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被強姦者態度與歸因過程研究一公正世界信念深討」主要是研究人們為何會形成 對被強姦著的偏見態度以及形成這種態度的歸因過程。研究分為二部分，第二部分以 人口統計變項，公正世界信念、女性角良刻板印象及內外控為研究變項，探討這些因 素對人們形成對被強姦者態度的影響。第二部分操弄了被強姦者的職業以及強姦是否 認職二個變項，以了解此二因素對人們將強姦事件歸因於被強姦者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不認識任何被強姦者、男性、年齡愈大、教育程度愈低、已婚、較具 公正世界信念、較具女性角色刻板印象及內控的受試者較不接受被強姦者。在被強姦 者從事較不受尊敬的職業以及不認識強姦者的情形下，人們會認為被強姦者應該負較 大的責任。

本研究目的為探索婚姻暴力被害婦女處於父權文化脈絡下，在婚姻中遭受配偶性強迫的經驗，包括理解婚暴下的受暴婦女，遭受婚姻中性強迫的成因與情境脈絡，以及婚暴下的受暴婦女，面對婚姻中性強迫的因應方式與影響。本研究不僅期望對受暴婦女的經驗有更真實的理解，以充實對台灣婚暴下的婦女遭受婚姻中性強迫傷害之本土經驗的理解，亦希望能開啟國內對婚姻中性強迫議題的關注與省思。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方法，以「深度訪談」的方式蒐集相關研究資料，探索八位受暴婦女經歷婚姻中性強迫的經驗，研究發現如下： 一.婚姻中性強迫的成因與受暴婦女經歷婚姻中性強迫的情境脈絡 本研究以受暴婦女自我對婚姻中性強迫的解釋，來探索婚姻中性強迫的成因。研究發現受暴婦女對為何發生婚姻中的性強迫有不同的解釋，如性強迫是男人天性使然、性強迫是先生控制的手段、妻子義務觀、以及床頭吵、床尾合的文化信念。另外，本研究發現父權文化與婚姻暴力脈絡下致使受暴婦女經歷不同型態的性強迫，婚姻中的強迫除了是外顯可見的暴力行為，也可能是無形的壓迫，本研究受暴婦女歷經婚姻中性強迫的處境是多重的，包括：性文化之社會範定型的性強迫、兩性性別角色權力不平等型的性強迫，以及在暴力婚姻的脈絡下之暴力威脅型的性強迫。此外，受暴婦女婚姻中性強迫不是單一事件而是婚姻存續中重複發生的傷害 二.受暴婦女面對婚姻中性強迫的因應方式與影響 本研究受暴婦使女大多使用個人取向的因應方式，少求助社會支持系統。本研究八位受暴婦女大多未將自己在婚姻中性強迫的經驗告訴別人，遑論求助正式或非正式的社會支持系統。對她們而言婚姻中的性行為是羞於啟齒、或不知能向誰說，或怕不被相信而難以啟口的。然而仍有幾位受暴婦女曾經將婚姻中性強迫經驗告訴一兩位親友，但皆未因此得到實質的協助或是反而得到負向的回饋。本研究受暴婦女使用的個人取向之因應方式包括：消極迴避、調整協商、覺察抵抗。 本研究發現婚姻中性強迫對受暴婦女造成的四種影響分別是生理、情緒、認知與性態度的影響。生理方面的影響包括身體上的多處傷害、性行為當下的痛苦、性器官發炎、撕裂傷、生殖器的重傷害以及睡眠被影響；情緒方面的影響包括感覺痛苦、無奈、無助與憤怒，以及恐懼、壓力與威脅；認知方面的影響包括羞恥與自責；對性態度的影響包括降低性愉快與性慾望，對性的聯想就是負向、壓迫與痛苦，致使婦女就算離開暴力婚姻對性仍感到恐懼或痛苦。 本研究從受暴婦女的女性經驗出發，探索她們在婚姻中遭受配偶婚姻中性強迫的經驗、因應方式與對她們的影響，並從父權文化與暴力婚姻脈絡來解構她們的經驗，期待從婚姻中性強迫不被看見、不被視為重要的社會漠視中，提出從社工間接與直接服務兩方面改善現況的反思與建議。

過去幾年，聯合國的維和任務因為不當的行為常常遭受抨擊，特別是維和人員所犯下和性有關的事件。由於聯合國對於犯罪者的懲罰並沒有發揮任何影響，而且例如零容忍政策的實施並不完全成功，所以相關決策者一直嘗試尋找其他方法來防止戰爭衝突中性剝削和性虐待的發生；其中有一種觀點認為，增加女性維和人員的人數將會對男性維和人員的行為產生正面的影響。然而，這一個觀點受到嚴厲的批判，主要是因為它依據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建構而成。本論文以2007-2016駐在賴比瑞亞的全印度女性的單位為例，旨在分析女性維和人員的增加是否有助於防止性侵害事件的發生。儘管研究結果無法充分證明女性維和人員有助於防止性暴力事件的發生，但作者主張更多的女性參與維和行動是正當的、也是一種平等權利而且不需要任何其他理由。

