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1999年李前總統發表「兩國論」後，中共連續對台發動登陸作戰以及空中打擊和導彈試射演習，兩岸關係陷入了低潮，1民進黨執政後陳總統於2002年發表「一邊一國論」及近日提出的公投議題使兩岸關係更形緊張。顯示出「台灣問題」是兩岸潛在的軍事衝突導因，中共近年來所進行的軍事力量現代化，姑且不論「中國威脅論」是否有其真實性，其已嚴重威脅台灣生存卻是不爭的事實，儘管台灣追求「和平」的普世價值不變，但是只要中共不放棄武力犯台，台灣就必須要有預防中共不理性引發戰爭的準備，在軍事戰略上必須有一合理可行的因應策略，避免建軍目標方向錯誤，而影響嚇阻武力之建構。 中共自推動改革開放以來，全力發展經濟，期待的是富強可期的未來，不會傾向發動戰爭。所以兩岸採取的相互嚇阻戰略有其積極面向，台灣目前面對武力強大的中共，必須從「全方位安全」的角度構思一些嚇阻的「衍生性」概念，並藉由理論的探討尋找對我適宜之戰略，構建具有最低嚇阻之能力，如此才能有效嚇阻中共貿然對臺動武，這是研究本文的主要動機。 二、研究目的 探討嚇阻戰略的目的，正是要運用「如果想要和平，就得準備戰爭」的策略本質，去避免戰爭的發生，嚇阻並非是戰爭戰略，而是一種和平戰略，是要設法使對手明瞭侵略在一切選擇中是最不智的選項，從心理上來約束對方，使被嚇阻者感到得不償失，遂能阻止侵略，避免戰爭。 兩岸均企求和平，但彼此缺乏互信，主權爭議又各有堅持，毫不妥協，所以兩岸間嚇阻戰略的運用，乃成為必然的選擇，而從另一角度來看，嚇阻也可能導致兩岸關係緊張，台灣基於國家之安全，應積極籌建可恃的國防武力，迫敵面臨「傷亡很慘重」、「代價很大」之抉擇，而不敢輕起戰端。 為了避免中共認知此一代價的程度可預期的或嚴重性是可以承受的，以及達到「有效嚇阻」的目的，我國國防建構「攻勢防禦」(offensive defense)可說是我國面臨台海立即性危機不可忽視的策略之一。為了國家的安全我們有必要去探討未來可能面對的戰爭，仔細的檢視我們所處的環境，用理性的態度思考未來我們真正需要的價值、戰略方向，以審慎的態度面對中共對我之文攻武嚇，如此才能以正確的戰略，確保台灣免於戰爭的威脅。 中華民國「有效嚇阻」軍事安全政策與國際安全研究領域中的「嚇阻理論」似乎有許多理論與實際相互矛盾的疑點，雖然過去的實證經驗顯示國際關係的理論不必然能夠解決現世的困難，但是透過理論邏輯思維程序與科學分析方法，可以釐清觀念上的偏差，檢驗政策的可行性與預期的效果。 作者進入政大國際事務專班前，曾服務於國防部作戰及計劃部門，有機會接觸到國軍建軍備戰工作，了解到建軍備戰工作之艱辛及責任之重大，我國目前面對國力強大的敵人其為了統一，對我之文攻武嚇從未間斷，對岸四百多枚導彈對著台灣，欲藉由軍事及非軍事威懾戰略逼迫台灣接受統一，然兩岸分治50多年彼此觀念及價值觀皆不同，中共無法以強硬態度強迫台灣人民接受中共統治，在此對立情況下我必須有靈活的戰略及足夠力量讓中共不敢輕啟戰端，有效嚇阻中共武力犯台，確保台灣和平穩定。有鑑於此，本論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三：（一）嚴謹地闡釋「嚇阻」在理論上的真義、功用與價值，進而探討其手段之運用（二）釐清「嚇阻」與「防衛」在理論上的差異（三）對兩岸「嚇阻戰略」運用做一分析比較，了解我國現行之防衛嚇阻戰略理論與實際運用間之差異，並據此提出建議，以供國防戰略擬定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冷戰期間國際間嚇阻理論以核武為核心，但於兩次波灣戰爭後西方學者漸漸質疑此觀點，試圖以傳統戰爭架構，重新界定嚇阻理論，2我國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以及政府不發展「核武」的政策宣示下，台灣之「有效嚇阻」軍事戰略，將排除使用核武嚇阻，本文僅針對傳統武力嚇阻做一探討。 