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英國的海上霸權幾乎統治全球四分之三個地區的殖民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意圖統治歐洲的陸權思想，日本侵略中國大陸的行為與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資源掠奪，主要原因是政治領袖受到地緣政治理論的影響，導致發動殘酷的戰爭。隨著航空時代的來臨「制空權」而不是制海權將成為一個國家力量的主要體現。葛雷在1991年波灣戰後曾說：「世界已見證了一場『非常戰爭』（hyper-war）的新型式作戰，空中武力已躍居於支配地位。」 「戰略」乃兵力的威脅或實際運用以獲致戰爭的政治目的。軍事武力與戰爭息息相關，最終的目的是達成政治目標。即便是海島型國家對戰略的本質也難以跳脫這個範疇。李德哈達認為戰略問題乃是手段與目標的問題，戰略效益的觀念提供了一個共同的標準，用以衡量在各種不同的地理環境中作戰的軍種對國家安全所能作出的貢獻。而「戰略思維」是決策者從戰略層面考量客觀事務的思維形式，是思維主體依據戰略諸要素而形成的戰略思想、戰略方針和戰略決策而進行的觀念動態；它強調軍事領域的運用。由於空軍戰略作戰與用兵指導並無「後發制人」的意涵，空軍建軍構想與戰略指導主張「攻防兼備」，與現階段「守勢戰略」構想脫節。戰略思維理念脫離不了地緣因素，台灣應該朝向海島地形國家的地緣特性方向思考，以選擇最佳的戰略與武力發展方向。戰略思維理論分析大致脫離不了決策者對戰爭的認知與預防？是否會造成衝突（衝突發生如何因應）？ 危機將會產生（當衝突無法解決時）！戰爭可能發生（危機無法解決時）！最後決策者下達決策指導（軍事戰略指導）等系列式理論連貫均直接考驗決策者的決心下達。論述「決定性武器」意味該武器的運用對某些戰役或戰爭具有決定性作用，空中武力決定了1991年波灣戰爭及1999年科索沃戰爭的結果乃是不變的史證，但並非意味如果沒有空中武力其結果將令人存疑！根據以上觀點，某一特定「關鍵戰力」在戰略上較為適合用以處理某一衝突，各種事件發生均可能有一種特定力量（最可能為軍事力量）最適宜作為處理該事件的工具。因此，決策者對於海島型國家戰略思維的導向，必須認清聯合作戰概念為先，軍種的戰略效應值得重視，各軍種在某一戰爭中所具有的獨特角色與效能，如此才能獲得中華民國空軍戰略在未來台海戰爭或衝突中戰略發展的定位與目標。 杭亭頓認為防衛式嚇阻（deterrence by defense）的構想具有報復的效能，防衛性嚇阻關鍵在強調報復能力與決心，戰略必須付諸行動（執行），構想才能實現，否則只是空想。現階段「有效嚇阻」與「防衛固守」構想中，嚇阻是預防戰爭發生或維持現狀的理論，防衛是在嚇阻無效後所發生的行為選擇。因此理論上戰略選擇應該以「有效嚇阻」先於「防衛固守」，換句話說國防投資與兵力結構發展應以「嚇阻」為主，「防衛」為輔的戰略指導方針，才能結合構想。發展中、長程巡弋飛彈或彈道飛彈，並建立一支隱匿性高與打擊力強的部隊等作法，增加防衛及打擊縱深，可提高「嚇阻」可信度。在台灣戰略能力不足情況下，採取「防衛」為核心，擴張「嚇阻」效果（攻防兼備）的戰略思維，較能因應台海情勢發展，符合國家安全需求。戰爭發生前選擇建構防衛性嚇阻武力為先，戰爭發生時其決勝關鍵重點在於「聯合制空、聯合制海」，防衛固守以聯合地面作戰為指導，以符合國防報告書所提「重點式發展」的建軍精神。 SWOT分析理論分析程序可從戰略環境評估（包括地緣環境因素） 經敵我能力研析 形成建軍構想及軍事戰略構想 提出戰略指導 完成軍事戰略計量化 最後產出合理戰略資源需求。