本論文以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早期的著作《整體與無限》(Totality and Infinity)為啟蒙探討其倫理思想所提倡的他者哲學，進而分析阿爾比《誰怕吳爾芙？》劇中的倫理關係(ethical relationship)。列氏試圖顛覆古典哲學以降的本體論霸權，並提倡他者哲學為第一哲學。論文第二章以列氏思想對於西方哲學傳統的批判為主調，揭開整體性(totality)或本體論(ontology)之暴力性。列氏反思與抨擊西方哲學淪於以自我為中心的自我學(egology)並泛稱其為本體論。本體論中對於他者的認知往往是藉由一個中立的詞來化約他者為同者。同者把他者當成一個主題或客體的展現以便理解或掌握他者；他者在此認知過程中被納入同者的整體當中，因此他者在黑格爾辯證法中被否定為「非我」；他者甚至被同化為「另一個我」；海德格式本體論獨尊存有(Being)的同時，與他者的關係被矮化為廣泛的存有關係。藉由否定、同化等手法，他者被化約為「非我」、「另一個我」以及存有的一部份，並納入同者的整體範疇當中。在《誰怕吳爾芙？》劇中同者對於他者的整體性暴力(totalizing violence)化約過程透過數個例子可一窺其究竟。第一例為同者對他者的「化約」：瑪莎所講述的拳擊故事中，瑪莎父親要求喬治與其對打，呈現出瑪莎父親欲強迫喬治接受其所定義的男子氣概形象。第二例為同者對他者的「同化」：尼克所影射的遺傳學工程願景中，人人被創造為同一模樣，透露出同者欲同化他者的野心。第三例為同者對他者的「否定」：瑪莎刻意與尼克發生性關係來激怒喬治，並否定喬治的男人尊嚴。第三章著重於尼克與蜜糖的來訪所帶來的影響，如同他者的出現般，要求喬治與瑪莎做出回應。在列氏倫理中，他者與同者的關係乃是一種「離開」(separation)的狀態。唯有在此「離開」的狀態中，他者的激進他異性(the alterity of the Other)方成可能。他者的激進他異性使他者不會落入同者的整體性暴力之中，讓他者成為絕對他者並延伸出他者的無限性。他者的臉龐(face)，或可稱為他者在這世上所留下的痕跡(trace)，向我呼喚並索求倫理責任。在此劇中，尼克與蜜糖的出現猶如他者的出現般震撼了喬治與瑪莎的幻想世界。喬治與瑪莎虛構自己生了一個兒子來滿足他們現實生活中的失望與空虛，就像列氏倫理所描述他者未出現前，同者在其所處的外在世界中找到有別於自我的物質，並賴以生存所產生的喜悅般，這虛構的孩子對喬治和瑪莎而言，是他們私密幻想世界中最大的幸福喜悅與慰藉寄託。但因瑪莎過於沉溺在自我幻想世界之中，不小心在蜜糖面前將兩人虛構的孩子說溜嘴而惹喬治生氣。虛構的孩子永遠不會變成真人，也無法擁有列氏所提出的他者的激進他異性；尼克與蜜糖的來訪猶如他者的降臨般，使得喬治與瑪莎私密幻想世界中虛構出來的孩子，一旦公開後卻成為現實生活中互相爭執的核心。在瑪莎宣稱她結婚的意義是不斷地鞭打折磨喬治時，喬治才終於領悟到瑪莎真的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輕。更重要的是，瑪莎的不貞與其背後所表現出帶有毀滅性的整體性暴力迫使喬治做出回應。瑪莎的不道德行為喚醒了喬治自身對於瑪莎的責任與使命感。基於對瑪莎深刻的愛與關懷，喬治做出殺掉心愛虛構孩子之沉痛決定。喬治的動機絕對不是為了報復瑪莎，而是以拯救瑪莎為出發點，避免她繼續墮入這極端的整體性暴力。第四章為本論文的終章；透過數個例子(尤其是瑪莎的通姦)，解析列氏所批判的本體論式整體性暴力之多重面貌，本篇論文指出喬治對瑪莎的深切關懷，恰恰實現列氏倫理思想中的他者哲學，正是一種為他人著想的哲學。 /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totalizing violence overrunning in Albee's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and a call for responsibility to and for the Other in Emmanuel Levinas's propositions of ethical relationship. In this play, the illusion of life can also be counted as an inconvenient truth, yet the playwright urges people to acknowledg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llusion and reality. George and Martha build their marriage on a life game, their imagined son. When Nick and Honey arrive, an interrelation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and illusion and reality disturbs all four characters. Martha's totalizing indulgence goes into extremes when she is lost in her fantasy world gradually and commits adultery deliberately. Sensing the seriousness of Martha's situation, George finally wakes up from his own illusion and decides to kill the imagined son for Martha's sake. It is an act of profound love and care that George dispels the illusion in his and Martha's marriage life. Chapter Two examines different forms of ontology, which is embodied by the three major philosophical systems: I and not-I in the Hegelian dialectic, ego and alter ego, and the Heideggerian primacy of Being and then demonstrates various examples of the totalizing violence through the reduction of Martha's father, the symbolic assimilation of Nick, and, particularly, the destructive negation of Martha. Committing adultery is an extreme manner to claim one’s power. George's reaction to Martha's ethical transgression is crucial. Chapter Three explores one's responsibility to and for the Other in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other and argues that George’s decision of killing the imagined son reflects Levinas's ethical concern. Recognizing his own alienation from society and deciding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to help Martha eliminate her internalized ontological violence, George fully represents Levinas's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 to and for the Other. A dialogue of Albee's dramatic text and Levinas's proposition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other on a genuine basis. Through their works about violence and compassion, both Albee and Levinas have high concern for the 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