目前中共軍事武力優於我方，而我在戰力居劣勢且戰略縱深短之情勢下極不適合採戰略持久，是故本文略過戰到最後一兵一卒的「防衛固守」，在現有的戰略環境下，如何藉由台灣推行民主及經濟的成就，從全方位的角度構思一些以小博大的嚇阻概念，構建有效嚇阻之戰略，讓中共不敢輕起戰端貿然對臺動武。 友盟介入台海戰爭具高度之不確定性且影響因素變化莫徹，我雖不宜過分依賴與期待，但綜觀目前之國際情勢，台灣問題國際化，藉由友盟協助仍為提升嚇阻中共犯台可信度之重要因素，亦為我必需深入探討之重要議題。 本篇論文主要是鑑於兩岸間的血脈相連，在未來發展中，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大家都不希望兩岸間有戰爭發生。希望藉由對兩岸嚇阻戰略觀之比較，獲得新的建軍思維，去構建能有效嚇阻中共輕啟戰端的防衛戰力，以確保兩岸之和平。 二、研究限制 限於作者個人過去的專業及求學背景，在本篇論文的寫作上預期會有以下之限制： 　（一）、軍事戰略涉及國防事務，中華民國國防安全在台海情勢的特殊環境下有著高度的保密性，故作者僅從已公開之部份或由公佈於具公信力之中外文獻、書籍中獲取所需資料，在理論與實際中將出現必要的誤差。 　（二）、作者的求學背景在基礎教育上屬不同科系，因此在理論基礎、哲學根基、邏輯概念上均屬不同領域，對事務觀察的角度與認知可能受主觀影響而有所偏頗，惟作者將隨時自我提醒，力求維持中立客觀的價值標準，俾作一正確而有效之研究分析。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研究途徑與方法是探求事實的重要工具，亦是指導研究者蒐集與分析資料，再進一步對主題進行構思與鋪陳，以收提綱挈領、事半功倍之效。本研究最主要是採取歷史及戰略研究途徑，運用嚇阻概念建立研究架構，闡明嚇阻理論的實質內涵，做為與我現況論證之基礎，經由政策取向之科學分析研究，就我之能力與條件逐一分析，檢驗現行戰略邏輯矛盾處。並採比較研究法，將兩岸嚇阻戰略之不同點透過理論邏輯思維程序分析，交互驗證理論可行性，以便從文中突顯出「嚇阻戰略」之理論重點與重要因素，再將歸納之因素，用來驗證臺灣的國防戰略設計與建構，以釐清現況與理論間之落差，對未來國防戰略發展方向，適切提出建設性之建議。 戰略研究就是從現實客觀的角度，分析政策取向，特別注重功能實用性。研究的途徑依循，如何發現問題？問題的性質為何？與問題有關的因素有哪些？從諸多因素中發現問題的關鍵因素何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有哪些？分析比較求得最佳行動方案。本文以此思維邏輯，加上理論基礎，再從現實能力探討嚇阻戰略功能，期望能提供爾後軍事戰略制訂之參考。 戰略研究在研究方法與研究目的上，都與經濟研究相類似，所講求的是成本效益概念，都是企圖以最少的資源獲致最大的效果。然而政治學者往往從另一個角度看待戰略問題，他們所重視的是決策的時機與成功的機會，經濟資源消耗的多寡反倒是次要問題，本論文的研究途徑，主要是循政策取向之科學分析研究。首先闡明「嚇阻理論」的實質內涵，作為論證的基礎。再以現實主義的觀點，對中華民國的戰略環境與安全政策，就實際能力與條件，進行客觀的科學分析與研究，希望對嚇阻戰力之建構有所助益。 