運用戰略評估模式的主要目的是針對海島型國家台灣，從整體戰略環境及可能的威脅作為評估起點，考量國家科技與資源能力，以及友邦支持可能性等內、外因素，透過風險評估，規劃出合理兵力結構（包括武器裝備獲得，備選、計畫、及可用兵力，資源分配）。 波灣戰空中攻擊所展現出的作戰模式，足以顯示海、空聯合攻擊的戰略行動將成為未來戰爭中的主流，空中攻擊的戰略效果較以往更為驚人，空軍戰略的發展導向聯合作戰型態，地面作戰時間大幅縮短。空中武力在「沙漠風暴」中所代表的是戰略效應，空中武力乃是美國空軍當前的思想主流，認為所有的空中設施均應整合為具有某整戰略涵義的一種軍事工具，手段與結果的關聯性應作為空中武力發展與運用的計畫作業指導。從1997年至2001年空軍軍事投資維持在約10%的配比觀察，空軍依據「宜攻不宜守」的戰略運用原則，確無法實現兵力整建目標，使空軍出現建構防衛性嚇阻戰力的困難窘境。軍事戰略計畫制定的「守勢防衛」構想，是積極的防禦作為，具備「攻守兼備」的戰略意函。對於海島型國家地理特性而言，空軍建立「攻守兼備」的兵力結構（包括建軍構想、兵力整建及備戰計畫）具有先天的合理性條件。 迄2001年時台灣三軍總兵力佔全國總人口比例為1.65%，高於海島型國家的美國（0.85%）、英國（0.54%）、及日本（0.2%），顯示台灣兵員總額比例偏高。如果從空軍佔兵力總數比例言，美國佔27.3%，英國為29.87%，日本是18.47%（2002年日本為18.6%），而台灣空軍卻僅佔總兵力14.53%為最低。英國三軍總員額比例依序約為3：1：1.5，日本為3.5：1：1，台灣2001年三軍兵力計38萬人，陸海空三軍總員額比例約為：4：1：1，空軍員額比例明顯過低。1991年至2001年十年間國防預算三區分比較發現，軍事投資比例降幅50%，作業維持費方面保持約20%穩定比例，人員維持費所佔比例逐年增加，十年間增加約16%的成長率，均已超過先進國家所佔比例，顯示國軍在兵力結構、國防預算支用配比方向有檢討的必要。根據世界先進國家國防支出結構分析，其中軍事投資經費佔40-50%，作業維持費佔20-30%，人員維持費佔20%左右。 塑造、回應、與準備乃是一個國家針對某種作戰場景，因應未來戰場需求，從預防到作戰過程階段所必須面臨的戰略抉擇。「戰略環境」除地理環境受空間限制不易改變，其他因素隨內、外在環境與時間產生相對性之變化。地緣政治因素對決策者的戰略思維導向具有絕對的影響力，決策者可運用地緣政治的外在影響力改變台海的戰略環境。「決戰境外」應該探討國軍擁有那些高科技能力、武器裝備質量的優勢、高素質的兵力、三軍聯合作戰能力、足夠的國防預算與組織結構等優勢條件，始能發揮「精準縱深打擊、提升早期與警、爭取資訊優勢」，以及支持「決戰境外」的構想？台灣面臨政治上無法主動採取攻勢作戰的限制，對於建構反制防衛性嚇阻武力方面，以具備早期偵蒐、遠距、精準、縱深、匿蹤型嚇阻武器為發展目標，如巡弋飛彈、彈道飛彈、反輻射飛彈、彈道飛彈防衛系統、發展電磁脈衝彈及反制核爆電磁脈衝非軍事武力、發展防衛性定向能制空武器等，以具備改變敵我優劣戰略態勢之能力而整備。 有關空軍戰略發展新思維方面筆者認為應從改變戰略態勢、改變戰略環境、調整軍事戰略構想、建立正確的「攻擊與防禦」概念、建構海、空軍嚇阻力量、傳統防衛性嚇阻武力建構、空軍兵力規劃構想與空軍數量化規劃模式等方向著手，如此才能推論出合理的空軍戰略發展導向，以支持軍事戰略並結合國家安全目標。以上相關戰略新思維的觀點可提供決策者對於如何發展空軍戰略？以煥然一新的面貌呈現。 筆者認為美國無意派遣兵力直接介入台海衝突，僅止於採取間接性的防止衝突擴大，保持台海海空航行自由，或提供軍事武器協助台灣，布希對介入台海戰爭的走向傾向於『選擇性軍事介入海外衝突』的可能性較大。國際間介入台海軍事衝突的態度原則採取自衛是手段，不過仍將受到美國若干程度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