成為改善政府財政危機的一大利器。不過隨著外勞引進日增，同樣受到基本工資連動的外勞工資讓雇主團體對基本工資調整極為反彈，而諸多社會保險的開辦也令勞工團體在投保薪資調整上採取抵制的態度，反映在基本工資政策上便是基本工資與其他工資脫勾及勞資自由協商的聲浪日起。 1996年政府在基本工資政策上有了重大的調整，自1997年起將原先基本工資的政策草案形成委由勞資雙方先行協商，再由政院通過基本工資調整案。基本工資決策權雖仍在行政機關之手，但政策形成卻讓勞資雙方有了更大的參與空間。不過，日後的發展卻也印證了本研究的觀察，勞資雙方在社會保險工資上有著共同利益因而達成基本工資脫勾的協議，甚至為迴避基本工資調整對外勞工資的影響，1997年的勞資談判反而形成了製造業調薪3%的協議。然而最終還是因為我國工資政策制度設計的問題，這項協議並沒有通過，而基本工資調整還是回歸至行政機關完成。 本研究發現在台灣由於國家機關自主性與工業關係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發展，使得基本工資政策呈現出了不同的面貌。80年代之前，國家強大的自主性與組織勞動者的弱勢使得國家機關能夠充分遂行政權穩定與經濟成長的目的，國家機關排除任何影響工資決定制訂因素的結果使得台灣的市場工資長期維持在一相當低的幅度，卻也使得基本工資處於長期僵化的局面。然而，隨著政治民主化與工業關係的轉變，國家機關漸需正視民間社會對社會正當性的要求，合理分配利益的呼聲也日起；同時，國際政經環境的變遷也使得低工資出口的優勢不再，甚至可能因而生成貿易失衡的問題。這些因素皆使得政府在勞動政策上做出一連串改變，反映在基本工資政策上即是基本工資政策制度化與逐年調整原則的生成。但政策形成開放民間參與使得國家機關在制訂基本工資政策上的自主性逐漸降低，勞資利益衝突的問題日漸浮現；而社會安全網絡財政危機的加劇與外籍勞工的開放引進也為基本工資調整增添新的變數，進而影響基本工資政策的發展，使得台灣基本工資政策呈現出迥異於歐美國家的面貌。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目的與範圍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二章 最低工資政策與工資政策 第一節 最低工資政策演進、概念與模式 一、工資制度之歷史演進 二、基本工資的政策概念與政策模式 第二節 發展中國家的最低工資政策與工資政策 第三章 理論架構 第一節 理論觀點--國家理論 一、社會中心觀點 二、國家中心觀點 三、Block與Offe的國家理論 第二節 研究途徑-歷史制度取向 第四章 台灣基本工資政策之形成與持續（1956-1987） 第一節 從經濟管制到經濟計畫 第二節 政策草案階段 第三節 低工資政策制度設計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基本工資政策的發展與轉變（1988-1996） 第一節 工資政策的轉變 一、勞動政策的轉變 二、工業關係 第二節 制度化的基本工資政策 一、基本工資政策轉變的背景 二、基本工資政策的制度化過程 第三節 基本工資政策的轉變 一、基本工資公式政治化 二、外勞工資之因素 三、勞保財務因素 第四節 小結 第六章 結論 參考書目

近十年來，台灣出現薪資成長停滯的現象，實質薪資更是停留在十年前的水準，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台灣薪資無法向上提升，是本研究所要討論的重點。 本文利用台灣1980年1月到2011年12月共384筆月資料，以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進行迴歸估計，找出顯著影響台灣薪資成長的因素，實證結果發現消費者物價、名目放款利率、失業率、就業人數、人力派遣業員工人數、平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站平均經常性薪資比重、基本工資、非經常性薪資以及對外投資金額對於台灣的薪資有顯著的影響。本文並根據過去的數據資料，發現進十年來因為物價上漲吃掉名目薪資上漲的幅度，使得實質薪資倒退到十年前的水準；另一方面，由於失業率對於薪資是顯著負向的影響，而自1997亞洲金融風暴開始，台灣失業率節節攀升，因此近十年來相對較高的失業率是使得薪資無法成長的重要原因。本研究結果也發現，雇主對於勞工保險的沉重負擔、實質基本工資停滯並未給予勞工實質的保障，以及名目放款利率大幅下跌、非經常性薪資及對外投資金額快速增加、人力派遣業快速成長等因素，亦是使得台灣近十年來薪資都不漲的原因。 除了針對全國的薪資影響因素做討論之外，本文也針對工業部門、製造業、服務業部門以及金融保險業的薪資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發現，消費者物價指數、失業率、平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佔平均經常性薪資比重等變數對於工業部門、製造業、服務業部門以及金融保險業的薪資都有顯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