一、戰略研究途徑（strategic approach） 　　研究途徑係指學者在研究政治問題時，所採用的基本觀念、模式與方法。而戰略研究途徑所發展的理論，是一種政策科學的理論形式，強調明智抉擇與解決社會需求的行動路線，而非僅限於了解。對於此類理論的運用著重在其基本的概念與理論法則的推理，並從事機率分析來產生可供選擇的行動指導。本研究將經由嚇阻理論之分析，並對中共對台之威脅戰略及我對嚇阻戰略認知提出評析，以做為構建有效嚇阻戰力之參酌。 為了對「嚇阻戰略」有較清晰的了解，主要思維模式採取了經濟學中「利潤概念」，作為本文的主要依據。投資行為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不確定性」是一種無法衡量的未知狀況，若是對情況不確定有了一些掌握，至少有了一種已知的發生機率，則它就只能稱之為「風險」(risk)，將「風險」與「不確定性」做一區分以瞭解利潤的來源，有助於進行討論的考慮依據。 在嚇阻的概念中，「得不償失」是整個環節機制的關鍵，「得」便是「報酬」，是侵略者欲行動之目標價值，「失」就是「成本」，是侵略者對行動後的代價估算，若嚇阻的威脅不被對方認知，侵略者就只把它視為「不確定性」，若侵略者無利潤可圖，便不會發生侵略行為。 「嚇阻」的核心就在「得不償失」的觀念，也就是必須在侵略者行動尚未付諸行動前，影響其成本效益的評估成為負值，發現軍事冒動的結果不但無利可圖，甚至在會產生虧損的預期下而放棄行動。本論文強調侵略者估計的「成本」與「風險」，來提供嚇阻威脅的著力點。並且考慮到「嚇阻」是一種互動行為，所以同時也藉此彼此間互動的思考來探討威脅適當與否的問題。其次，由於「不確定性」的存在，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侵略者對「不確定性」的看法，以及其決策者的偏好或者是行動取向。最後，經過這些評估後，也對本身的目標做一番成本效益評估，以期尋出最適當的方式，來建立更經濟、更有效率的「嚇阻實力」，但因為這些價值彼此間的衡量難以量化，所以文中探討焦點集中於條件許可下能做的最大努力。 二、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 approach) 　　此一途徑是從個別歷史事實的因果關聯，去「重建過去」（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的一種工作；其目的係在描述歷史事實，並指出某一特定時空發生的歷史事實之前因和後果。3換言之，此一途徑係指某一問題發生及演變沿革具有長時間性（longitudinal）研究的性質，藉分析與該問題有關的既存資料，歸納出可供解釋與預測的理論。欲解釋某一現象的因果及未來發展趨勢，均可運用此一研究途徑。本文由嚇阻概念與嚇阻理論發展的歷史背景中，歸納整理各家學說之差異，並將兩岸嚇阻之認知與運用加以比較分析，探討在不同時、空環境背景的適切性，藉以檢證理論的可行性。 三、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是一種重視比較的研究方法，在軍事研究的領域中常將敵對雙方的軍事事務、戰爭決策、戰略思維之運用做一比較，兩岸因國力之差異，對嚇阻戰略的認知與運用有其不同點，希藉由本文之歸納、分析、比較獲得兩者之間的差異及對我方可能造成的影響，再援引做為借鏡，以為戰略擬定之建議與參考。 第四節　文獻探討 「嚇阻理論」係國際關係學者，研究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中重要的一個理論，嚇阻研究的範疇至為廣泛，由純軍事武力之相對嚇阻，擴展至非軍事武力之嚇阻，舉凡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與社會互動，無不構成影響對手決策的要素。 自1950年代初期起因緣於兩極核子對立的戰略情勢嚇阻研究蔚為風潮，更深化了嚇阻研究價值與影響層面。4在歐洲國際政治中盛行的權力平衡是嚇阻概念的具體實踐，而軍力展現、締約結盟等行為皆具有嚇阻的義意，5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嚇阻才被廣泛使用，並引用經濟學中理性抉擇的概念，將「風險」與「不確定性」及利潤，做為探討「嚇阻」的考慮依據，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提出「大舉報復」是最早的核子嚇阻戰略，但1950年代以後「大舉報復」趨於沉寂取而代之的是「逐步嚇阻」及「彈性反應」，從廣義的國際關係角度來看，由於嚇阻理論的研究著重於探討戰爭的對立性及其衍生的風險，於是將此一主題轉化成實際的戰略運用，從而降低戰爭威脅，也就符合國際關係之「戰爭」與「和平」研究，「嚇阻理論」自然成為此一學門必備之理論基礎。其次，受1960年代盛行的學門交織所影響，加上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的適時引介，對嚇阻理論與實際的研究，產生相當直接的衝擊，隨後大行其道的囚犯困境（prisoners’dilemma）與理性決策(rational choice)，遂成為分析及解釋嚇阻概念與戰略選擇的新寵。由於不同學門觀點的注入與激盪，嚇阻研究遂逐步由生硬之軍事力量抗衡，開展出極富彈性變化的多元決策思考與戰略運用。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理論與實際的多面開展，並未相對地遞減軍事武力的角色和使用價值，而是緣於嚇阻手段運用的多樣化，相對增大了軍事力量使用的彈性空間，擴張了決策與手段相互呼應的效果。 傳統嚇阻所能發揮的效果不若核子嚇阻，其根本原因為傳統武器的殺傷力有限，在嚇阻理論「報復」核心上難以發揮立即有效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否定傳統武力的嚇阻效果，如缺乏有力的報復手段時，自然降低了傳統武力嚇阻的可信度與實證能力。為使傳統武力嚇阻有效，必須提昇報復的能力。美國前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於波灣戰後指出：「現代戰爭雖無需使用核子武器，確仍然可以藉由高科技武器與資訊處理系統的成功配合，展現極為可信的嚇阻能力。在科索沃及兩次波斯灣戰爭中，再次獲得證明傳統武力已朝向精確性、機動性與火力強大效能發展，尤其在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下，高科技武器裝備通常意指精準武器，傳統武力的嚇阻功能相對的也就大為提昇，基本上傳統嚇阻缺乏大規模報復的可信度，然而並不表示傳統嚇阻就完全沒有機會。嚇阻的功效不是絕對值的問題，而是機率與可靠度的問題，以防止戰爭的出發點，應該盡最大的努力使嚇阻的可靠度提高，才是積極而正確的做法」。6 中共在領土主權上仍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兩岸在政治上一直無法進行建設性的溝通、協商、妥協，互信機制無法建立，由此可能引發潛藏的軍事衝突，此種衝突若不善加處理解決，極可能升高為危機及戰爭，不可不慎，故本文從嚇阻戰略的本質與運作加以深入了解，並對「防禦性嚇阻」、「傳統武力嚇阻」之探討，希望能理出一個較佳的途徑，以做為構建有效嚇阻戰力決策之參酌。 一、嚇阻理論的探討 我們知道每一種理論，都有其時代背景，也因此，極容易受既有框架的限制而難以跳脫思維領域。「嚇阻理論」是冷戰時期核武戰略最引入注目的政策運用，而嚇阻戰略的目的，是要運用如果想要和平，就得準備戰爭的策略本質，依循一個行為者建立其能力去防止對手從事其所不願的、或對其利益有傷害的行為這樣的概念，去避免危機或戰爭的發生。 嚇阻是人類社會中早已存在的一種古老的觀念，它是一種特殊模式的社會行為，既非核子時代所獨有，也不一定要與核子武器發生關係。嚇阻在國際衝突領域中扮演著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重要手段，在引爆衝突之前嚇阻即成為武力行為前之戰略手段，嚇阻是屬於和平模式，僅憑威脅以達到目的，所產生的是心理效果，只要敵方並未行動、嚇阻就算是已經成功，但嚇阻是防禦的、消極的、被動的，積極性不夠，最多只能維持現狀，並不能開創新局，若要進一步發揮嚇阻之效益，就必須要深入暸解其定義及相關理論，並靈活運用不對稱戰之思維去構建國防戰力，提升報復能力，方可延伸嚇阻之效果及增加可信度。 西方對「嚇阻」的定義最常被引述的是柯林斯（John M. Collins）與季辛吉的「嚇阻」概念，柯林斯認為：「非戰爭戰略，它是一種和平戰略，其設計旨在設法使對方明暸，侵略是在所有一切的選擇中，最不具吸引力的。嚇阻並非使敵人受到物質上的約束，而是從心理上來約束對方，設若侵略者預料所冒的危險低於所可能獲得的利益時，國際衝突就會發生」7。從一個國家準備抵抗侵略來看，其所具最有利條件的戰略，莫過於以最少的代價而能達到目標。他又說：「嚇阻不但是由物質方面的關係所產生的，也是由心理方面的關係所產生的」。8 由這些概念中我們可以知道，嚇阻之目的就是要造成安定，嚇阻僅是企圖從心理上來約束對方避免戰爭發生，即一種平衡狀況而足以鼓勵對方在面臨戰爭可能性時採取慎重的態度。是故，只要敵方不採取行動，嚇阻的目的就已經達成，可見嚇阻並沒有包含屈服敵方的意圖。所以兩岸之對立雖然在政治議題上仍無法解決，但追求和平避免戰爭應是雙方的目標，兩岸能和平共處，維持和平的環境避開戰爭，應該才是全民的共同利益與冀望。 二、對「防衛性嚇阻」之探討 當台灣將「有效嚇阻」作為軍事戰略前提時，在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以及政府不發展「核武」的政策宣示下，須從有效嚇阻的意涵，探討傳統武力、防衛作戰與全民國防間合理的對應關係，俾能獲一合理可行的軍事戰略，避免因邏輯思考的謬誤，而產生空洞的目標，誤導我兵力設計與建構必要嚇阻武力的方向。 戰略學者史耐德(G1enn H. Snyder)在其所著「嚇阻與防衛」（deterrence and defense）一書中指出：「『防衛』是以保障國土、阻擋敵人入侵，降低或避免造成傷害為主，『嚇阻』是以影響敵人心理意志為主要目標，運用威脅與利誘各種手段，以阻遏敵人從事任何改變現狀的意圖」。「防衛」通常是劣勢者的選項，固然在與敵周旋抗爭之際能保存有生戰力，復以巧妙之戰略戰術運用擊敗或擊滅入侵敵軍而獲得勝利，但本質上終究屬於消極生硬缺少轉折的軍力對抗。「嚇阻」既可以是積極且充滿詭詐懸疑的鬥智行為，亦可以是黔驢技窮後無情的鬥力及報復。在於事前窺悉對手特點與弱點，從而擴大並深化其弱點造成疑懼，必要時甚至不惜犧牲自身若干利益，善意式地酬庸對手的自制，以達成誘使對手放棄其特點而致力於維持現狀的政策。9 此一觀點固然合理地解釋了報復與嚇阻的邏輯關係，增強了事前嚇阻的功效，但是理則上，報復屬於事後的行為，而被嚇阻者的信服與否屬於前段邏輯。嚇阻的妙用並非侷限於軍事力量上的報復而已，而是任何足以影響對手決策因素的綜合運用，其目的仍在對敵產生心理衝擊，從而影響其決策。 故「防衛」是一種純粹軍事行為，係基於本身國力的侷限、外在環境的壓力，從國家決定採行之國防安全戰略及建軍發展方向與兵力整建，均以達成保障國土與自身防衛安全為目標。10至於「嚇阻」則是揉合軍事與非軍事能力的綜合表現。嚇阻者的角色通常十分積極活躍，尤其在對手軍力顯著優勢企圖不明時，種種足以困擾影響對手決策的舉措，將竭盡所能的展現，不僅威脅利誘、軟硬兼施，手段上也常是多管道明暗同時進行。縱然是對手意圖已明，甚至已然出現若干舉動，但在完全付諸侵略行動前，仍須百般勸阻。由於嚇阻本意在於預防戰端發生，一但對手發動戰爭，無論事後報復多麼慘烈無情，嚇阻的預防功效與精神己然喪失，然而從現實層面來看，國家安全的重點必然因應嚇阻無效而快速轉移，採取報復或防衛。 懲罰性報復可以是大規模的，也可以是有限度的。一方面須視自身能力所及，另一方面須視敵人入侵程度而定。報復行為若傷及無辜百姓，特別是使用核子武器時，不僅有違國際性約定及國際法，也是一種無可寬恕的野蠻行為，普為世人所厭惡。因此，杭廷頓(Sameul P.Huntington)以歐洲的安全戰略建構為例，強調防衛依然可以達成嚇阻，而無須施展不人道的核子報復，何況目前擁核國家泰半承諾不率先使用核武，防衛的空間因而大增。杭廷頓甚且進一步強調：「防衛式嚇阻的報復效能在於（一）快速否定敵人攻擊（二）直接攻擊侵略者具有高度價值的目標（三）有能力且有高度意志貫徹報復的決心」。11此一看法雖未完全否定史耐德(G1enn H. Snyder)所論，「防衛」與「嚇阻」是兩條無法重疊的平行線，卻提供了戰略思考上的轉折，即「防衛」與「嚇阻」是可以透過手段運用達到互補，甚至合而為一的戰略選擇。學者葛瑞（Colin S. Gray）即持肯定的態度表示：「在理論與實際運作上，嚇阻與防衛都不應視為兩個對立的概念，而是兩種相輔相成的戰略運用」。12因為從廣義的角度觀察，防衛應納為嚇阻的理論範疇之一，並在嚇阻對手無效之際，藉實際的防衛手段否定對手的侵略行為。防衛雖然無法積極地左右對手決策，但依然能夠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嚇阻效用。李寶（Richard N. Lebow）因而指出：「任何對嚇阻提出批判者，都應該公平而客觀的同意，嚇阻在適當的戰略運用與防衛條件配合下，是可以在維持本身利益之際，同時避免了戰爭的爆發」。13從上述學者觀點中可發現，將防衛置於嚇阻項下一環，從理論與實際的角度看，亦能合理地反映出嚇阻與防衛前後的邏輯對應關係。 只要中共不放棄武力犯台，台灣就必須要有預防突發狀況的能力，在軍事戰略上擬訂一可行的因應策略，並以正確邏輯思考建構實際需要的嚇阻武力。防衛性戰略在本質上雖然消極與被動，但在兵力與武器建構上，仍須針對假設敵而建立，不能病急亂投醫或欲求立竿見影，而陷入盲目且無效率的任意投資。國防戰略指導的「建軍」與「備戰」方向，在缺乏報復性武器發展現況下，所能預期產生的嚇阻效力並不大。如能以「防衛」為中心，在現有架構下，充實應戰能力，注入報復元素，使敵發動戰爭代價遠高於利益，當可獲得「嚇阻」功效，應是我國防戰略較為可行之發展方向。 故我國軍事戰略，應以「積極防衛」為主，才能以有限的國防資源，構建達成防衛目的的戰力。國家戰略，應結合整體資?

十八世紀英國的海上霸權幾乎統治全球四分之三個地區的殖民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意圖統治歐洲的陸權思想，日本侵略中國大陸的行為與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資源掠奪，主要原因是政治領袖受到地緣政治理論的影響，導致發動殘酷的戰爭。隨著航空時代的來臨「制空權」而不是制海權將成為一個國家力量的主要體現。葛雷在1991年波灣戰後曾說：「世界已見證了一場『非常戰爭』（hyper-war）的新型式作戰，空中武力已躍居於支配地位。」 「戰略」乃兵力的威脅或實際運用以獲致戰爭的政治目的。軍事武力與戰爭息息相關，最終的目的是達成政治目標。即便是海島型國家對戰略的本質也難以跳脫這個範疇。李德哈達認為戰略問題乃是手段與目標的問題，戰略效益的觀念提供了一個共同的標準，用以衡量在各種不同的地理環境中作戰的軍種對國家安全所能作出的貢獻。而「戰略思維」是決策者從戰略層面考量客觀事務的思維形式，是思維主體依據戰略諸要素而形成的戰略思想、戰略方針和戰略決策而進行的觀念動態；它強調軍事領域的運用。由於空軍戰略作戰與用兵指導並無「後發制人」的意涵，空軍建軍構想與戰略指導主張「攻防兼備」，與現階段「守勢戰略」構想脫節。戰略思維理念脫離不了地緣因素，台灣應該朝向海島地形國家的地緣特性方向思考，以選擇最佳的戰略與武力發展方向。戰略思維理論分析大致脫離不了決策者對戰爭的認知與預防？是否會造成衝突（衝突發生如何因應）？ 危機將會產生（當衝突無法解決時）！戰爭可能發生（危機無法解決時）！最後決策者下達決策指導（軍事戰略指導）等系列式理論連貫均直接考驗決策者的決心下達。論述「決定性武器」意味該武器的運用對某些戰役或戰爭具有決定性作用，空中武力決定了1991年波灣戰爭及1999年科索沃戰爭的結果乃是不變的史證，但並非意味如果沒有空中武力其結果將令人存疑！根據以上觀點，某一特定「關鍵戰力」在戰略上較為適合用以處理某一衝突，各種事件發生均可能有一種特定力量（最可能為軍事力量）最適宜作為處理該事件的工具。因此，決策者對於海島型國家戰略思維的導向，必須認清聯合作戰概念為先，軍種的戰略效應值得重視，各軍種在某一戰爭中所具有的獨特角色與效能，如此才能獲得中華民國空軍戰略在未來台海戰爭或衝突中戰略發展的定位與目標。 杭亭頓認為防衛式嚇阻（deterrence by defense）的構想具有報復的效能，防衛性嚇阻關鍵在強調報復能力與決心，戰略必須付諸行動（執行），構想才能實現，否則只是空想。現階段「有效嚇阻」與「防衛固守」構想中，嚇阻是預防戰爭發生或維持現狀的理論，防衛是在嚇阻無效後所發生的行為選擇。因此理論上戰略選擇應該以「有效嚇阻」先於「防衛固守」，換句話說國防投資與兵力結構發展應以「嚇阻」為主，「防衛」為輔的戰略指導方針，才能結合構想。發展中、長程巡弋飛彈或彈道飛彈，並建立一支隱匿性高與打擊力強的部隊等作法，增加防衛及打擊縱深，可提高「嚇阻」可信度。在台灣戰略能力不足情況下，採取「防衛」為核心，擴張「嚇阻」效果（攻防兼備）的戰略思維，較能因應台海情勢發展，符合國家安全需求。戰爭發生前選擇建構防衛性嚇阻武力為先，戰爭發生時其決勝關鍵重點在於「聯合制空、聯合制海」，防衛固守以聯合地面作戰為指導，以符合國防報告書所提「重點式發展」的建軍精神。 SWOT分析理論分析程序可從戰略環境評估（包括地緣環境因素） 經敵我能力研析 形成建軍構想及軍事戰略構想 提出戰略指導 完成軍事戰略計量化 最後產出合理戰略資源需求。運用戰略評估模式的主要目的是針對海島型國家台灣，從整體戰略環境及可能的威脅作為評估起點，考量國家科技與資源能力，以及友邦支持可能性等內、外因素，透過風險評估，規劃出合理兵力結構（包括武器裝備獲得，備選、計畫、及可用兵力，資源分配）。 波灣戰空中攻擊所展現出的作戰模式，足以顯示海、空聯合攻擊的戰略行動將成為未來戰爭中的主流，空中攻擊的戰略效果較以往更為驚人，空軍戰略的發展導向聯合作戰型態，地面作戰時間大幅縮短。空中武力在「沙漠風暴」中所代表的是戰略效應，空中武力乃是美國空軍當前的思想主流，認為所有的空中設施均應整合為具有某整戰略涵義的一種軍事工具，手段與結果的關聯性應作為空中武力發展與運用的計畫作業指導。從1997年至2001年空軍軍事投資維持在約10%的配比觀察，空軍依據「宜攻不宜守」的戰略運用原則，確無法實現兵力整建目標，使空軍出現建構防衛性嚇阻戰力的困難窘境。軍事戰略計畫制定的「守勢防衛」構想，是積極的防禦作為，具備「攻守兼備」的戰略意函。對於海島型國家地理特性而言，空軍建立「攻守兼備」的兵力結構（包括建軍構想、兵力整建及備戰計畫）具有先天的合理性條件。 迄2001年時台灣三軍總兵力佔全國總人口比例為1.65%，高於海島型國家的美國（0.85%）、英國（0.54%）、及日本（0.2%），顯示台灣兵員總額比例偏高。如果從空軍佔兵力總數比例言，美國佔27.3%，英國為29.87%，日本是18.47%（2002年日本為18.6%），而台灣空軍卻僅佔總兵力14.53%為最低。英國三軍總員額比例依序約為3：1：1.5，日本為3.5：1：1，台灣2001年三軍兵力計38萬人，陸海空三軍總員額比例約為：4：1：1，空軍員額比例明顯過低。1991年至2001年十年間國防預算三區分比較發現，軍事投資比例降幅50%，作業維持費方面保持約20%穩定比例，人員維持費所佔比例逐年增加，十年間增加約16%的成長率，均已超過先進國家所佔比例，顯示國軍在兵力結構、國防預算支用配比方向有檢討的必要。根據世界先進國家國防支出結構分析，其中軍事投資經費佔40-50%，作業維持費佔20-30%，人員維持費佔20%左右。 塑造、回應、與準備乃是一個國家針對某種作戰場景，因應未來戰場需求，從預防到作戰過程階段所必須面臨的戰略抉擇。「戰略環境」除地理環境受空間限制不易改變，其他因素隨內、外在環境與時間產生相對性之變化。地緣政治因素對決策者的戰略思維導向具有絕對的影響力，決策者可運用地緣政治的外在影響力改變台海的戰略環境。「決戰境外」應該探討國軍擁有那些高科技能力、武器裝備質量的優勢、高素質的兵力、三軍聯合作戰能力、足夠的國防預算與組織結構等優勢條件，始能發揮「精準縱深打擊、提升早期與警、爭取資訊優勢」，以及支持「決戰境外」的構想？台灣面臨政治上無法主動採取攻勢作戰的限制，對於建構反制防衛性嚇阻武力方面，以具備早期偵蒐、遠距、精準、縱深、匿蹤型嚇阻武器為發展目標，如巡弋飛彈、彈道飛彈、反輻射飛彈、彈道飛彈防衛系統、發展電磁脈衝彈及反制核爆電磁脈衝非軍事武力、發展防衛性定向能制空武器等，以具備改變敵我優劣戰略態勢之能力而整備。 有關空軍戰略發展新思維方面筆者認為應從改變戰略態勢、改變戰略環境、調整軍事戰略構想、建立正確的「攻擊與防禦」概念、建構海、空軍嚇阻力量、傳統防衛性嚇阻武力建構、空軍兵力規劃構想與空軍數量化規劃模式等方向著手，如此才能推論出合理的空軍戰略發展導向，以支持軍事戰略並結合國家安全目標。以上相關戰略新思維的觀點可提供決策者對於如何發展空軍戰略？以煥然一新的面貌呈現。 筆者認為美國無意派遣兵力直接介入台海衝突，僅止於採取間接性的防止衝突擴大，保持台海海空航行自由，或提供軍事武器協助台灣，布希對介入台海戰爭的走向傾向於『選擇性軍事介入海外衝突』的可能性較大。國際間介入台海軍事衝突的態度原則採取自衛是手段，不過仍將受到美國若干程度的影響。